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害国与儒教传世的历史吊诡

姜太公姜尚和周公姬旦是辅佐武王建立周朝的两位股肱之臣，两人也是至交。周朝建国后，姜太公被封于齐，周公姬旦被封于鲁。走马上任前两位好友聚餐话别，酒至半酣，姜太公问周公：“到任之后您将何以治国？” 周公思索片刻说：“可归结为四个字——尊尊亲亲。（亲亲即亲爱自己的亲属，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即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姜太公说：“我的治国方略也是四个字——举贤上功。”（推举贤士，尊崇功臣）两人拍掌大笑。酒足饭饱后，姜太公满脸严肃：“恕我直言，依阁下方略治国，鲁自此日必衰落矣。” 周公也坦言相告：“但依阁下方略治国，最终拥有你齐国的必非姜氏后裔了”。遂慨叹良久，喟然而退。
　　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姬旦因为辅佐年幼的君主周成王，一直在首都的朝廷做官，鲁公由他的儿子伯禽担任。伯禽到鲁国上任，过了三年才给周公汇报他治理的情况。周公问，为什么这么迟才来？伯禽回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故迟”。而姜太公到齐国后，过了五个月就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为什么这么快？太公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两相对比，周公慨叹说，“呜呼！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姜太公到达封地后，任用了大批贤良之士，“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其后齐日以大。周公之后数百年，周天子权威衰弱，诸侯国势力发展壮大。齐国在齐桓公小白和管仲的治理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当时的诸侯国都对齐国俯首听命，鲁国当然也不例外。
　　在齐桓公做了霸主之后的四百年时间内，齐国都是大国。齐国的临淄是当时著名的大城市，非常繁荣，“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这三个成语，说的就是临淄的集市兴盛，人流络绎的景象。
　　齐国能够成为春秋的霸主，战国的七雄，与它一贯坚持姜太公简化君臣之礼的务实主义有关。齐桓公时期的管仲，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知道礼节和荣辱这种精神世界的东西，其形成的基础其实是物质生活的提升和富足。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况下想建立高度的精神文明，无疑是在麻袋上绣花，水瓢上写字。后来的晏子也是务实的政治家。在这些务实的政治家的治理下，齐国保持长达四百年大国的地位。
　　对比之下，鲁国的情况就有些悲惨。鲁国从来没有机会成为大国。周公受封的鲁国在自然条件诸方面，不比姜太公的齐国差，因为周武王姬发在“亲亲尊尊”的周礼思想下不能不偏袒亲弟弟姬旦，给他更好的地盘。但是它却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每个大国崛起的时候，鲁国都不得不拿本国最好的土特产去贿赂他们。到了战国时期，鲁国弱小到几乎没有人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的地步。战国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它终于被楚国给灭了。
　　鲁国的弱小，衰落以致灭亡，与他们顽固推行的那种繁文缛节的周礼，是脱不了干系的。在鲁国，从伯禽开始，一切就是恂恂然以礼为中心，离开了礼，人们几乎就不能思想和行动。儒家正是在鲁国的这种政治、文化土壤中发展成熟的，鲁国的孔丘是这些繁文缛节的集大成者。鲁国的礼也就是儒家的礼，是一套非常繁琐、虚伪而程式化、仪式化的东西，它的核心是维护上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看不见摸不着的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这类纲常伦理，是靠一系列清晰可见的仪式来维持，来证明，来定义，来强化的。礼的根本功能，就是维护等级秩序，即“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
　　如果要看儒家的礼有多虚伪、繁琐和仪式化，不妨看看这段迎接客人的礼：“凡与客人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容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人入门而左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人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步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帷幕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其复杂繁琐程度，比的上排演一出话剧小品了！上述引文，就是周礼《十三经》中《礼记》中的一段。这样详细规范礼仪的有三经：《周官》、《仪礼》和《礼记》。三礼是周礼中最复杂繁琐的部分，那时的识字人本来就很少，一般人又不耐烦、不屑于浪费自己文化精英的宝贵精力鼓捣这些繁文缛节，这需要“专业人士”来从事这项专业工作，类似于后来的外交礼宾司、农村红白事和城里婚庆典礼司仪的行当。所以在周礼典籍保存最完善，施行最认真的鲁国，诞生了“儒”这种周礼施演工作者。随着时间的推演，原本属于小人阶层的儒者，由于识文断字，多少也算是文化人，又时常借助施演周礼而混迹于士大夫阶层，逐渐进入上流社会圈子，终于在春秋时代成为儒家。而后历代的儒生们皓首穷经在故纸堆里努力地解释与寻找出微言大义，毕其一生之功在周礼典籍中实施挖掘、倒腾、货卖的“文化传承”动作，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奇观。
　　鲁国的周礼典籍保存得完整完善，造就了儒家诞生于鲁国的充分必要条件，成了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那么是不是在这种礼仪实施认真，礼教思想弥漫的国家，人们的道德水准就会高呢？其实不然。在这块以礼治国的领地里，不断上演弑君弑父，兄妹通奸，父夺子妻等等丑剧。鲁襄公为儿子相了一位媳妇，娶来一看，很漂亮，就干脆据为己有；鲁庄公弟弟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长期叔嫂通奸，弄得国无宁日，人们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鲁昭公时期，叔孙氏、孟孙氏和季孙氏把鲁昭公驱逐出境，昭公丧家狗一样在齐晋两国间流亡。就如《诗经》中所骂得那样：“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鲁国因为礼法繁文缛节误事不务实而贫弱，因为礼教思想治国方略亲亲尊尊而衰亡。但是，在鲁国诞生的以礼法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至于今。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的原因是这样的，周公姬旦当年对姜太公所说“但依阁下方略治国，最终拥有齐国的必非姜氏后裔”的预言最后也确实应验了。齐国在传至第二十四世时，齐国的权臣田成子夺取了齐国政权，齐康公死后，无后裔，田氏全盘拥有齐国。上演了“田氏代齐”这一出国名不变，国君易姓的历史话剧。这是皇权社会中拥有天下的统治者最不愿意接受的后果，他们宁愿选择“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的后果。而儒家政治伦理的“君君臣臣”和政治方略“亲亲尊尊”，则完全符合维护一姓一家的血缘统治秩序及发掘这种统治利益最大值的心理诉求。
　　由于“亲亲尊尊”在儒教文化的发酵中已经成为等级秩序中不可逾越的利益硬规则，乱世中的一些人们为能跻身被亲之“亲”，被尊之“尊”的宫阙或台阶之上，往往不惜杀亲弑尊，而不是另一些人希望的“亲亲尊尊”。所以说儒家的这套说教与作法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皇权统治者的心理诉求，但也导致了几千年的争权夺位、血腥杀伐的历史循环。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当然，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中不乏卖弄聪明和自以为是的成分，却缺乏整体的民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