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回百转移民路（一）--奇异的伴侣
作者：舒怡然
第一次见到瑞吉，我有点怕他。不是因为他头上裹的那条极具特色的阿拉伯人的头饰，也不是因为他那挂在下颔的一缕乱蓬蓬的大胡子，而是因了他的那双眼。那双眼在盯着你看时，眼神却象是在看着远方，看着一个若有若无的地方，这使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怕怕的感觉。
倒是站在一旁的瑞吉太太，让我这颗惶恐的心马上安定下来。那是一位看上去并不亮眼的普普通通的中年女人，她比瑞吉要矮半头，典型的英格兰女人的模样，一双大眼睛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疲倦，还有那么一点点忧伤，使人不忍再多看一眼。她伸出瘦弱的手，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谦和地自我介绍说：“我叫凯瑟琳，喊我凯莉也好。”凯莉边说边引领着我，看看她家的房子。这是一间已经有四五十个年头的老旧的独立房，客厅和餐厅连着，又都很小。一看客厅就觉出了是女主人刚刚收拾过的，把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堆到了后面的餐厅去了，只有站在屋角的那把大吉他格外显眼，旁边还立着一个乐谱架。我心里有些纳闷，看不出这对夫妇有音乐细胞。
凯莉又带我到楼上准备出租的那个房间，一打开房门，就看到了一张大大的红木写字台，摆放在屋角。一个小男孩正蹲在地毯上玩儿，他那双眼睛真象凯莉，一看就知道是她的儿子。那个男孩儿好奇又略带敌意地盯着我看。我笑着问他：“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四岁， Joe。”，才说完他就一溜烟地跑到楼下去了。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就是这家了。因为我喜欢那张大红木书桌，那正是我所需要的，而且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挑选下去了，学校已经开学了。
我搬进瑞吉家的那天，凯莉没在家，瑞吉和他的儿子，俩人缩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录像，好象是个儿童片，看瑞吉乐起来跟个孩子似的，我初次见他时那种恐惧的心理便渐渐消失了。
搬来没几天，我就知道瑞吉是伊朗人，凯莉娘家在新罕布什尔州。我很好奇，他们俩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但我不好问，胡乱打听别人的私事不太好。凯莉看上去总在忙忙碌碌，她在一个政府下属的组织工作，每天早晨七点多钟就走了。倒是瑞吉，他好象并没什么正式工作，每天八点多钟把儿子送到附近的一家学龄前学校，回来后，就躲在地下室，不知他在倒腾些什么。等我周末到地下室去洗衣服时，才发现这地下室就象一间实验室，各种各样的仪表，五花八门的工具，我还是没猜透这瑞吉到底是干什么的。令你感到神秘的人也总会令你感到不安，瑞吉对我来说就是这类人。
周末通常是这个家庭最快乐的时刻。晚饭后，全家人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凯莉弹起了那把大吉他，瑞吉合着吉它曲，吟唱着我听不懂的歌，他的声音低沉，从楼上我的房间听上去，仿佛是从遥远的沙漠随风飘来似的，很美，很忧郁。
有几次我下楼来，见凯莉正依偎在瑞吉的怀里，俩人好像陶醉在了另一个世界里。我不由地想起了三毛和荷西，还有撒哈拉沙漠。可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位西方女子和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男人。
有时，凯莉会邀请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小小乐队的合作伙伴们到家里来一聚。他们在演练几支曲子，准备参加圣诞节一个社团的演出。凯莉的专项是长笛。每到这时，瑞吉一点也不显得多余，他和儿子Joe坐在餐厅的一角，也摇头摆手地参与着，那样子看上去真的很投入。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天凯莉早回来了一点儿，瑞吉去接儿子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吃饭，于是就和凯莉聊了起来。她告诉了我瑞吉的身世。瑞吉是在霍梅尼执政期间政治避难流亡到美国来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噢，我这才恍然大悟，地下室那些个仪器工具，原来是瑞吉做家电维修用的，这是他在美国赖以谋生的本钱。瑞吉和凯莉是在一个教会的社区活动中认识的。我忍不住问凯莉：“你们恋爱结婚，你父母没有反对吗？”我那时的思维仍很“中国”化，好在凯莉并没介意。她说：“我妈妈是中学老师，她还是支持我的；就是我父亲有些耽心，他是怕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以后会有麻烦。”凯莉半开玩笑地说：“我和他最大的麻烦，是我无法忍受他做的那种绿菜汤。”还真是，有几次见瑞吉喝那种闻起来味道怪怪的浓绿的菜汤，我也直反胃。瑞吉还极其热情地给我盛了一碗。幸好他没有一直盯着我看，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呢。
有时对于一个民族的陌生，会使你生出对于这个民族的个人的陌生感，我看瑞吉便是这样的感觉。他其实离我很近，可我分明感觉到那距离很远。瑞吉说他喜欢中国，虽然他并没有去过。我听不出来他有任何恭维的意思，他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断定那是他的真心话。
感恩节到了，凯莉的父母双双从新罕布什尔州赶到女儿家来过节。她的父母看上去是很有教养的人，和小外孙Joe见面让他们一整天兴奋不已，那个四岁的小男孩更是撒欢地里里外外跑个不停。凯莉还邀请了她的朋友，一对正在美国某大学读书来自波兰的夫妇。
那天晚上瑞吉的话特别多，大概不是因为吃了火鸡，而是多喝了两杯红葡萄酒。他象打开的话匣子，谈克林顿，谈美国的政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讲那么多话，好象一个进入角色的演说家，在努力地说服着他的听众，尽管并没谁与他争论。我也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在伊朗他成了一个反叛者。瑞吉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中国，他极力推崇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时地拿波兰加以对比，搞得我心里很窘迫，真不想让凯莉的朋友那对波兰夫妇感到难堪。瑞吉甚至说出下个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云云，他大概真的有些喝多了。
我细心地观察着凯莉的父母，他们很专心地听着瑞吉的演说，还不时地提出点问题，使瑞吉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看得出，他们爱自己的女儿，也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来自遥远的中东国家伊朗的女婿。
那是最令我难忘的一个感恩节，我无法入睡。窗外飘起了轻轻的雪花。想到就住在我身边的这一对奇异的伴侣，他们过着平常的日子，在我看来却有着不平常的色彩。
我喜欢瑞吉这一家，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得走了，就为了那个小男孩Joe。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房间来，和我聊天，让我给他讲中国故事。他喜欢我的那些中国特色的小玩意，我给他看我的影集，他很好奇，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本来我住的这个房间是他的，他妈妈曾答应他，等到了四岁，他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了。可后来妈妈又变了主意，说暂时还不行，因为爸爸的工作有了问题，先得把这房间出租。他发愁地说：“真不知道妈妈要让我等到几岁，可我也不愿意让你走，我们是好朋友了。”看着Joe那双祈盼的大眼睛，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唉，凯莉的日子过得拮据，她需要钱。瑞吉不知道怎么去挣钱，他虽是个男人，可却养活不了这个家。我想起第一次看到凯莉时，她眼神中的疲倦和无奈。我还是决定走了。我要对得起Joe。
送我走的那天，凯莉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瑞吉倒没有，他好象永远生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不过这一次，他的眼神没有去看远方，而是看着我，他挥挥手，大声说：“祝你好运，东方女孩！”
凯莉，瑞吉还有Joe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可是凯莉那双带着忧郁的大眼睛，瑞吉那永远凝视着远方的眼神，还有Joe祈盼的目光，却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夜，成了我无法抹去的一缕记忆。
2010 年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