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现状，首要在于“两岸同属一中”。
和平发展，两岸共同构建未来。
中评社╱题：对“两岸关系现状”的解析，作者：蔡永飞（北京），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博士
‧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是中国大陆争取和平环境以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维持现状，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所谓“投降”只是妥协而已。如果按照“投降论”的逻辑，“一国两制”岂不也是“投降”？而问题在于，即使是“投降”，那也是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投降”，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何况所谓“投降”仅仅是调整一下利益视角、利益观念，调整利益关系，实际上是“共创双赢”，根本谈不到投降。
‧只要不超出一个中国的范围，台湾前途可以也应当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香港、澳门，尤其是台湾，不是传统政治思维下必须用战争解决的累赘、包袱，而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有利条件，是积极因素；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
两岸关系现状的基本特征
现状由历史发展而来，解读现状必须从历史开始。对此，胡锦涛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应当说，这是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客观解说，也是实行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直是两岸领导人的共识。
如所周知，从1958年起，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金门炮击”事件，直到1979年1月1日，叶剑英宣布停止炮击金门，持续了20多年的这一事件才落下帷幕。那么，“金门炮击”究竟是干什么的呢？有学者认为，呼啸的炮弹千万次地在金门和厦门水域上空掠过，实际上是两岸间一种特殊方式的交流与沟通，那就是国共两党以此达成了维护“一个中国”的默契。
很明显，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默契”，其实就是后来形成文字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们对“一个中国”的认识是重合的，区别只在于强调各自在不同体制中作为中国的领导者。由此而来，人们可以认为，大陆方面之所以没有用武力“解放台湾”，是因为大陆领导人认为，有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国人民守住台湾而不至于分裂出去，不必着急解决台湾问题；而既然蒋介石及国民党人始终坚持自己的职守，就应当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明显，只要不发生“台独”问题，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一个趋势，就是大陆争取的目标。
到李登辉、陈水扁当政的时候，他们虽然有“台独”倾向，但均无实质进展，大局没有任何改变。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则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可以说也是在延续着为中国人民守护台湾的职责。也就是说，尽管治权是分离的，但主权则一直是统一的。
的确，60年两岸分治，信仰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带来了两个差异很大的社会。在台湾，据《远见》杂志2009年5月一次民调显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只有46.6%，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则为95.9%，赞成与大陆统一的人只有8.3%，赞成台独的有25.4%，认为最终应该统一的占16.2%，赞成最终独立的48.5%，赞成先维持现状则有44.9%。甚至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现阶段在台湾，讲“台湾独立”、要搞“台独”，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说到“一个中国”，说到大陆与台湾统一，就是异端与卖国（2009年10月23日《大公报》鲁力《两岸政治协商无法回避》）。但是，依本文之见，虽然台湾民众这样的认知也是问题，民进党八年统治的政治宣传确实已造成意识形态的很大变化，但实际上并不可怕，并不能造成对两岸关系现状的改变。
首先，按照“九二共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华民国”；只要有“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台湾人民在为中国人民守卫着台湾，这一现状就仍然在“维持”之中，而在“维持现状”期间内这一现状也不会改变。
其次，应当把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区分开来。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不是“台独”文化。中华文化和把两岸同胞紧紧联在一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则始终带着同样的文化密码，即使隔绝几十年后，两岸同胞到了一起就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仍从《远见》杂志的民调看，即使有25.4%的台湾民众赞成台独，但仍有75.4%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
再次，从人的意识、观念形成和变化的规律来看，人们不必为现阶段台湾民意中的离心倾向焦虑。民调所反映的民意，主要是人们在现时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感觉、印象、认识，是一种十分感性的认识，一般来说与根本的政治信念、民族认同等等并不等同甚至并不相关，随着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变，人们的这些认识就会随之变化。按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冯克利译）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人们的观念会随着各种现实发生尖锐对立的改变，但始终不变的是民族的特性。该书这样描述1790年到1820年社会意识的演变情况：“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的保王派群体变得十分革命，然后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先是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了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然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第123页）在当下社会政治条件下，人们政治态度的转变也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曾几何时，民调马英九的支持率达到68%，但莫拉克台风一吹掉到16%，甚至仅仅比关在监狱中的陈水扁高一些。现阶段许多台湾人的认知是今天分治状态下形成的认知，当两岸关系发生变化，将来实现完全统一的条件成熟了，台湾民众的认知就会转变过来。
维持现状是为了改变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金门炮击所“维持”的“内战”状态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内战”，表面上是战争状态，两岸基本上没有战争状态之实，实际上只是追求和平统一的一种独特方式。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两岸以和平方式维持现状的做法相比，至少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
有人说，中国大陆曾经一直强调要“解放台湾”，之所以没有“解放”，就是因为怕美国介入等等。很明显，这种说法来自于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对两岸关系问题的无知。试想，1950年，中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毅然介入朝鲜战争，直接与美国交战，中国人怕美国吗？
事实上，之所以大陆选择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根本原因在于，尽管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但并不是中国利益中最重要、甚至很重要的问题。在台湾并没有出现“台独”或者类似分裂国家的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大陆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在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极“左”思潮统治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被确定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从未高过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执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表明执政党明确地把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加快发展摆到了国家战略的头等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神圣目标。在邓小平作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时候，他没有认为“既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不如先把台湾问题解决了”，而是把经济建设确定为执政党的工作重心，这就是因为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国利益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台湾问题一时不解决也不会影响大局。
因此，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是中国大陆争取和平环境以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维持现状，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彻底改变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的状况，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就有问题。这是在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时候，大陆必须改变的现状。这是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大局。无疑，在中国国内的大局中，维持现状也是要改变现状，特别需要改变的状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大陆在许多地方、许多方面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乃至落后于台湾。如果不努力改变这一现状、消除两岸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落差，两岸和平统一也会遇到更多困难。
另一方面，大陆要争取和平发展，台湾也需要和平发展。台湾政治家也会看到，维持现状只是暂时的，中华民族终究要完成两岸的完全统一。那么，在创造未来“一个中国”新形式的时候，台湾方面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不仅需要加强台湾在经济、科技等等方面的硬实力，也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软实力。2008年4月，马英九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文化是台湾的关键实力。台湾的教育水准、人民素质、公民社会、艺文创新，明显地领先华人世界，是台湾最大的资本。”要“经由软实力达到与增加国防经费相同或更大效果。”马英九说，扩大陆生赴台是“一个计划深远的阳谋”：“如果20年后大陆的国台办主任是台大毕业，这有什么不好？”而要做到这些，首要条件当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疑，维持两岸关系现状，也是台湾同胞包括台湾政治家的利益所在。
显然，作为领导中华民族人口主体部分的大陆领导人，思考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不应当把像台湾问题这样并非最重要的问题放到太高的位置上；他们不仅要解决13亿人口的生存问题，更要考虑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问题。而正因为考虑民族复兴的大局，才把和平发展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主题。相比之下，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许因为身处台湾，往往不能够或者很少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去思考中国问题和台湾问题，更有的人只站在政治人物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有一种所谓“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封建割据意识。
有论者在大陆庆祝60周年国庆的时候回顾往事，从1949年“划江而治”的议题联想到今天两岸“划海而治”。如果可以这样比的话，那么应当说今天人民解放军跨过台湾海峡比当年跨过长江容易多了，而今天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跟当时共产党提供给国民党的“和平协议”相比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哪有什么“投降”可言呢？其实，这种“投降论”也是一种封建价值观。以现代政治观念而言，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所谓“投降”只是妥协而已。如果按照“投降论”的逻辑，“一国两制”岂不也是“投降”？而问题在于，即使是“投降”，那也是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投降”，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何况所谓“投降”仅仅是调整一下利益视角、利益观念，调整利益关系，实际上是“共创双赢”，根本谈不到投降。事实上，这样的腐朽观念应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加以淘汰，应当学习继承的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富于智慧的部分。比如说，传说郑板桥回复家人关于与邻居争地的来信写了这样一首诗：“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如果人们能够学习郑板桥的智慧，换个角度来权衡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忽略“秦始皇”的问题。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追求“大”利益，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同时也可以实现更多的“小”利益。胡锦涛说：“回顾近代民族之艰难奋斗历程，展望未来民族之光明发展前景，我们应该登高望远、审时度势，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更远大的目光、更丰富的智慧、更坚毅的勇气、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应当说，这一呼吁既是自勉，也是对台湾政治人物的一种鞭策。中华儿女都应当抓住和平发展机遇，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现状”向何处去可以由两岸共同决定
对于两岸关系的现状，台湾方面一些人士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民主原则，人口数量占大多数的大陆人民应当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起主导作用，而不能说2300万台湾人民有权单独决定台湾前途命运。比如说，如果大陆人民不希望台湾独立，台湾方面就应当“少数服从多数”。从大陆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来看，大陆方面不可能允许台湾独立。就意识形态来说，正如邓小平说到香港问题时讲“绝不当李鸿章”那样，不管谁执政，都不可能接受丢失领土的国耻。就利益角度来说，起码有一点，允许台湾独立就等于是需要出海通道的中国大陆自己把门封住了，这是不可想像的。显然，如果让全体中国人表达意见，“独立”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台湾方面的选项；台湾同胞只要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角度看问题，也不会同意台湾独立的。
因此，所谓“台湾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的提法，如果说它也包含了合理成分的话，那么，它并不是无条件的。
作为既往事实的一个侧面来说，台湾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台湾人民自主选举的，台湾领导人的任何重大决策也是他们自己作出的，并没有受到别人的左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尽管台湾内部事务未受到直接干预，但祖国大陆并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可以说，2300万台湾人民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那样的“决定”，是因为这些“决定”没有超出13亿大陆人民认可的范围。看上去是“台湾人民”在作决定，但事实上13亿大陆人民也“参与”了决定，而且事实上这一“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看不到这一事实，那是目光短浅；如果否认这一事实，那就可能是误解或错觉；如果回避这一事实，则就是自欺欺人。可以说，这也是“一中各表”基础上两岸关系现状的一个重要方面：至少就现实而言，只要不超出一个中国的范围，台湾前途可以也应当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同时，“台湾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也可以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台湾的将来不管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就是台湾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结果不好，只能说“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比如说，一部分人想要走“台独”的道路，假如大多数台湾人接受了这样的选择，其前途可能就是战争，那么，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可以说是“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的。当然，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台湾人民并不想要战争，所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说台湾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只是说别人代替不了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在两岸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上，13亿大陆同胞按照民主原则和实力原则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但2300万台湾同胞则必须发挥好主体作用。
当然，有些人说“台湾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这句话，意思是台湾前途除了2300万台湾人民，别人也不能参与决定，这显然只是一部分人对两岸关系现状认识不清所致。陈水扁曾经说：把“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不是陈水扁“不努力”，他执政8年，已经使出了全身解数，也得到了某些国际势力若明若暗的支持，有可能的话他早就做到了。事实上，在“一个中国”之内，陈水扁作为“台独”势力的代表者，他不仅主导不了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决定，更不可能撼动13亿大陆人民的立场。
“一国两制”是维持现状的条件和保障
由于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也就是说，大陆方面选择和平统一，并不是担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也不是怕什么人，而是不希望因此影响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实也体现了大陆方面对台湾民众的善意，但不能由此认为大陆方面已经没有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勇气，更不是不具备武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不愿意作出选择。假如出现不得已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反分裂国家法》所宣示的情况，大陆方面将会采取断然行动。问题在于，“一国两制”不仅仅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因而，“一国两制”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第一，“一国两制”排除了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国两制”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一次革命。中国古代有一个“汉贼不两立”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一旦被认为赋予了“天命”，那么这种“天命”就是独一无二的，确立和维护“天命”的唯一办法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而实际上，所谓的“天命”只是传统小农社会中某个小圈子、某个族群的私利而已，基本上与大多数民众无关。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是这种传统政治思维的代表者。1946-47年，尽管出现了国共合作建国的历史性机遇，当时毛泽东已经考虑准备把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搬到淮阴去（他跟张治中说，南京太热，淮阴会凉快一些），但蒋介石以为有能力消灭共产党，他撕毁了停战协议，发动了内战。1949年，当内战基本定局的时候，蒋介石又拒绝了共产党的“和平协议”，实际上也是再次拒绝了合作建国的机会。邓小平超越了这种传统政治思维。“一国两制”理论的光辉之处是，它树立了国家和人民实质性的整体利益的绝对性，同时排除了某一“制”的正统地位的独占性、排他性，从而消解了战争的必要性。“一国两制”作为邓小平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解决台港澳问题的策略思想，对于中国政治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虽然“一国两制”的提法被台湾一些政客作了很多负面宣传，似乎成了过时的理论，但两岸确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维持现状的共识，事实上就是认同“一国两制”。也可以说，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等于承认现状就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一种表现形式：维持现状就是一个中国之下两“制”之间和平相处。虽然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形式，但或许什么形式都会带有过渡性。如果能够在维持现状的意义上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则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形成了新的积极形式。相信随着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两岸同胞一定会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创造出更好、更积极的形式。
第二，“一国两制”为台湾同胞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说“一国两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一个革命性变革的话，那么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它排除战争的必要性，更在于它实际上承认了另一“制”的正当性、甚至必要性，体现了“一国两制”理论的民主属性。或许邓小平开始提出“一国两制”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允许“两种制度”并存、使之不再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困扰；虽然可以相互促进，但两种制度应当互不干扰，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但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人们认识到，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更应当互补、互利，形成良性互动。既然在内地还要建立特区、以不同制度来促进发展，为什么不能积极地利用历史留下来的现成的不同制度呢？香港、澳门，尤其是台湾，不是传统政治思维下必须用战争解决的累赘、包袱，而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有利条件，是积极因素；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因此，对于坚持“一国两制”政治思维的大陆领导人来说，实行维持现状的对台政策，就是要等待台湾民众不断认识到“一国两制”对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对于台湾同胞局部利益的重要意义，在逐步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和平统一，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同时，促进台湾同胞局部利益的实现。
第三，“一国两制”为台湾参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提供了必要性。“一国两制”是大陆争取加快发展的国内外和平环境的需要，而对台湾同胞来说，“一国两制”则是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难得机遇，也是促进台湾同胞为中华民族发展作贡献的巨大推动力。当年蒋介石一心一意要“反攻大陆”，但是直到死的时候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看一看。而在今天，在维持现状的条件下，不仅台湾的发展得到了祖国大陆的巨大帮助，每年贸易顺差几百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众直接来到大陆参与现代化建设，经济文化上交流合作越来越多，政治上也在逐步产生影响。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祖国大陆是淘金宝地，谁早登陆谁先发财。对于那些有眼光、有能力的台湾政治人物来说，则可以像2005年连战所做的那样，抓住当前这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积极作为，主动出击，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力量，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创造出更好的形式作出更多努力。而只要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他们就一定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更多回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2月号，总第1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