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化的“七宗罪”(来自《南风窗》）

当今文化的“七宗罪”

　　文_齐宏伟

　　电影界唾沫与票房齐飞的事儿不止一例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又是一例。大家伙儿个个痛骂狂批，但还是一窝蜂掏钱进影院去看。一位美国学者跟我讲，有一回他在北京地铁见一年轻人大模大样看色情杂志，他提醒年轻人不该看这个，那人眼睛一翻，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不看这个，看什么？”

　　难道大家伙儿只能像这个年轻人，注定只配看这个？

　　好在有了《蜗居》，让大家眼前一亮。剧作本身有很多硬伤也很矫情，但这倒是近来难得的一部稍稍反映了水深火热的“房奴”生活的作品，并非只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此剧令人觉得当今影视似还有希望。

　　但仅凭一部《蜗居》无法挽救当今影视。整个当代文学和文化都处在某种困境中。

　　躲避崇高

　　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事件不了了之，这话起初颇引起一帮中国文人、学者们的不平，纷纷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犯了德国中心主义错误，认为顾彬的言说是一种霸权话语和他者的偏见。

　　然而，媒体后来澄清，顾彬没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话，而是说棉棉、卫慧的作品和《狼图腾》等是垃圾，于是大家也就当下释然，露出原来是这么回事的神情，颇像阿Q终于保住了自个儿的面子一般。

　　其实，还需人家指出来？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困境咱们自个儿不清楚？这不是说人家几句霸权话语或他者偏见就可以化解的。困境是因为有了已入膏肓的病症，我总结为七大病症：

　　第一大病症是文化在当代已不再被信仰，而是被玩弄。

　　不信，你看看贾平凹的《废都》就知道了，里边的大作家庄之蝶早就把文化和妓女放一个档次上了，庄之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真事，文化不过是那么回事儿，根本上来说就是人利用文化获得名利，用倦了，就像扔旧衣服那样丢掉。《废都》去年再版，有批评家就说，庄之蝶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差没上百家讲坛了。

　　这跟法律在中国的遭遇差不多。法律若不被信仰，法治观念和法治社会是难以建立起来的。一法律界人士倒是直言不讳：“法律是啥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一妓女，谁给钱就给谁服务。”当年王朔说得绝，作家即写家，是一码字儿的。有人干脆提出“下半身写作”口号，文学和文化也就一俗到底。不信就欣赏一下当代诗人赵丽华的“名”诗：“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写这样诗的人，心目中的文学和文化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

　　今天的文坛还能找到海子和路遥那种对写作对文化的态度吗？他们的猝死连带着把那种神圣、崇高的写作态度都带走了，从1989年3月26日再到1992年11月17日，这两个日期似乎真成了神性写作和崇高写作的祭日。1992年后，文坛或多或少成了或高明或不怎么高明的玩家们的天下，“躲避崇高”俨然成了当代文人们的座右铭。

　　人性的荒凉

　　第二大病症是当代文人在人性论上的浅见和短视。

　　文化关乎人，文化的内涵取决于文人们对人性透视的力度和深度。人性论上肤浅，不可能产生大作品。不幸，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的“死穴”，他们把复杂的人看简单了，把深刻的人性看扁了。老巴尔扎克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先得成为一个哲学家。”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坛上多的是写家和玩家，少的是哲学家和思想家。

　　以电影为例，中国的当代电影似乎都中了病毒，一个劲儿玩弄技巧，一个劲儿揭露人性的黑暗，一个劲儿陷入“欲望叙事”的圈套，导演在比赛谁更会弄特技，谁更会砸钱，谁更“狠”，张艺谋就是一个典型。看他早期电影，还是有人性的，越到后来越只剩下了兽性，一边讴歌原欲，一边让你在欲望前呕吐。盼望在哪里？没有。看完了这些电影总觉得内心一片悲凉，没有出路，没有亮光。看电影就是找难受去了。

　　中国当代文化不也如此？文人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人不过是一堆蠕动的肉，人和人之间一定就会像动物一样相咬相吞。我带着极大盼望，细读刘震云隆重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也还是看中国电影的感觉。作家想告诉我们友情和爱情的可贵，但看来看去，你只看到朋友意味着凶险，爱情意味着私奔、背叛，越看越荒凉，越看越黑暗。

　　文学当然应该揭露人性的狰狞和丑陋，但作家应带着极大悲悯，带着爱心和呼告来写，不能一味恭维人性，但也不能一味贬斥人性。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被誉为诗人哲学家，他在《思想录》中指出：“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作家和文人们要一面为人性的黑暗哭泣，一面激励我们一同不止息地追求光明和温暖。这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越来越难了。一个朋友说：“看中国当代文化那些个产品，看完了，你得不到一丁点儿提高。”这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作品的顽疾。

　　语言陷阱

　　第三大病症是文化语言的狂欢化与俗化。

　　余华的《兄弟》和莫言的《生死疲劳》、《檀香刑》就是代表。他俩初入文坛时，语言都很讲究。莫言说，是福克纳教给了他在语言中大胆虚构。不错，文学是虚构，但不能任由语言变成“能指的滑翔”。结果，二人的近作都陷入语言狂欢化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一味狂欢下去，定是文学的自毁。

　　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功底不行，是有道理的。王彬彬发文说，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就像打开水龙头就流出来的自来水，没有任何特色和味道。生活中是啥，作品中就是啥，毫无美感可言。

　　关键是什么？不是说当代文人不锤炼语言，而是没达到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之境。根本上说，日常俗语恰是艺术语言的大敌，这样的俗语根本无法成为存在的家。这就需要艺术家建立语言和意义的内在关联，在原初感动中重新使语言和精神合一，只有这样，创作才是从遮蔽走向澄明的旅程，语言才能成为精神的风景而不是一大堆滑翔的能指符号。

　　海明威一天只写500字，而且一定要站着写，逼着自己写得慢，写得精炼。因此你看着那样的文字就带劲，觉得语言里有骨头，有嚼劲儿，但现在的作品，用一个评论家的话是：“瞧，又来了，看他怎么乱扯瞎掰吧。”“写”一变而为“扯”和“掰”，倒也形象。

　　来不及感动

　　第四大病症是当代文人们丧失了精神，不再有大感动。

　　画家丁方一再强调，精神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没有精神就没有艺术可言。他自己那些凝重的油画作品倒是对这一席话的精彩注解。

　　文人和文人的区别不是技巧上的高低，而是精神境界上的差异。马丁·布伯说，创作是为了与“我魂之魂”的“形象”相遇；海德格尔说，创作是真理的生发和保藏；詹斯卡尔说，诗人不是创作诗而是发现诗。

　　他们都在强调艺术的伟大不在艺术之内，而在艺术之外，在于创作者本人精神境界的高低。陆游所谓“尔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深知者言。正如东正教的精神资源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一样，没有了冰山在海面下那7/8的托住，是不能造就海面上1/8的壮丽景观的。

　　一人拿着作品找托尔斯泰评论，托翁看完后不客气地说：“你这篇小说除了想写小说的欲望之外一无所有。”

　　这正是我对当代文学的基本感觉。早些年，文学还能感动我们，还能使人得到精神陶冶，现在很难了。是我们变了，还是文学变了？

　　写作大概是不能完全职业化的，作家必须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去感悟和发现，而不是作为一个写家在码字。中国作家们写和发都太快了。旅美作家施玮告诉我，她一到美国心就很沉静，写得会很慢，一回到国内就受刺激要快写，担心一不快写就被读者忘了。在中国，人整个儿就静不下来，普希金所谓“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思想”，当今文坛是“急匆匆制造，来不及感动”，甚至来不及感受。

　　第五大病症是当代文人们没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能力。

　　文化当然不能跟在生活后面亦步亦趋作小妾，但文化一定要有反映和展示真实生活的功用。现在的文人们有意无意地取消了这一功能，只强调文化的审美功能，认为要的就是好看和热闹，这其实是别有用心。文化若只顾关起门来自个儿娱乐自个儿，文化就没意思了，因为不能让人共鸣。今天很多作品展示的是一种很虚很假的生活状态，里边没有苦难，没有真实，没有挣扎，没有灵魂的活动，没有内心的生活，作品反映出来的不过是文人游戏人生的态度。

　　当然，当代文人们有着太多苦衷，很难毫无顾忌地去书写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似乎是“非不能也，乃不愿也”，但我认为根本上还是“非不愿也，乃不能也”。自己过上了好日子，就一好百好了。这不是说文人们不应该过上好日子，而是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身边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人们，不要忘了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自宫

　　第六大病症是文人们在创作上自立禁区，在思想上自我阉割。

　　这和环境有关，也跟能力有关，但很多人早有同感，就是一些中国文人们确实太“聪明”了，他们有很多禁区和敏感题材是绝对不会去碰的，久而久之，也就真不敢碰了，圈子也就越圈越小。从精神的奴隶变成了奴才，不以为耻反以为聪明。

　　另一面，他们又很会迎合读者和市场，知道哪种东西可以流行，就不断炮制。鲁迅写道：“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这正是今天很多文人的写照。

　　创作不只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期的侏儒化已是公开的秘密。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引一位老干部的话说：“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经过“文革”，知识分子元气大伤，甚至斯文扫地。80年代刚恢复过一点精神气，挫折后又碰上浩浩荡荡的经商下海潮，本来就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这势必影响到文化。布封所提“风格即人”，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人即风格”。连“人”的“格”都找不到，到哪能找“风格”？

　　之所以不能老是抱怨环境，就在于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生存环境比今天险恶得多，为什么他们有此大勇？《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引集中营中狱友写的小诗，正是他本人的写作态度：“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枪毙。/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这种写作勇气，当代文人有吗？

　　“七宗罪”

　　第七大病症是当代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因着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而特有的自卑神态，另一方面则是偏狭民族主义的傲慢嘴脸。

　　正如“垃圾”事件中，为什么很多文人那么在乎东西之辨？为什么人家一发言，先不管人家说的有没有道理，而一上来就给人家扣上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大帽子？说白了正是出于这种自卑和傲慢混杂的心态。

　　这么在乎中西之辨，而不管是不是真理，一定不能充分吸收人家的好东西，也不能继承本民族的好东西(鲁迅说，好胃啥都能吃)。还是哈耶克看得清楚，民族主义者们把民族当成了偶像，表面上尊重本民族的传统，但那尊重是一种盲信而非出于对真理的追求。

　　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潮都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真理的敬畏，这种创伤才是致命的。毋庸讳言，中国的当代文化也带着这样的创伤。

　　这七病，是当代文化七伤，也是当代文人的“七宗罪”。此非声讨，算是祷愿：愿当代文化突破困境而发展，盼2010年成为给我们真“惊奇”的“文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