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主至上理念

我说民主至上，那就是把民主作为目的。而我理解的民主的目的追根到底是为了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中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和将来的个人自由的感受。

 

在人类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的自由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的。那个时候，人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认识自然规律，人的行为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不自由。自由就是意志的实现。在这个时期，人类争取自由的努力过程就是对自然界不断认识的过程。如今，由于科学的发展，人类征服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界领域，我们看到的楼房、公路、田野无不带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但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依然感受不到自由呢？原因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努力中，除了依靠科技知识之外，还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个人身躯就是五尺长，何以建造万里的铁路，百米的高楼呢？这要经过社会化生产，即社会中许多人分工合作来实现的生产。在这个生产分工中，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市场。面包房在市场上买来面粉，烤好面包拿到市场上卖，这是五尺身躯可以完成的，而种麦子，麦子打成面粉，种地用的农械化肥，得到的天气预报，烤面包用的铁炉，买包房的水泥，等等分工都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协调。一个面包包含了煤矿工人，铁矿工人，炼钢工人，水泥厂工人，化肥厂工人等社会各界通过市场的合作。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个人在其中渺小而微不足道。一个个人死了，社会照常运转。如果由于社会不公把某个个人挤出了社会（失业，饥饿），个人毫无反抗能力。即在这个庞大的社会中，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由的。这就是人类的异化，人类自己制造了一个束缚自己的庞大体系，人在其中身不由己。苏东坡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就是对红尘中人不自由的感叹。陶渊明《归去来》辞中：“采菊东荔下，悠然见南山”，就是赞叹了自然经济中人可以自食其力，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欣慰心情，是对人的自由的赞美。这种小生产的自由，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中消失了。

 

在陶渊明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胜利者，开春播种，细心耕种，秋收就有收获，一切安装人的意志安排，人的努力有预期的结果。而今天大社会，一个金融海啸就可以把发展中国家许多人都推到贫困和饥饿的边缘。即便在发达国家，人生失败不胜枚举。

 

那么，今天的自由的表达就和小农经济不同了。小农经济是自己决策生产自己收获生活。今天社会大分工，许多对个人有影响的事情个人自己不能决策。那么，民主的第一要义，就是参与决策。对自身有影响的事情自己要有决策权，这样才有自由的感受。然而，全球经济下影响全球每个人是事情，往往只是几个人决策出来的。如是美国是否出兵伊拉克，这个决策是美国人作出的，伊拉克人没有决策参与权。美国人参与决策的权利，体现在布什两届连任上，美国公民投票支持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决策。所以，美国人说民主自由，对美国公民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好的民主伊拉克人不接受。他们没有想想这个决策影响到的人中间多少人是可以参与决策的。实际上，美国出兵伊拉克，伊拉克人是没有决策参与权的。美国人参与决策也是间接的，美国人是投票选举出总统和议员，出兵伊拉克是总统和议员们作出来的，而不是公民做出来的。如奥巴马竞选时承诺拯救美国，美国人民兴奋了好一阵子，结果一年来看到国会吵吵嚷嚷的决策过程，但出来的结果大失所望。

 

即便每个人对影响自身的事件都参与了决策，但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决策出来的结果也不一定达到预期效果，这和古代人类面临自然界的不自由是一样的，即你可以自由行为，但是，这个行为不一定能达到你预期效果，以至依然感受不到自由。而且，更不自由的是，以前面对自然的博弈规则是不变的，即有恒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失败了可以总结经验再试，直至认识了相关的自然规律，最后得心应手，所谓实践出真知。如今面对的是社会，即面对的是一些主导社会运行的利益集团，你失败后总结经验改变行为，利益集团争斗的结果是又改变了规则，所以，今天人类面临的不自由比古代人类面临自然界的不自由更不自由。

 

这个不怎么自由的参与决策权利在如此大的社会里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就有了选举代表，让代表代为决策。所以说，选举是不自由的时代为了满足自由追求的一个形式。但不是终极的追求。我不把它排到民主要义里。

 

如果不能直接参与决策，那么就要有许多其它补救措施。首先，如果不能直接参与决策而是由代表代为决策的话，那么决策过程必须公开透明。有事件影响了我的生活，那么，我至少要知道有关决策的过程。这在民众方面是知情权，在政府方面是行政公开透明。

 

美国国会讨论医疗改革问题，过程公开透明，出来一个医改方案，一个上千页的法律文件。这个文件有些议员都读不懂，至少议员还分了两派，对同一个文件有多种解释，有说好，有说不好。这种公开透明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明，因为去读这个枯燥的法律文件的人本来就不多，而读得懂的就更少。所以，美国民主政治许多时候就是操纵公众舆论。在操纵公众舆论技巧方面，美国是最娴熟的，所以，他们要求中美信息自由，以便他们操纵中国民众舆论。

 

不管怎么说，参与决策是民主第一要义，知情权和公开透明是民主第二要义。既然直接参与决策不现实，那么言论自由就是影响决策的一个措施了。不过，现代的言论自由对决策的影响也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因为操纵舆论也是言论自由的副产品，而且钱越多操纵能力就越大。所以，美国政党民主政治就在于通过操纵舆论塑造公众主张。美国贵州许多反华的主张都是多年来美国被操纵的舆论妖化中国的结果。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时西方舆论一致颠倒黑白把西方操纵舆论的手段曝光出来了。

 

 

奥巴马上台一年，美国人民大失所望，世界人民也大失所望。这暴露了美国民主政治模式对实现真实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国总统选举过程就是一个塑造公众主张的过程，与人民参与决策的民主由衷相去太远。

 

政府是否是民主政府的判断的标准是政府决策是否为民着想。美国民主程序恰巧把政府对人民的责任给推卸掉了。美国人民很不满意布什8年执政和奥巴马1年执政的绩效，但是，这是他们自己选的总统，他们怨不得政府，布什和奥巴马对美国政府决策失败没有任何可追究的责任，只有被选下台一条，那条对美国总统下台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丝毫无损。所以，美国这种选举总统，再由总统组阁任免政府官员的运作形式实在是离我所理解的民主真谛有很大差距。美国总统多由律师、牧师和演员当选，就是因为他们影响公众舆论的技巧比其它行业人员强的缘故。这与他们治理国家能力高下相关度并不高。

 

反观中国政府官员选拔，往往是从县级干部逐级选拔上去，而且都有政绩可查。如此选拔出来的政府官员一是能力强，二是责任重大。政府是否是民主政府的关键标准是政府决策是否那个能让人民满意，而美国实行的民主政治只是由一个可以经过操纵舆论来左右总统候选人能否胜出的程序，难以保证政府决策的正确。美国竞选集资规则就是由限制竞选费来保障双方操纵舆论能力相当而已。中国一党政治中“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等传统实际上是更有效的民主形式。因为那样更能保证政府决策反映民众意志和实现民主意志。

 

根据我《物质循环的世界》的博客系列的演绎，全球化经济是历史必然趋势，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程度是越来越高，所以民主就成为人类解放的追求目的。这就是我的民主至上的“目的性民主”。“目的性民主”是基于人追求自由这个信仰导出的。政府管理科学中的“工具性民主”将另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