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七十三岁高龄、身体一直多病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严寒之中，穿着厚厚的大衣、裹着围巾，亲自来到中国驻捷克大使馆递交一封信件。中国大使馆的大门紧紧关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接受这封信。这个信封中难道含有炭疽病毒吗，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呢？看到这张照片，我既感到温暖，又感到辛酸。我在推特上发表了这段感想，有推友留言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咋就这么大，小胡还不及哈维尔的脚跟啊。
胡锦涛是否轻如鸿毛我不感兴趣，而哈维尔确实重如泰山。在这封给胡锦涛的信中，哈维尔直接点出了胡锦涛便是刘晓波案的始作俑者。“刘先生的审判是一个你最终担负政治责任的政治命令的结果。我们相信，这次仅仅由于批评性地思考与谈论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对一个受人尊敬的、著名的、杰出的公民的审判，主要是为了严正警告其他人不要追随他的道路。”哈维尔回顾了当年《七七宪章》起草的过程，以及他们为此受难的经过，认为刘晓波的所作所为与当年的他们是一致的。因此，哈维尔向胡锦涛大声呼吁说：“我们坚信并敢于要求你和你的政府，当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行使自己的核心使命：即思考、重新思考、提出问题、批评、创造性地采取行动并尝试开展公开对话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政府压制知识分子的表达时，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福祉就会被政府破坏。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时，当公民和平地相互结社、讨论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表达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
在这封信件的签名者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瓦茨拉夫·马里，布拉格主教。二零零五年夏天，当马里主教以私人身份访华的时候，是我去机场接他的。他不像某些西方国家宗教界的高级人士那样，乐于接受中共御用的爱国教会的“盛情邀请”，到中国来享受上宾的待遇，而宁愿自己掏钱到中国，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与新教家庭教会和天主教地下教会以及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接触，以触摸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中国。在此期间，我陪同和安排他先后见了刘晓波、崔卫平、王东成、秦晖等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尽管因为语言问题，我们的交流时常遇到障碍，但与极权主义抗争的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当年，马里主教因为签署了《七七宪章》而被赶出教堂，被迫到一家酒店当了好些年的熨衣工。他伸出胳膊来向我们展示说，常年每天都拿着一个十多公斤重的大熨斗工作，让他成了一个肌肉饱满的大力士。我想，马里主教没有忘记四年多以前在北京与刘晓波的那场谈话，在当年推动捷克民主化的著名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是唯一与刘晓波见过面的一位。我也记得马里主教带我们一起祷告的情形，如今他凭着一颗基督徒的良心与哈维尔一起为刘晓波发声，这正是行公义、好怜悯的“好撒玛利亚人”的作为啊。
关心刘晓波案件的还有一位德国的牧师、原东德著名的异议人士米夏尔·克莱姆，他起草了一封德国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赞助商以及各界人士致中共当局的信件，以表达对刘晓波案件的关注和抗议。独立中文笔会现任会长廖天琪女士给我转来一封米夏尔·克莱姆写给她的信件：“尊敬的廖天琪女士：很高兴收到您的信，并且乐意把您的签名放在呼吁联署上，您当然可以把这份联署继续传播让更多人知道。重要的是，中国那些为民主和人权努力的人，不应被大家忘记。二十年前我自己活跃于当时东德的民主运动中，曾经发起过联署信件和参与过地下报纸的发行。我很幸运没有因此长时间地被投入监狱。我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来尝试支持刘晓波，他是个勇敢而伟大的人。致以敬意。”这封短信让我深受感动。这封信让我想起在二零零八年秋访问德国的时候，会见过的多名关心人权和自由议题的牧师，他们的音容笑貌此时如在眼前。这封信还让我想起二零零九年“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数百家为六四受害者举行特别祷告会的德国教会。是啊，对于每一个真教会和每一个真基督徒来说，只要有一个肢体受逼迫，就是我们全体受逼迫；只要有一个肢体不自由，就是我们全体不自由。
马里，一位捷克的主教；米夏尔·克莱姆，一位德国的牧师，他们却对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刘晓波，一位还不是基督徒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深怀肢体和骨肉之爱。以此反观海内外众多的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关心刘晓波案的究竟有多少呢？许多教会和基督徒自我辩解说：刘晓波不是基督徒，我们要先去帮助基督徒，暂时还没有力量去帮助非基督徒；还有人冠冕堂皇地说：刘晓波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教会可不能跟“政治”沾上任何一点关系；更有人躲在政权的阴影下扔出第一块石头：刘晓波多年来“折腾”政府，宣扬卖国言论，受刑乃是罪有应得。我要为这样一些没有爱心、拒绝真理的教会和基督徒祷告，求神让他们扭曲的心灵回转过来。圣经上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不公义的社会，便逐渐对周围的不公义司空见惯了，甚至自己也堕落成不公义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许多教会和基督徒将安全和安逸看得高过爱心与真理。但是，这种对周遭为义受逼迫的人的境况掩面不顾的安全与安逸，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当一座罪恶之城被上帝亲手毁灭的时候，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能够单独存活下来吗？
公义不能在教会中缺席，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就是一位满有公义的上帝。美国神学家、人权律师侯嘉理在《公义在望》一书中指出，寻求公义乃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一道直接的命令。但是，很多缺乏信心的人会在黑暗的、不公义的世界面前退缩，也有人刻意将圣经的话语淡化，妄想可以爱神而不爱弟兄，或是为自己找借口，玩弄文字游戏，与耶稣诡辩谁才是他们的邻舍。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旁观者跟凶手没有根本的区别：“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上帝所喜悦的是那些“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压迫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的人。在耶稣亲口讲述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那个去救助被强盗打得半死的受害者的“好撒玛利亚人”，在救助伤者之先，有没有先去询问伤者是不是信徒，是不是自己的同胞，是不是跟自己一样的“好人”，然后才决定是否出手相救呢？耶稣让我们去爱、去关心、去帮助、去医治的，乃是所有的人，包括跟那些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今天有多少华人教会和基督徒是如此而行呢？有多少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在实践“爱神，并爱人如己”这一“最大的诫命”呢？
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存永恒的盼望的信仰，而不是让我们胆战心惊、躲藏在四面墙的封闭空间中的信仰。一九四五年，德国牧师马丁·尼穆勒曾经如此形容纳粹施虐时人们的旁观心态：“刚开始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又来抓社民党人和工会会员，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两者都不是；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还是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不正是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当下的处境吗？我们的软弱和孤立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岂能去责怪上帝？我们以为刘晓波的言论自由与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它们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既然中共当局敢于蔑视普世的人权观念，将争取言论自由的刘晓波关进监狱；那么，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偶像崇拜的我们，不也是一只脚踏在了监狱的门槛上？所以，关注刘晓波案，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实践我们自己的信仰与良知。圣经中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伸冤。我们难道可以默不作声、袖手旁观吗？
二零零九年的圣诞节，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的当天，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教导长老王怡弟兄传来一篇题为《主耶稣是避风港湾》的牧函。几天之后，我回到成都与王怡弟兄会面，他送给我一张发表了此牧函的秋雨之福教会的周报。这份周报印刷了数百份，这大概是中国大陆的范围之内，印刷量最大的论及刘晓波案件的纸质印刷品吧。在这封牧函中，王怡弟兄写道：“教会的责任一定是在这个不公义的世代，做一个陪伴者、安慰者、代祷者，甚至是庇护者。古往今来，饥饿的人，受苦的人，被迫害、被追捕的人，往哪里跑？他们都是去敲教会的门。神父和牧师们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去挪亚方舟的船票。就算他们的灵魂不愿意，也尽力保护他们的身体，留到蒙恩得救的那一天。”上帝设立教会，显然不是让教会成为某一特定人群的沙龙、俱乐部和协会。相反，教会是每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家，上帝的爱和公义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我想，这样的句子不是王怡弟兄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写出来的，乃是靠着那在天上加添他智慧和力量的上帝写出来的：“愿主在中国的教会，有勇气陪伴这个国家，经历当前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的漫长时代。愿晓波先生出狱时，主把一个蒙恩信主的刘晓波带回中国的知识界。主也把一个如明光照耀的教会，带到世人面前。愿刘先生的夫人刘霞的愿望实现，她的丈夫，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中国人。……求主帮助我们，成全他自己的美意。”
让我们与捷克的马里主教、德国的米夏尔·克莱姆牧师站在一起，让我们与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弟兄及众同工、众会友站在一起，为刘晓波祷告并采取各种上帝许可的方式来关注和声援之。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硝烟弥漫，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占据上风，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北大校长胡适在回复一名北大学生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这位一生都没有接受福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一眼便看穿了中国苦难的根源所在。六十多年之后，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以及一切爱慕上帝的真理的人，难道可以这样无动于衷地将此厄运沿袭下去吗？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盼望和爱心以及信心与勇气，在上帝面前发出如此的誓言：我们愿意付出足够的努力，凭着上帝赐予我们的能力，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里，为上帝公义的国度及一切受压迫者打拼？
谨以此文与华人教会及普世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共勉。
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
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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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Yu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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