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杀杨元元的是谁
木兰侠
杀死杨元元的是谁？
很多人给出了很多不同的答案。如果下面这篇文章所报道的是真实的话（我相信是真实的），那么，结论应该就很明显了。
其一是贫困。如果是在美国，她的母亲就有低保，就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就没有必要跟在她后面让她处处难堪和受辱。可惜，在中国没有这种东西。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不应该是她个人的悲哀。
但是，在中国，活在没有这种东西的环境中的，也不是她母亲一个人。我不相信，在国内就没有比她母亲生活更困难的老人。应该是很多很多才对。
其二，是她太爱她母亲了，爱得有点畸形，付出的是力不从心的爱。而且，感觉上，她母亲在很自私地利用这种爱。如果她母亲不跟在她的后面，她的自信心和人格就不会一再受到那么大的打击。能够做到她那一步的，可能应该是“前无古人”了。
报答养育之恩是应该的，但同时也是需要条件的。我们当初如果急于报答这种恩情，那么，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能够提供给我们父母的报答。从这个角度看，她到底是不是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答案显然不是。
由于早年失去父亲，在她母亲的长期教育下，她是不是对自己的母亲有某种负罪感？或者说，她的母亲是不是在一直让她觉得有负罪感？她是不是在精神上已经被她母亲所控制，都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这里看，是她母亲的自私杀了她。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这是最直接的杀手。大学是没有义务来给她的母亲提供住宿的。看上去很残酷，实际上，如果大学什么都做，那么就不成为大学了。我为她悲伤和可惜，但我不认为大学错了。
武大娇惯了她的母亲，武大是好心做了坏事。如果武大开始时就像上海那么厉害一点，她的母亲可能就会知趣一些。于是乎，悲剧也不会发生。所以，武大也是杀手之一。
我不太相信，她的母亲离开了她就不能活，就没有地方住。再者，在小城市活起来可比在大城市要容易很多。
这样的母亲真的让人难受。这是她的悲哀所在。她太软弱了。有那样的母亲，也是她的不幸。她实际上已经将一切都给了自己的母亲，金钱，人格，一切。这样的人谁敢去爱？她的心地太善良，是她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
其三，她那个弟弟也很自私自利。凭什么，她这个姐姐就应该牺牲那么多给他这个做弟弟的，就是因为他比姐姐优秀还是因为他是个男人？
优秀者就应该被娇惯？什么世道的话。自以为是优秀者，并且因此而认为甚至是索取“应该得宠的自我感觉”，我见过好几个。
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自立。她一个弱女子，连自己的生存都很困难，可是，还得绑上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弟弟。这种日子又能够怎么过？我哟个男子汉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过。
我也是一个强调对父母报恩的人，我也做到了不少的报恩之事。问题是，我父母为此而辛苦了好多年，付出的是等待，获得的是我今天的能为和可为。如果他们不做这种等待，那么，得到的要么是大家同时的贫困，要么是大家的早亡。杨元元为我证明的这点，只是太可惜了。你可是不比我当时差多少呀，甚至更厉害呢。
可惜，可惜，可惜呀。
再者，作为一个大男人，应该多担当起一些责任才对。可是，他又为她做了些什么呢？这样的男人，即使是从北大毕业，又能够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社会需要的到底是有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人，还是自私自利的聪明之徒？
我看，北大应该立即将他开除才对。表面上他没有做错什么，可是，实际上他在慢慢地杀死自己的姐姐，和他母亲一起这么做。
这种人，即使拥有这个世界，都不值得人们正眼相看。
杨元元，我为你可惜，为你遗憾，同时为你悲哀。你做错了太多的事情，你不该让你的母亲和弟弟那么占你的便宜。你没有足够的坚强。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句话是对的：你可以毁灭我的身体，却不可以打败我的灵魂。但是，人更不可以自我毁灭呀。
一路走好，但愿在天国，你拥有一个真正对你有爱心的母亲和弟弟。你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母亲和弟弟只是在利用你而已。他们没有表现出对你的任何真正的爱和怜悯。
很多人是不值得你去爱的，那么那个人是你的亲人。爱是相互的，单纯的单方向的爱，是一种自我虐待，那不是爱！！！
今天，我木兰侠斗胆为你说句实话。
【附录】贫困女研究生自杀续，钱江晚报，2009-12-18
11月26日凌晨，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死了——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杨元元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她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因此愧不如人。
尽管她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里，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杨元元在这里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
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很多迹象表明，大学后期杨元元的心情变得越发郁闷，除了来源于越发排斥的本专业外，更来源于变得现实而具体的家庭压力。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情况在2002年毕业那年继续变坏。一是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二是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据说是被人做了手脚；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路越走越窄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招聘场所，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但纵然如此，当年仍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目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由此催生，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在相当长时间里，优秀毕业生杨元元很不幸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对于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她该如何开口介绍近况呢？”弟弟杨平平说，“说还在做家教吗？”
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这个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意义的阶层，让一代人的青春在夹缝中渐渐失衡。
杨元元认可这种等待的一个例证是，她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
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事业上最后一丝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
弟弟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
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她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她不爱把困难告诉别人。”望瑞玲说。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11月21日，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不可以被打败”
矛盾在24号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又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大批记者闻讯而至，关心着这个平日无人问津的女研究生。校方惊讶于事态扩大之迅速，关停了招待所，并派保安人员监视记者行踪。事件的官方说法是：学校按规定劝离杨元元母亲，并从人性化角度提供房源帮助。整个抢救过程也是及时和尽责的。同时，校方还暗示杨元元有患抑郁症的可能。
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地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