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糖果和孩子们

飞行员，糖果和孩子们

飞行员--糖果--孩子们，这条意想不到的链子让我看到关于一个美国飞行员哈佛森感人的纪实。转载于此希望这篇“甜甜的”博文和我的美好的心情能与博友分享：

1948年6月，苏联人刚一切断所有通往柏林的水陆交通，哈佛森就接到命令，开始向柏林城运输食品和其他生活资料。在空运最繁忙的时候，他和同伴们每隔三分钟就着陆一架次。“我们在机场卸载138袋面粉，就返回莱因-美茵机场，再装货。自己甚至都没有机会看看柏林城，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停地起飞、休息。那天我决定不睡觉了，四下里转转。”


在机场拍照的时候，哈佛森遇见了一群大约三十个孩子，他们聚在机场栏杆外面，看着运送物资的飞机不停地起飞降落。“我跟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在我最后转身离开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些孩子们有点特别。我曾到过巴拿马和南美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小孩子们会围着你，揪着衣服，一路追着你要糖吃。”“这些德国的孩子们根本就吃不饱，都饿着肚子。但是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物资运输感到非常骄傲，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要糖吃。”哈佛森在口袋里翻到两个口香糖，他把每个口香糖掰成两段，隔着铁丝网，递给外面的孩子们。“我简直不敢相信得到口香糖的那几个孩子脸上的表情。他们非常仔细地剥开糖纸，小心翼翼地不碰掉一点碎渣渣，然后，把糖纸撕成小片，分到大家手里。其他的孩子们快活地闻着糖纸的香气。”

“只要三十美分，我心里盘算着，就能给这些孩子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尽管这是违反纪律的事情：从飞机上面投掷救济物资是很正常的，而口香糖则不然。哈佛森还是决定下次飞往柏林的时候，用几个小点的降落伞空投几袋糖果下去。第一回空投用的是三个手帕做成的降落伞，投下去的是哈佛森和副驾驶员还有机械师三个人每周定额配发的糖块。


“当我们飞过机场的时候，我向下望去，那群孩子们挤了一堆在那里。我向他们振动机翼，孩子们看见以后，都高兴得快发疯了。我们把包裹扔下去，但是不知道结果如何，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滑行在跑道上面了。我很紧张，不知道是不是被发现了，或者有没有伤到孩子们。”卸完货以后，哈佛森赶紧跑到机场边上，“我看见铁丝网外面三条手绢正在疯狂地舞动着。”

这就是日后被柏林人称之为的“小食品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哈佛森继续着自己的冒险，每隔几天就投下一些糖果。最后，他的行动被发现了，被带到了上级办公室。

上校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忠实完成任务，长官。”他说：“哈佛森，我并不蠢。你还干了些什么？”我只好告诉他事实真相，他严厉批评了我，然后告诉我我很幸运。“你的一个降落伞差点砸到一个记者头上。” 他取出一份报纸，整个头版上都在报道这件事情。上校对我说：“将军打电话过来表示祝贺，我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继续干吧！”

接下来，“简直像扫荡一样”。飞行队里的同事们都把配给他们的糖果捐献出来。这真的是捐献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一块巧克力就能让一个德国人洗一星期衣服呢。大家还把自己的手帕拿出来继续糖果空投行动。后来，他们飞行队的手帕都用完了。旧T恤衫也派上了用场。当孩子们听说哈佛森没有降落伞了，他们把以前投递糖果的降落伞送回来，接着用。

寄给哈佛森的信封上写着：“巧克力投手收”或者是“振机翼叔叔启”。第一次空投糖果以后，信件就如潮涌般飞向机场。哈佛森的空投行为被发现以后，给他专门配备了两个德国秘书来处理每周上千封孩子的来信。大多数信件都采用统一形式回复。有些特殊的还是交给他本人来处理。


“有个叫比德的孩子寄给我一份地图，让我往他家门口投些糖果。他告诉我，飞到柏林的时候，先飞到斯伯里河上，然后折回来，过两座铁路桥，他家就在角落上一处被轰炸过的房子里。他还说，他会每天下午两点种都会去那里等我。”

“我找了他几次，但一直没有找见他。” 后来这个孩子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给你了一份地图，你都找不见地方。你是美国空军，还是个飞行员，像你这样，你这家伙怎么能打胜仗啊？”最后，我们只好寄给他一个包裹，捎了些糖过去。


还有个叫墨西迪斯的小姑娘也写了同样的一封信：“我家很好找，因为院子里有几只白颜色的小鸡，你只要找这些白色的小鸡就可以了。”哈佛森和他的机组人员反复地找这些小鸡，最后也只得寄些糖果给那个小姑娘。

他们给东德这边的也投递了一些糖果，但是苏联方面抗议说，这是侵犯东德领空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资本主义诡计”，他们只好作罢。

哈佛森所做的一切传到了美国，成千上万个挂着糖果的降落伞寄到德国来，请他们投递下去。在匆匆回国期间，哈佛森遇见了一个糖果公司的老板，他非常愿意出点力。“我告诉他我们需要大量的糖果，然后就忘了这件事了。有一天，我飞回莱因-美茵机场的时候，有个伙伴说想给我看点东西。他领着我走到停机坪旁边，停放着一辆集装箱车。里面装了3000磅糖果，在接下来一周时间里，又送来3500磅。”

这几吨糖果，简直就是黑市上的金矿，有哨兵全天守卫，以后再往柏林运送物资的时候，每次都带上100磅糖果，这也是飞机允许的最大超载量了。在柏林的一个监守所里专门腾出了两个单间，先把糖果锁在那里，直到给全城的孩子们举办圣诞节聚会的那一天。

后来，哈佛森升任少校，70年代，重返柏林负责管理这个空军机场。当时，柏林人像迎接自己的孩子一样欢迎他。“我管理这个基地四年时间，在此期间，每天都会接到晚餐邀请，或者官方的招待宴请。”由于日程安排太满，哈佛森把来自一对德国夫妇的邀请推迟了一年多时间。“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去赴宴，因为他们一直在坚持而且非常耐心。女主人在门口迎接我，把我带到他们的小瓷柜前，取出了很多年以前我写给她那封信，在信里我告诉她找不到她家在哪里。”“我就是墨西迪斯。她说，现在我们一块出去，我给您看看您一直找不到的那些白色的小鸡在哪里吧。”


多年以后，重返柏林，哈佛森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人们冲上来抓住他的手，热情地问候，拥抱，泪水伴着笑容流淌。在柏林封锁期间，罗斯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回忆说：“我家当时就住在机场隔壁。每天一放学，哥哥和我就飞奔回家，坐在房顶上，看飞机降落。有一天，我们正坐在那里张望，突然，有个降落伞掉在我家院子里。是从天而降的巧克力！今天听上去这一切太富有戏剧性了。但在当时，这是个特殊的信号：我们柏林人会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