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中国人更幸福？
崔宇
最近，“幸福”和“尊严”成了中国社会的流行词。这缘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令人振奋的表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似乎容易理解，即要让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但“幸福”却是最熟悉的陌生词，如果不知道幸福是什么，就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如何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也就并不容易。
虽然许多先贤圣哲都把幸福当做人类社会唯一的追求和目标，但由于幸福来源于人类的心理感受，最终是一个哲学或者宗教的命题，所以很难给幸福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很难定量的衡量。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总是相似的，虽然很难回答“幸福是什么”，但仍然可以圈定一些构成幸福的基本要素，即寻找到幸福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将财富，或者说物质的丰富和满足，当成了幸福最根本的、甚至唯一的要素。这一点从经济学对于幸福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经济学诞生之前，人类追求幸福和智慧，但哲学家摇身一变成了经济学家，人类便混淆了幸福和财富的界限，开始疯狂追求物质和财富，并将其当做幸福的阶梯。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前，还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这是一本被世人认为同《国富论》水火不容的著作，因为这本书认为所谓自理性经济人和“看不见得手”导致的财富增长并不会带来幸福，本质上是一种欺骗，但“正是这种欺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欺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遗憾的是，亚当斯密的提醒被后辈们抛在脑后，经济学由此诞生，更多地研究容易衡量的财富，但却远离了幸福。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开始彻底远离哲学和伦理学范畴，仅仅关注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里讲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其本质是数量的“多多益善”，还隐含着随着收入增加效用将增加的含义，这意味着收入或财富最大化是经济学的终极追求。但即使收入或财富最大化，效用也最大化，但并不意味着幸福最大化，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如此。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有了“幸福经济学”这一小分支，引入了心理学的分析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通过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来研究人类的幸福，但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彻底撼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尽管他们的研究更接近生活现实。
去年逝世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试图弥补经济学对于幸福研究的缺失。虽然难以定量衡量幸福，但从这个公式正好可以看出幸福在哪里。其实，这个公式也恰好将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融为一体，《国富论》指引人们研究效用最大化，但《道德情操论》告诫人们要控制欲望，除了有自利的进取心还要有利他的同情心。
从这个公式可以分析效用最大化或者说收入最大化为什么不能带来幸福。第一，因为收入的不断增加提高了人们的欲望，总想着“更上一层楼”，导致到达一定的收入临界点后，随着欲望攀升，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第二，即使是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平等，攀比的欲望上升，也导致幸福感下降，这需要政府进行再分配调节；第三，如果是由于权力的干扰导致机会不平等，不仅将导致效用下降，也会导致欲望上升，当然，这种欲望是改良的欲望，缘于不公平感导致的积怨。对于中国来说，要想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现阶段或许要先解决后两个问题。这也意味着贫富差距和政治体制是中国人幸福的最大障碍。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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