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武斗关系考zt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武斗关系考

通常的提法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革中煽动了武斗，从中浑水摸鱼。我觉得这样讲太简单了，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从１９６６年８月撤销工作组到１９６８年７月工宣队进驻；而第一年武斗愈演愈烈期间，喜欢直接从红卫兵小报了解文革动态的毛泽东不可能视而不见。

1966年6月1日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后，就曾经把在学校里动手打过“黑帮”的学生打成反革命。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要求为挨整学生平反。1966年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宣布撤销工作组时，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也不要打人了。正是毛泽东的话中有“活该“二字，使得在工作组撤销后，法纪无存，大学里的武斗反而逐渐加剧。并且将武斗推向社会。

从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立场来看（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一封信中的观点），应该把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摆在首位。群众运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考虑将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样造反问题，那么利用已经发生的武斗来锻炼群众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各个单位在文革初期起来造反的群众，要打破旧秩序，自下而上的推翻本单位的党政领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一点过激行为是不可能的。“打，砸，抢“的帽子开始是”保皇派“给”造反派“戴的。运动初期全国各地被称为”保皇派“的群众组织批评”造反派“的大字报里，都少不了关于武斗的指责。当各级党委瘫痪后，武斗就主要发生在群众组织之间。

为政之道，有些事既要做也要说；有些事则不能做和不能说；有些事只能做，不可以说；当然还有些事只能说，不可以做。文化大革命中仅仅有江青在１９６７年接见河南“二七公社”时说过赞同“文攻武卫”口号，事后还做过解释；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哪个阵营的）都自始至终表示反对武斗。至少在公开场合唱高调。

文革开始的“十六条”就明文反对武斗，但“十六条”公布后，各个单位的武斗反而加剧了，为什麽？这里有个诀窍：第一，只要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之间就难免发生派别斗争，为发生武斗创造了群众基础。第二，只要在发生武斗时，借口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拒绝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就可以了，但口头上决不能给今人或后人留下话柄。

１９６８年夏天以前，一次次重申反对武斗的中央文件难以数清，每一次发文件都收效甚微；１９６７年的中央文件“六六通令“，是一个措辞空前严厉且有制止武斗措施的文件，但是却只在全国各地张贴，并不执行。１９６７年的“九五命令”仅仅对缓解大城市的武斗有作用，实际上执行打了很大折扣，没有能制止武斗向中小城市和农村蔓延。

毛泽东支持武斗的主要证据是对１９６７年８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的文件批示。“武装左派”口号最初是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钢二司”提出的，时间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这个文件把“文攻武卫”口号政策化，决定给“左派”发放武器。这是在武汉“七二０事件”的刺激下，对文革的阻力面看得过重缘故。与此相连其后发生的事情是《红旗》杂志的“抓军内一小撮”社论出台和很快被否定，以及王力，关锋的倒台。这个文件已经传达到基层，并且张贴。但此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5天。

其后的“九五命令”是人所共知的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的文件。这个文件的重大缺点是为了和前一个支持武斗的文件保持“衔接”，依然单独列出一条，继续肯定“武装左派”的口号，表示准备实施。这也证明“武装左派”口号至少两次经过毛泽东批示肯定。

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左派“获得武器后关于使用武器的规范。由谁来给群众组织确定”左派“和”右派“的封号呢？也没有说明。而且”左派“在武装夺权过程中，杀死”右派“战士，摧毁”右派“的阵地，究竟有功还是有罪？也没有说明。可以看出，制定这个政策时，其中包含视武斗为”反修演习“的成分，让群众”闹一闹“而已。中央文革肯定了“全面内战”的提法，也就是希望搞一场群众大混战。

这个决定使全国的武斗升级之迅速，令人目瞪口呆。群众组织抢军火库之风吹遍全国各地。看守库房的部队却得不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只能苦劝，实际上毫无效果。武斗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血雨腥风，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68年8月武斗基本平息以后，中央文件规定凡是参加集体武斗战场打死人者免罪；枪毙俘虏者有罪。其实,持枪武斗也遵循战争的一般规律，处决敌方密探和死硬骨干，正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规则。

以群众的生命财产搞反修防修演习，是不应该试验的。这完全是为了一个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终于人心丧尽。试验失败的证明：就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曾经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含着眼泪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群众（比如曾经是首都“红三司”的群众），其中绝大多数人为四人帮的垮台而欢欣鼓舞。想动武造反的，愿意为四人帮殉葬的，不过是上海的几个四人帮亲信而已。

同样使人惊叹的是，那时许多大城市都流入群众组织几十万枝枪，武器管理混乱，但很少听说有持枪抢劫银行和个人财物的事情发生。人们都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浩歌正气惊天地，生生死死为革命”，红卫兵小将们一心一意愿将碧血染山河，思想多么单纯！。面对如今世风日下，抢案迭起。众君子叹人心不古。现在人们企盼道德的回归。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著作很多，我至今没有看见提及“武装左派”口号的。我好生奇怪。研究历史要以事实为根据，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