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荒原上那一排残垣断壁，告别青年农场最后一个善良的留守者，也告别了那群饿狼造成的惊恐，我们来到了古老小城西昌，在那里住了下来，并开始了自以为是的革命。地委大院里农办的一间小屋，是我们的办公室，也是几个男生晚间的卧室。那是一个充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和‘最新消息’、‘最新最高指示’的年代。我们的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间房里翻印这些传单，然后拿到激动人群最易集中的大巷口去抛撒。让那些满篇说不清是谣言还是真话的纸片，借助西昌强劲的风力，飘向那些对革命、对领袖仍然虔诚的向往者。那时的西昌城，集中在一面坡上。大巷口和地区行署，都在靠近坡脚的城边上。行署（后来的一招待所）是当时的接待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每餐一毛钱管吃饱的优惠，让我们攒私房钱有了可乘之机。我每间隔一餐再吃下一餐，每月10元的生活费，就可多挪出几元来作他用。伴随我好几年的那只闹钟，就是这样攒出来的。西昌有三大资源：蓝天、明月、碧海。如今不知有多少人盼着高速公路早日通往西昌，以便去分享这三大资源。可当初我们身处那里，却将良机白白浪费。我们每天从地委大院走下坡，不是往西北头的行署去饱肚，就是往西南头的大巷口去‘干革命’，竟然没有到一汪碧水的邛海去过一次。这种不需要任何情趣，将七情六欲压抑到最低限度的‘革命生活’，没有过上几天，马志明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随后告别了大家，也告别了‘革命’，去了渡口（攀枝花市），开始了他的司炉工生活。我们，包括马志明本人，都没有料到，这正是他踏上数学家之路的第一步。就在金沙江畔的那座钢城里，在攀枝花食堂的司炉工岗位上，马志明重新拾起了不需要实验手段的数学，开始了在数字海洋里的探索和遨游。那也是一个革命想象力空前的年代。革命就是打倒，为了打倒，可以不择手段。连停尸房里的尸体也成了革命的工具，摇身一变为‘烈士遗体’，摆放在地委大门外，为一派下台、一派上台增加压力。原本美好皎洁的月光，因照在这些白布包裹上而变得阴森森、冷惨惨。被扭曲的月光，蒙羞的蓝天，恐惧的感觉，促使我们早一点离开这座古城。奇怪的是，我们不是循原路返回成都，而是准备继续往南，翻越大青梁子，到普格县去。当我们几位男生作出如此奇怪的决定时，赵尔利的粉丝和她的同学，也决定离开这个痴迷凉山的革命小团体，返回家乡成都。为什么在这月城分手，细节已不太容易考证，只好做一些实在对不起赵夫人的推测和假设。如果当初，我们能在月光如泻的夜晚，让健壮、开朗、诗词歌赋通吃的赵尔利（我班自创的舞蹈，词和曲的作者都是他），和他那高高瘦瘦、一流身材的粉丝，能荡舟波光粼粼的邛海；如果在那个应当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时，能够移步大学校园，能从教室到图书馆，能花前月下体会浪漫……也许赵同窗成就的就是另一段佳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