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辩护兼谈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及本来面目》
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转自中华网论坛
主要内容：
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
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毛泽东与女人
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及本来面目
结语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电脑网络上照例是一阵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作者再也按捺不住积蓄多年要还毛泽东本来形象的冲动，为毛泽东，也为自己和千百万人的感受和尊严辩护，为本来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荣耀辩护。也为了纠正已被扭曲二十年的一段历史。而扭曲这段历史的始作俑者就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
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能称之为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作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调节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劳动力。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他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机会。毛泽东的经济实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中国在工业和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环境下，只用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并不很差的基础上并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至今推不出一辆象样的国产轿车。
当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邓小平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邓小平主导下开始的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亿美元)为代表的洋冒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很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作者在此也无意为“大跃进”辩护。令作者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由邓小平主导的“洋冒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计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而邓小平却对“洋冒进”低调处理；华国锋因当时所处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无意间背上了这口黑锅。
“洋冒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洋冒进”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否则，中国的经济真要被邓小平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冒进”的另一恶果，是由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不可挽回地继续走重型化的道路。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办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冒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如果说“大跃进”的后果已经弥补的话，那么，“洋冒进”的影响将长期地持续下去。当邓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责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他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山河残破，国无宁日。只有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统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内部环境。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代人来说，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长的错误也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毕竟他们也是出于良好的心愿，而非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换了别人也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目的应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先贤。更不应以双重标准，贬毛以扬邓。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邓改革的合理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计划生育与农民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邓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实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对农民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为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乡说，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三、四千元(人民币，下同)，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单一个三百人的小村庄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具等。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好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邓小平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并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的异常脆弱。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即使毛泽东当时强制推行人口控制(允许生二胎)，考虑边远地区的隐性超生，今日的中国人口也将不少于九亿，难道说人口问题就解决了吗？
计划生育罚款开阔了基层干部的胃口，在计划生育罚款开始不久，农村乱收费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就高达三十多项。名目繁多的收费已使“干部进村”和“鬼子进村”具有同样的含义。农民集体砸坏乡镇政府、赶走干部、乃至干部吓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九三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作者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幸灾乐祸”，“幸”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农民的希望，对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认识。老实且富忍耐力的中国农民只要过得去，就不会到政府门前示威，也就没人注意他们的遭遇。他们只能以农民式的幽默表达不满，如“毛主席万岁，邓小平万税”；江泽民主政后，则有“毛宰东(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区，“宰”有时和“泽”读同音)等。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但他们不积极行吗？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余钱购买下一季的化肥等生产资料。“文革”期间，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约为十至十二小时，现在至少会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当邓小平的改革让他们获取大量收益时，政府和贪官的手又将其全部拿去，留下几枚可怜的硬币。农民的节俭会让他们几年后建起砖房，买上电视，但他们对邓小平并不领情。他们说“如果按当年毛主席的方法，咱们现在也会盖新房，买电视，干得也不会这样累”。农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开始读博士时，对家乡农民来说无疑是学识“渊博”的。每次放假探亲，乡亲们总焦急地问：“政府还让不让咱们活”，“共产党还是毛主席那时的共产党吗”，“以后这农业怎么搞法”。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呼吁“政府能让我们歇三年，也能攒点生意本不”。很遗憾，我无法给他们一线安慰。由一群不懂农业，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制定的农业政策，是不会给农民机会的。
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乘上经济发展的头班快车。当内陆地区农民商品意识觉醒，准备搭上后一班快车时，计划生育罚款和无穷的收费已无情地剥夺了他们买票的权力。也许，内陆地区的农民们已永久地错过了本来存在的发展机会，因创业的成本越来越远地偏离他们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国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对农民的二十九项收费。这是涉及农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只需到农家小院站上五分钟就能发现它的荒谬。之后，作者曾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考虑将粮、棉、油基本作物有关的农业税全免，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税收削减，并将其不再纳入中央和省级税。这一基本合理的建议显然未被考虑。农业税在中央和省级税中(工业落后省份例外)所占比例很小，经开源节流，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影响。和干部吃喝开支(二千五百亿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这确是给农民的一点安慰和希望。
如果您到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城走一遭，会见到漂亮的路灯、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厦。可当您得知这儿没有一家工厂赚钱的时候，就会明白是谁在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转。给农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给城市一份希望，给国家一份希望。国家对每个城市人口在市政、就业方面要大量投资，国家给农民的仅是一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固然，农村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养活众多的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以“投入产出比”这一贯用的方法来评价的话，考虑劳动量增加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及子女教育费用(属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增加等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根本就是一场失败。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邓小平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乡镇企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象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黥吞。象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邓小平去世时，村民们见面打声招呼“邓小平死了”。没有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搀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凹痕。
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他国民党人士。由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一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系，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实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参政重要。在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泽东太高的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毛泽东传》形象地描述为“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然的。很显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
当邓小平在《决议》中批判毛泽东家长制作风时，他自己也将犯同样的错误。以军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内撤换两个党的总书记，不能说没有家长制作风，而且更严重，至少毛有家长制作风时自己正在“家长”的位置上。但在邓小平用非民主的手法处理“六·四”问题上，谁能说他全错了？这就是历史。
毛泽东拥有民主开明思想的另一例证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首次提出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两岸各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思想。然而，今人已将“一国两制”的发明权毫无疑问地送给了邓小平。如果说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一失误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则是令人费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主要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一重要精神。但他面对群众误送上来的荣誉，并没有作任何的纠正。
当然，邓小平作为第一位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的领袖，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历史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与女人
毛泽东一生最大遗憾莫过于其婚姻生活了。从《碟恋花·答李淑一》中可看出毛对先妻杨开慧的深情已然。这种对先妻的感情对毛后来的婚姻的影响将是不可避免的。杨开慧在毛的事业前景未明时与毛相爱，对毛关爱有加，最后因毛而亡，令重情和怀旧的毛泽东不可能完全割舍掉对先人的感激和思念。无论是贺子珍，还是江青都无法取代杨在毛心中的位置。毕竟她们是在毛的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取得党的领导地位后进入毛的生活的，虽能共同革命，但无共同经历苦难岁月的经历。没经历过坎坷磨难考验的爱情和友情是相当脆弱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了解一下那些历经磨难而成功的商界钜子对潦倒时的朋友亲人，和对成功后接踵而来的友情和美女的不同感情，就能更好地了解毛后来两次婚姻的遗憾。
从毛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情调和对所歌颂对象的深情，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改造也体现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义。是否可由此推论，他对自己的婚姻有着某种梦幻般的期盼，这是基于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宾的夫妻深情，这种婚姻远离事业成败得失、名誉权位、物质追求等一切世俗内容。很遗憾，他的地位和权力注定了除杨开慧复生，没有人能给他带来这种婚姻上的满足。
毛后来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令贺、江始终无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机会。从一些毛泽东身边人员的回忆文集中也可看到，毛与贺、江性格上不是很合的来。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毛后两次婚姻的悲剧色彩。毛贺的不和是贺离国的重要原因，并为江进入毛的生活留下了空间。有人认为毛对贺“始乱终弃”，显然是不客观的。
毛和江的关系在建国前已经触礁，他曾讲“要不是快进城了，非和她离婚不可”，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负责和无奈。
建国后，毛泽东的生活中是否出现过其他的女人，这是被议论较多的话题。建国时他才五十五岁，和江青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如果他不是领袖，可以选择离婚；以他大诗人的浪漫、文学家的风采、哲学家的智慧、书法家的洒脱，再配上他那伟岸的形象，幽默的谈吐，吸引成群的美女当不成问题。然而他的地位使他放弃了离婚的权力，作为人而不是神，有个别其他女人出现在他空白的生活中应是非常正常的。在这方面，作为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炎黄子孙们，是否应对他老人家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呢？更何况在他放弃离婚的权力时，已同时体现了他牺牲自我而对国家负责的高尚人格。很显然，以江青在同时代政治家中的不受欢迎，即使毛选择离婚也不会影响他的权力，但却会在百姓中造成不良的示范作用，且有可能对江青的人生造成难于预料的后果；作为重情人，毛泽东肯定不忍心。
对毛泽东形象造成重大伤害的当数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简称《回忆录》)。据多位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书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描述李到毛身边工作之前的事，这部分内容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自己杜撰。从该书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关系密切程度到了可谈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程度，这与毛泽东的处事风格有出入。毛是一位颇有某种神秘感的人物，就连周恩来等相处半生的人也不易把握毛富于超越性和跳跃性的思维；考虑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赖，他不太可能和李谈论有关党内斗争的事，毛应该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对毛和其他女子关系的描述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卫士长或秘书的许可，李不可能进入毛的房间。在毛不方便时，李更不可能有机会一睹内情了。
假如毛对李的信任程度真的达到可谈重大政治问题，及特许李在任何情况下可径入毛的房间(我相信毛宁可将这种私人感情给农民出身、跟随他半生的卫士长李银桥，也不会给交往不久、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李志绥)。那么，李将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友的私生活抖露出来，又算什么呢？出卖别人信任的人只能是小人。一个小人的书是否值得相信和捧场呢？很遗憾，有不少人将《回忆录》作为攻击毛的又一颗重磅炸弹而反复使用；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轻信，便是故意或别有用心。
世界大出版商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则，出版商有权要求作者做一定的修改，如果作者一定要出版的话。《回忆录》的内容显然附和了一些西方人搞臭共产国家领袖和他们不喜欢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方向。要求作者对某些内容作扩充甚至夸张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更怀疑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此书的出版。
毛泽东私人医生的特殊身分无疑颇具诱惑力，以此作为丑化毛的利器将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毛的对手们怎能不善加利用？
《回忆录》的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轰动。李应能好好享受一下巨著畅销的成就感，大量美元的物质满足，对毛不让他作卫生部长(本人根据知识分子一向的毛病予以猜测)予以报复后的快感。但不久李即一命乌呼。是死于被人利用的苦闷，良心发现后的深深愧疚，报复的心愿总算了结，还是别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李再也没机会更正书的内容，或揭露该书背后的阴谋。
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及本来面目
本文多处以邓小平及其事业作比较，无意否定邓的一生为中国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无意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提出置疑，只是为了在比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对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所犯错误的历史必然性。对过去过分贬毛、过高抬邓的做法予以纠正，部分地还历史真面目。当然，邓小平是近二十年来疯狂反毛的罪魁祸首，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较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零年初，学校曾组织我们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看邓小平七九年访美的记录影片。在欢迎邓的音乐会上，当一群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时，镜头在邓的脸上停留了五秒钟；邓僵硬的、没有半点喜色的脸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让美国主人感到奇怪。过于早熟的政治意识使作者强烈地感觉到一场反毛运动将很快来临，而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受害者们将在“实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掺入个人的意志和报复的欲望。
八一年，《决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获得中共中央的通过，拉开了批毛反毛的序幕。《决议》除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泽东领导下的其余二十年被全盘否定。在全党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各界掀起了检讨毛泽东过错的声浪。文艺界更不甘落后，通过电视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国以来的成就。当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的发达时，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错误，中国就应该如何发达，人民就应如何富有。他们无视其它和中国建国时有相近国情、而已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的存在；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国薄弱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恶劣；“实事求是”变成了反毛的专用借口。毛的语录被刷掉，画像被撕毁，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进垃圾箱。让当时年青的作者感到一丝安慰的还是在农村。农民们将毛主席画像保留，或担心犯政治错误而象春节后送神像般烧掉，将石膏像悄悄藏起；在这些土气的乡下人身上，总算保留了整个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后,知识分子从检讨毛的错误迅速上升到检讨共产党的错误、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发展逻辑。邓慌忙推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不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试图将毛泽东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的作法显然是短见和幼稚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和整个中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已熔为一体，没有毛的中共还是中共吗？没有毛的社会主义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没有毛军事思想的解放军还是人民子弟兵吗？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得失可游离于共产党之外而作为个体予以评价，但毛任何时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会主义制度分离，和人民军队分离。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颇为滑稽的集体捞功之举。打开和毛一齐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读毛泽东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觉到他们和毛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是接近的思维层面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大作完成时，其他领袖们还没搞清楚该干什么呢；而邓当时要么在法国勤工俭学，要么在中央作个小书记。没有上述领袖们参与革命，毛泽东身边肯定会有其他人参与并取得革命成功；但没有毛泽东参与，上述领袖们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名垂青史。当然，正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们的助手也为科学发现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领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但他们的贡献还没到有资格强调“集体智慧”的地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是长期的、成功与失败的无数次反复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体结晶论”无疑是对此结论的歪曲。
流行海内外、将邓和毛相提并论的作法更是奇怪无比。如果说毛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那么邓则是在新纪元里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毛对中国的影响将是长期的甚至永久的，邓只可能是暂时的。邓比之于毛，如月亮比之于太阳；当邓试图因太阳黑子而遮住太阳的光芒时，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个有趣的结论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这一结论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表明了毛是新中国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那么邓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条件哪？换了别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经历过“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邓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并没像毛那样制定系统的指导理论，和其它人“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选择。实际上，经历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后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轻工业优先战略是自然的转换，国际环境许可下对外开放也是历史的必然，将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大势所趋。赵紫阳任总理时曾讲“没有'文革’的失误就不会有现在的大彻大悟”，部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没有邓，其他领导人最终都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都会“摸着石头过河”。林彪的五七一纪要中的内容比邓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
当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内容如果仅指物质上的，那无疑比过去“幸福”许多；但信仰迷失、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少儿失学严重、百姓怨声载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并不那么“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确、为官清廉、民风朴实的年代更多了几分愁苦。
另外，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并论，强烈暗示了毛泽东主要只在建国之功，而将建国后的主要发展之功归于邓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计划生育与农民”两节里已对此作了否定。这样并列的口号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历史、抹杀二十八年中几代人无私贡献的反动性质。
《决议》的通过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乱，“六·四”事件是十年来思想混乱的必然结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大骂“共产党当政以来没干多少好事”，能怪他们吗？在中共自己的文件《决议》中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六·四”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很遗憾，邓至死都没有认识到祸根在哪里。国际间存在明争暗斗、利益争夺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国搞“和平演变”也属正常，“必自毁，而人毁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共建立起来的坚实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对执政党和其社会制度的信赖并没有改变。在华国锋时代，中国人思想上还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纯朴和坚定信仰，如果邓小平能抱更宽阔的胸怀，更高瞻远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对建国以来所犯错误进行党的集体反思，对建国二十八年历史指出失误的同时肯定进步和发展事实，用个案处理兼说服教育的方式对冤假错案一次性处理，在不损害毛光辉形象的情况下在领导层面上对毛进行保护性批评，用三、五年时间内实现毛泽东时代的“软着陆”是完全可能的。“文革”在毛逝世后即自动结束，高考恢复、科技大会召开，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继续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导，对过去采取辩证的扬弃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顺利，今日中国的很多弊端也不会这样严重。
多年来，每当作者想及中共通过《决议》这种疾风暴雨方式结束毛泽东时代，并放任政界文艺界对毛肆意攻击和报复时，总深感惋惜。为国家失去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和政治基础而心痛万分。头脑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概念。这一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明晰：原来，邓小平正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决议》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毫无意义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异曲同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创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培养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代领导人和人民。邓小平及其《决议》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八十年代，并影响了一代人。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乱。这即是执政党的幸运，也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还在。知识分子们重新购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掀起了全国性的、自发的“寻回毛泽东”的高潮。他们在《毛选》里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精辟分析，开始用“矛盾的、斗争的方法”辨别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世界。当克林顿访华，向中国的大学生们兜售“民主自由”时，学生们非但没有照单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红辣椒”。
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成功地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强国未来的重任，虽然当今教育方法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甚多。这是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决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邓的“集体智慧”，“结晶”也许会更美。
与受惠于毛泽东思想的大陆知识分子相对照，港台部分知识分子在看待国内国际政治问题、中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方面还停留在“六·四”之前大陆知识分子的思维层面上。
至此，谁还能说毛泽东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完全错了呢？
结语
本文并非全面评价毛泽东，因此较少深谈毛所犯的错误，因为批评毛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对毛泽东的辩护也不可能以此文结束，因为对毛泽东的诋毁还在继续。
对毛泽东声誉的维护，不仅应是中共的自觉行动，也应成为天下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实际上，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遗产已和整个中华民族熔为一体，没有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将黯淡许多。
在毛泽东身上更多地表现了民族英雄的形象，意识形态仅仅是他实现民族振兴的工具。斯大林对毛的社会主义一直有所保留，一位美国学者曾讲：“毛泽东是唯一有勇气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他发现籍此不能带来民族振兴的话”。
他革命所走的道路和所建社会主义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的模式有很大差别。确切地讲，毛的社会主义应称“民族社会主义”才比较贴切。
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孔子、孙子、毛泽东则是为数不多的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伟人。当世界众多军事机构对毛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世界范围的游击队将毛的游击战术作为必学内容，不同政治信念的各国政治家们对毛推崇倍至，国际众多学者穷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经济发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将毛看成他们的力量和榜样……，当您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那清晰的毛泽东头像，作为炎黄子孙，您能毫无感觉？那里面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产党，只有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
当全世界印度人尽力维护圣雄甘地的尊贵，美国人拼命美化林肯的嘴脸时，中华民族的成员们却为了一己之欲而涂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们一定忘了，毛泽东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优秀素质和丰厚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时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荣耀。他们是否意识到，一个不出英雄只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难称“伟大”的，一个诋毁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视。
当作者读到多篇由欧、美人士撰写的为毛鸣不平的文章，作为毛泽东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该深感欣慰，还是无地自容。
在由西方舆论和文化主导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颗我们自己的星，那就是毛泽东。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动起来，共同拭去上面的尘埃，恢复其原有的光亮；无需为其装饰美化，他本来已经够美够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