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为什么会衰亡！

儒学为什么会衰亡！

作者：一道闪电

更新时间：2008-09-06



一、精英体制的弊端：

大凡一个政权稳固都有其核心力量，这股力量就是精英集团，对这个集团的基本要求是道德必须严格自律，思想是高度统一的。精英集团的腐朽、分化是政权覆灭的内在原因。精英政治最大难题是：精英们的堕落、腐朽趋势如何避免？腐朽、分化是必然趋势，但是其腐朽的速度有快有慢，如何实现精英群体的吐故纳新，剔除陈腐是最大的难题。


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谈罗马帝国灭亡时说：“在富有的阶级中，征服来的金钱并不用于生产工作，而只用于享乐。高利贷是罗马共和国的癌症。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曾经低落到如此程度。他们没有宗教、道德和一切社会美德的观念，于是这些群众被罪恶所吞噬了。奢侈产生兽性，兽性产生放纵，放纵又导致独身生活。对于这些堕落的人而言，放纵也就是自由，但是对于豪门巨富，自由又等于权力、利润和对于财富的无限贪欲。最后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了金钱为唯一的联系了。整个文明是已经衰颓了。”

文明被征服，正如汤因比所言是信仰的丧失，物欲横流，贫富鸿沟，信仰和现实出现反差。当社会主流出现信仰危机时候，大凡作为文明核心的伦理、道德、宗教就出现崩溃，当伦理、道德、宗教沦为虚伪的说教时，被征服就变得可能了。

军功贵族集团一般维持不过百年，“胡虏无百年之兴”，辽、金、元百年左右就彻底灭亡。苏联解体，是由于共产党集团的腐败，时间也不过百年。满清的稳定是由于满洲贵族集团到儒家士大夫集团的过渡，满清的文字狱、理学使得满清一代没有出现晚明时期儒生思想的分化。相对而言，古罗马贵族集团，英国资产阶级是比较很成功的，能保持几百年到上千年健康执政，这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二、儒学从内容走向形式，从目的变成手段

前面讲过的“形式得利者”，这一理论同样应用于儒学社会，东汉末年，已经有童谣讽刺儒生，“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唐以后开科举制，儒生出仕从“德而优则仕”演变成“学而优则仕”，儒学发展到宋明后期，相当一部分“儒生”虚伪化，尚空谈。沽名钓誉，精神委靡不振，理想主义衰落，功利主义粉墨登场。即便如明末复社一类的进步团体，得以兴盛的原因在于传授科举心得。儒学走向反面之时，社会极容易崩溃和重组。

这也正是吴思发现所谓“潜规则”到处横行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是不相信理想、信念、主义之类的，在他们眼里人类社会活动都是商人式的算计。自以为聪明，由此以偏概全，大言不惭自封为定律。
但社会总要重树新的主义、新的理想，延续人类文明的进程。

儒学从内容走向形式，关键在于科举制度。
科举之害

科举制度存在弊端，科举制下，儒生把儒学当作求官立名的工具，儒学异化了。士大夫儒家精神的培养本来要靠个人行为修养，社会的赞同。但是在科举制度下，这种激励机制弱化了，沦丧了。儒生们对国家对黎民也不必有什么责任心，举子们认为个人尊严，功名富贵都是寒窗苦读，科场考试换来的，与皇帝和百姓无干。满清一开科举，明末举子闻风而至，甘当汉奸，他们的理由也符合人情，有谁会不珍惜自己的劳动呢？有谁会白白辜负了自己过去的辛苦，他们长期得益于这条科举仕宦的道路，积习之下，别的也做不来。

另一方面，科举出身的士人缺乏民意基础，科举制后再无贤人之说。这时的臣子们“理不直，气不壮”，丧失了与皇权抗争的底气，这为官僚奴性的养成提供了条件。君主也完全有理由不把他们当作民意代表来看，士大夫在皇帝眼里地位一落千丈，尊重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完全由皇帝的素养而定。皇帝暴虐专制，臣子们唯唯诺诺，像个奴才；皇帝仁慈，臣子们就沽言卖直，滥骂皇帝，博得贤名。到晚明时，一部分儒生悟心学，自以为悟了道，成了圣，要“发圣人之言”讪言博名尤其严重。然而满清一来，大部分儒臣却投降当了汉奸，完全成为“食君之禄，为君谋事”的家奴。这都是不管社会和民意，空论自我德性的科举所害。

再次，明末士人党争非常严重，这类党争，多是门派之争，意气之争而非完全是正邪之争，党争的出现和科举制关系甚大，科举出身的举子们有乡谊之情，有学宗之分，有师徒之恩，很难逃离宗党色彩。国家就这样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八股之害更糟糕，顾炎武谈八股之害时总结到：八股之害，是消弱学校教育功能，造成空疏学风，所学内容很窄，守宋人一家之言，刻意揣摩题目。学非所用，不能取真人才，养成士子利禄之心。“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於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 。”（顾炎武《生员论》）
“录取的士人。生员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府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由此也。”。
最终造成“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他总结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

汉代采用察举制，当时的儒生出仕要经过乡里众人的考察和推举，他们有着比较成熟的儒者人格和才能。汉代以后不同，门阀制、科举制完全省去了儒生践行成才的这一最重要的环节，儒生们没有经过最重要的品格锻炼、心理训练和身体锻炼。大部分儒生只是空有知识，难得实才的腐儒，越到王朝晚期这类情况越严重，国所以不昌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半部《论语》治天下”，理论和实践脱节之后，“百无一用是书生”。毛 泽
东如果像王明那样系统接受马列教育，就不会走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科举制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

三、儒学衰亡
（一）、乡愿泛滥

何为乡愿，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在平陇战争中，祭遵病亡，祭遵大公无私，让刘秀十分感动，但是铫期劝止了他，他说：“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怀惭惧。”刘秀听劝止悲，这是对的，祭遵不是人人都能学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修养，推出这个榜样，只会闹的满朝尽伪。故管子说：“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

商鞅也说：“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商君书·修权》）

儒学发展到宋明，就是这个样子，道德理想主义是士大夫的表面形象，然而口是心非，道貌岸然者太多，人人以圣贤自诩，以圣贤苛责他人，但是又人人伪善，带着假面具做人。到了关键时刻不是无一计可用，就是逃避、投敌。这是乡愿泛滥的时代。

李贽说：“名利无兼得之理，超然于名利之外，不与名利作对者，惟孔夫子、李老子、释迦佛三大圣人尔。舍是，非名即利。”
“市井小民求利，贤者求名，圣人忘名利而超越世俗。虽有高低凡圣之差别，然都是真心之显露。惟假道学非但欲名利双收，且又讳言名利而以圣人自居。”（《续焚书》卷一）

儒家学说到宋明，演变成理学，或称道学。高唱“存天理，灭人欲”，崇尚空谈，不务实事。大多数儒生一心向往的是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既不好名又不好利的根本找不到，只好一样的也少，都是既好名又好利之徒。时代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就是孟子这里所讲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而终于“陷于罪”的一种社会心理和时代特征。
（二）、腐儒

南怀瑾讲：例如宋代的大儒家程伊川（颐）做讲官时，一日讲罢，还未告退。宋哲宗站起来松动一下，顺手折了栏杆外的一条柳条，程颐马上就进谏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下殿而罢。
所以明人冯梦龙便说：“遇到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因此把他列入迂腐之列。
腐儒做派也是自古就有的: 有一次光武尝欲出游，“（申徒）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帝遂为止
”（《后汉书·申徒刚传》）。

儒家在汉以后，文武双全者少之又少，大都变成文儒、小儒、腐儒。腐儒既不堪用，文儒也华而不实，光武时期的朱浮就是典型，其人文辞华美，又好卖弄才学。然而对光武中兴大业起了极恶劣的作用。

有人问，儒学传到日本后，为什么从来不腐朽，而且还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来源，有人回答道：“武士道是一种“军事型的伦理”，在军事这个血与火的炼狱中，是容不得不诚实的，任何虚伪都会遭到实践无情的否定。而中国的理学是一种“文教型的伦理”，即使它的出发点是“好的”，由于没有血与火的考验，久而久之，终不免腐朽。”
（三）、宋儒亡国

东汉后期已经大有沽名钓誉之徒，浮华交会之徒。然而不占主流，大部分儒生还是生气勃勃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三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以后就不同了，南宋灭亡，在于“正心诚意”崇尚空谈的理学泛滥，儒生们想的是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当国家危亡之际，则是贪生怕死，卖国求荣。1256年文天祥在考卷中揭露士大夫说：“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们的文章读。年长以后，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个利字。能够不这样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士大夫骗取名利，也教育子弟们唯利是图。宋代以科举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把持了。文天祥中状元时的考官王应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
士大夫无耻，宋明两朝都类似，这些人在大敌当前，既无谋，又无识，纷纷选择逃跑和投降，甚至连早朝都不肯来。
有一篇文章评论“亡宋痛史”的，看看儒生们的表现。

“当国家危亡之际，则是贪生怕死，卖国求荣，自襄阳吕文焕起，文官武将献城投降者不其数。当元军直逼临安之时，以状元出身的左相留梦炎为首的达官贵人就立刻纷纷出逃，以至有次延议，竟只有六名文官到场。榜眼出身的右相陈宜中，则是《痛史》刻画的这类人物的代表。“他采用的是中庸之道，既同流，又不合污。他在政治上紧跟贾似道，但生活上却与贾似道迥异，他不拈花惹革，也不花天酒地。就是在官场上，他也是对贾似道依而不赖，做得含而不露。”但在关键时刻，当伯颜要他亲赴元营请降时，因害怕被扣而连夜逃出临安。后来当元军水师直逼南宋海上小朝廷时，又再次只身乘船远道，最后客死暹罗。至于一些有操守的理学名士，又迂腐地不屑于以“狡猾之举”，去做所谓“非君子名节、品格所能容”之事，坐视昏君权奸断送大好河山。所以文天样发出了“理学误国”的长叹。鲁迅曾经指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在于新教伦理。它表现为人的勤俭、诚实、守信等美德。在这种伦理支配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促使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儒家精神也是同样，它是封建国家建立和巩固的伦理基础，儒生原本是一群为理想、信念献身的殉道者，国家的富强是靠一大批儒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结果。王朝的灭亡也首先是和儒家精神衰落直接相关。

四、儒亡明亡
明朝灭亡原因之一是在于士大夫的无能和堕落，儒学发展到明代其弊端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腐儒意识充斥朝廷

在国家政策指导思想上，明代腐儒意识蔓延，国家无论大事小情都以儒学义理为宗旨，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都能以儒学义理批驳，大臣们各怀私心，置廷议陷入党争，谋策陷入道德困境。怕当骂名怕当责任，人人自危，束手无策，不干事的言官总能摆出义正词严的虚伪道学的面目。“以虚理害时务，以小义妨大理”。谋国者少，谋私利者多。在黄仁宇看来“以德治国”必然陷入绝境。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统治者应该是符合儒家教义规范的哲学王，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间时时用道学这把尺子来衡量。为人处事，政策决定必须符合儒学教义。
一旦不符合，道德上被谴责，就动摇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可惜这时候是理学盛行，空谈性理。臣是这样，君也是这样。那些御史以论是非为荣，拼死而成其名。

于是人人出不了主意。皇帝不敢拿主张，皇帝和大臣在作中兴无道之君还是作所谓的“有道亡国之君”，在作能臣还是作“伪道贤臣”之间都选择了后者。

清代李光地说“明代士大夫如黄石斋辈，炼出一股不怕死地风气，名节果厉，第其批鳞、捋须。九死不回者，都不能将所争之事于君国果否有益算个明白，大概都是意见上相竞耳。行有余知不足，其病却大。”东林党人却也是“无事袖手淡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人吵闹二十年，不过是宫廷内事。所谓明末四大案。于国何有半点益处。
这种风气明初就有，“方孝儒留为伊周者。后用起来，当靖难时，著著都错。这就是他学问有病，才高意广，好说大话，实用便少。”

（二）、道学之害
1、空谈性理误国

顾炎武论道学的弊端说：宋明道学根本弊端在于“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而圣人则“举尧舜相传之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只讲民生和人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他还认为：明亡在于清谈，“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

他举例说道：“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明末，理学无道，心学无术。南明降清的大多是理学中人，先依附阉党，后投降满清。讲王学的有不少不屈的烈士。只是这些人有心无力，终成不了大事。

所以顾炎武提出恢复征举制。他认为唐宋以来文武分开，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同时又出现重文轻武，武将面临低级文官也要趋前相拜，形如走狗，和文官仆隶称兄道弟，这样如何培养武将的自尊心和人格尊严。儒者忠君爱民精神更不用提了。
清代的唐甄也指出，学者不学兵非全学也。

“学者山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亡。孙子十三篇，智通圆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夫将者，智足于军未善也，军不可偏也；智足于战未善也，战不可渎也；智足于敌未善也，破一敌又有一敌也。善军者使天下不烦军，善战者使天下不欲战，善破敌者使天下不立敌……兵以力胜，力以谋胜，谋以德胜，非学不可。”（唐甄《潜书·全学篇》）
2、一事无成君子儒

“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这是明末君子儒的窘境，当时的明末士大夫大多抱着救国无方的惭愧心情走向归宿的。清初唐甄对此感想很多。

他说：“儒者不言事功，以为外务，海内外兄弟，死于饥馑，死于兵革，死于虐政，死于内残，祸及君父，破及国家，当此之时，束身锢心，自谓圣贤。世多艰难，己安得独贤。”道德和功利不可分割。取修身而害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他更明确的指出：“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为仁不能胜暴，非仁也；为义不能用众，非义也；为知不能决诡，非智也”（《潜书·有为》）。

“德虽至纯，不及远大，皆智不能道之故。无智以道之，虽法尧舜之仁，不可以广爱，虽行汤武之义，不可以服暴，虽学周公之礼，不可以率世，……是故三德之功皆从智出。”（唐甄《潜书·性才》）。
其实对这个问题，明人早有觉察，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谈道：“
或问曰：主将者，万人之敌也，而一技一艺似不必习。光曰：恶！是何言哉！夫主将固以司旗鼓调度为职，然不身履前行，则贼垒之势不可得，众人之气不肯坚，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难而逆诳莫可辩，斯赏罚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当前，则身无精艺，己胆不充。谓习艺为不屑，可乎？”

傅山说奴儒是庸儒，只知用大话空话来哗众取宠，遇到有本事的，就用“王霸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的伦理道德至上来压制。朝廷都是庸人。相反，明降将洪承畴、吴三桂等人摆脱了道德束缚，就变得生龙活虎一般。
卢梭说：“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禄位……
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国家的众多民众，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者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当儒学走偏，不再先进之时，又怎能培养出贤人，怎能再代表人民利益，实现以民为本呢？儒生一直是华夏社会的栋梁，儒学一旦走偏，误入歧途，国家民族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
（三）、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
那么儒学原本是这样的吗？明末清初学者们也有反思，颜元在《习斋年谱》录一则跟程朱理学与孔子有关的趣事如下:
“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他老人家穿了整整齐齐的衣裳，束了腰带，挂了宝剑。
那七十二位生徒，有的习礼，有的鼓瑟弹琴，有的弯弓射箭，有的挥戈练武，有的跟老师谈仁孝，有的谈兵农政事，服装也是如此。两壁上挂着弓箭、萧磬、算器、马鞭等等。另一堂上坐着那位程明道老夫子，他峨冠博带，垂目做如泥塑，如游(酢)杨(时)这样的生徒，聚在那儿，在返观静坐，或执书咿唔(吟诵声)，或对谈静敬，或执笔
写作，壁上放着书籍字卷。试问此二堂同否？”

所以，马克思·韦伯会得出这种结论：“儒教强调君子受教育是为了改善自我而成为完人，这种古老的教育观反对为了专门致用的目的训练人，因此在实践上亦与经济理性主义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的专业化、合理化相冲突。”
真儒必须强调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学问。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正谊谋利，明道计功”。

书生误国－南明政权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即时编练出一支新军

大家已经公认明末有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为什么不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关键原因在于明末儒生书生气太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东林党人不抓武装，空谈是非仁义，怎能救国救民？战争和政治自有规律，不是书生在书本上辨是非就能把握得住的。

东晋有北府兵，南宋有岳家军，这都是政权赖以存在的最牢靠的基础，即便是政权有所变更，精锐的军队还在，就能保住江山。军权在手，朝廷上的党争立刻就会停止。同在1644年，英国的克伦威尔发动资产阶级革命，1645年克伦威尔勉强组织了1.44万的军队，最著名的马斯顿荒原会战消灭了王党，开始了资本主义时代。而此时明朝的东林党人还正忙于党争。
在这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儒家理论的转型并没有及时完成，而强敌已经来临。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遗憾。

如果史可法拥有一支新军，就决不会在朝廷上受制于人。满清的暴行，士绅的自保，百姓们保华夏衣冠的民族意识，事实证明南明完全有条件的训练出一支精锐军队。嘉定等地，在人们看来民风柔弱的，然而在抗清的旗帜下，却涌现如此多的英雄事迹。这支军队人数不用很多，只要拥有关宁铁骑的精锐，郑家水师的实力，就能在陆上、江上、海上自保，乃至收复国土。

其次，软弱涣散的政权，政治上摇摆不定必然缺乏凝聚力和决心、信心。隗嚣不如孙权之处就在于此，总是幻想和光武帝媾和，割据一方。已经爆发激战了，决心仍然不定。马援投奔光武在前，牛遵被来歙招降在后，民心、士心、军心总在浮动。反观孙权，一旦定下与曹操作战决心，拔出宝剑，斩去案几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时时提醒着百官千万不要再有言和的盘算。

富勒曾经对普法战争做过总结，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于指导战争的。内阁每天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民众激情和冲动迫使军队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进攻，不敢根据战场实际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结论是：一旦爆发战争，就应该转入战时责任内阁，实行先军政治。大敌当前，意志要统一，权力要归一，明末崇祯政权、南明政权亡就在这点，任何事都要讨论，言官误事，空谈误国。

（四）、儒家精神的丧失
1、为虎作伥，武将乏儒
自唐宋以来，文武分殊，文不知兵，武不习文。纵有报国热情的儒生却无报国之能，而武将则多拔于行伍，贪利求货，毫无仁义廉耻之心。
明末，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文恬武嬉，舔颜事仇，人无廉耻，早已远离儒学教义。

黄宗羲说：“彼武人之为大帅者，方且飙浮云起，昔之不敢一当敌者，乘时易帜，各以利刃而齿腐朽，鲍永所谓以其众幸富贵矣，而后知承平之时待以仆隶者之未为非也。”（《明夷待访录·兵制》）

明代从崇祯殉难者都是文臣儒生，在郡县举兵者也是文臣儒生。但是儒生久不为将，认为打仗是尚力之事，当属之豪健之流。要么就是“阴谋之事，当属之倾危之士。”所以根本不是满清的对手。

2、小人儒賟颜事仇

光武中兴，儒生们为家去身，为国去家，舍小我顾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起了关键作用，而在明末则正相反，儒学在民间则是言不及义，明末清初，顾亭林就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这些小儒就是明末的自由主义者。

明亡原因之一就是自由主义泛滥，自私，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大学》）
刘邦要平定陈豨叛乱，舍人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刘邦以为“爱我”。

这就是小人儒，明末历史，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这些人和满清之间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

自由派所向往的社会，明末已经实践过了，自私自利，损公肥私，党争不断。国家再也无法组织起来，土崩瓦解，一盘散沙。人民则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
杰、焦 国 标、马 立 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

组织被解构之后，成员就成了一般散沙，就成了另一方强大组织的待宰羔羊。明末小儒干的就是解构，解构国家，解构民族，解构家庭，解构信仰，解构道德。之后开门揖盗，认贼作父。而今天的自由派干着同样的勾当，为此甘作汉奸走狗，他们在所不惜。


明末中国正处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期，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在瓦解，旧的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但是新的却还没有成熟，李贽等反封建反礼教的书籍摧毁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士儒御敌丧失了精神武器，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但今天的李贽却成了反封建的标本，是自由派极力推崇的榜样，“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如此放纵实际同西方的个人主义并不同，但今天却不加鉴别地被吹嘘成个性解放了。


东汉之初儒学那套虚伪的形式主义学会的人不多，后期的儒学越来越虚伪，越来越为求功名的小人利用。到宋、明儒学变为道学。实用的东西越来越少。儒生们则是把儒学当作了手段，风云际会之时，或者为利，或者为名，择机而动，良鸟择主，知礼知义者少矣。

五、天下无儒

明亡以后，随着满清入主中国，儒学沦为满清专制的统治工具，异化为赤裸裸的奴学。1645年，浙江发生反对满清统治的风潮，总督张存仁建议说:“速谴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人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按马斯洛人心理需要层次原理，人在满足温饱、安全需要之后，就会追求尊重和个人价值，作为明季儒生，张存仁说出了这些人的心理需要。满清的科举和文字狱，让儒家精神彻底消亡了，这时的儒学是有术无道，朱熹理学成了官方圣典，理学成为理教：“借寇兵，资盗粮。”按清朝人自己说，“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毫无人文精神，之前的俗儒、小儒演变而成清代奴儒。

满清开科取士，满足知识分子的这类需要的同时，又把等级尊严体系刻在每个秀才、举子的脑子里，所以满清政权得以巩固。但是人是不会知足的，总有得到更高尊重的心理，满人朝廷终究会变为汉人朝廷，这个过程缓慢但是存在，这也是满清末期得到众多改良派、立宪派支持的原因。但这些人腐朽在于他们脑子里并没有改掉满清这种封建等级尊严体系，落后于时代，袁世凯称帝不还政于民的道理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