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送交者: 留神
重要资料之一:
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这时,毛主席对其它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复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复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着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着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 七六年七月十五日 ,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离开中南海之后,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去年,她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这些年,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张玉凤还做了一项她很引以为豪的工作,就是整理毛主席的藏书。“毛主席自己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的确,毛泽东主席是以书为伴的一代伟人。他读的书涉及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读书范围和重点,无不是围绕着借助对历史的了解来帮助变革现实。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陈列着他曾经批注、圈点、万余册浩瀚藏书中精选出来的,共100余种。 “我终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了却了一椿心愿。”张玉凤说,上个月她还在西安搞了一次签名售书。她售书是为了完成第二椿心愿,为韶山的毛主席故居纪念馆募一笔钱。
张玉凤1967年与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至今已30多个春秋.阅览过的10万余册传世藏书。这些藏书便是由张玉凤和其它几位同志整理的。她还参与了布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去年底,一套由张玉凤担任主编的24卷5000万字的鸿篇巨制《毛泽东藏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之二
中央“三室”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存疑
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三室”),自2007年初就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复核。今年3月中旬,以“三室”名义给中央政治局递交了《关于林彪定论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若干主要罪证成立有疑》的意见报告。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不能成立
该报告指: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关系,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关系,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关系,从已公开和非公开、防扩散的证据中,林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无另立组织,无要推倒、颠覆宪法中社会制度,无搞有组织性活动。在个人之间或在聚会时,对当时的路线、政策或党中央主席有意见、有批评(包括激烈的指责),都属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范围,所以“反革命集团”罪状难有法律依据确立。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关系
该报告指: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欠缺勾结反革命犯罪事实,而“勾结”活动基本上或称主要目的是维护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林彪和江青所谓勾结,同样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斗争,有权力斗争,有对文化大革命立场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该报告指:林彪问题的实质、性质,纯属党内斗争、宗派斗争,也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制、独裁、政治狂热的正确方面。在特殊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林彪追随或同意毛泽东的路线、决策,是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及行政上渎职。
林彪四次推辞当接班人
该报告指:林彪并无参与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制定文化大革命路线。
林彪在1966年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曾四次推辞当接班人,包括两次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林彪第二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考虑甚久,惟有林彪最宜接班,请接受委托”。结果,林彪把毛泽东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痰盂里,说了一句:“我不想倒在润之之前”。叶群令机要员退下,把报告捞出来,并在一起粘贴上,锁在保险柜内。
该报告指:1958年5月,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宋任穷、陶铸、粟裕、罗瑞卿上门祝贺。林彪并无兴奋,还写了几句,重复二次:“晚年要平安,要避锋芒,要避政治,要避会议,要避聚会,要避润之,要避表态”(摘自宋任穷、罗瑞卿揭发材料)。
该报告中引证了有关揭发材料和有关档案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争鸣:林彪有其独立思想、政治判断,而不少判断是正确的,如:要结束文化大革命,要求抓生产,搞建设;要求发展科学,恢复高等教育;要求改善和苏联、东欧的关系,等。
关于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该报告中指: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属于党内正常生活。事实上提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本人。1970年3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谈话时说:“党有个主席,一个国家也要有主席,人选还要议一下。”
该报告中指:1970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提出五点看法,“请主席指教:对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全面恢复党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村公社、社会秩序;抓战备,发展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止内战。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宽恕处理。”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康生、江青三人阅,并批上:“阅后,可以坚持个人意见、立场。”
关于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该报告指:1970年8月29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陈伯达,送林彪阅,附上“等候意见”,但林彪没复。31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了。
1970年11月18日,林彪对周恩来、康生、纪登奎,就中共中央在11月16日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党内上层展开检举、揭发事件听取意见时说:“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家、主席的助手也反党,谁还有意见?”
1970年12月20日,毛泽东提议:“凡有关党主席的谈话、批示,凡有文件起草或决议案等,直接下达至政治局各委员”。12月23日,毛泽东又加上:“经恩来传达至政治局各委员”。
1971年2月,全国各级党组织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毛泽东不接受林彪请辞
1971年3月22日,林彪经周恩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出请辞,和妻子、子女回湖北家乡养病的要求,信中再次提及结束文革,恢复党、政、正极、社会正常秩序。
4月20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给林彪的答复:“请辞不妥,恐会引发党内外混乱,你还是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我(毛泽东)不能接受请辞。养病为重。”
林对毛反感的公开化
1971年4月27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邀请林彪身体可行,出席观赏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的烟花演出。林彪以不回答拒绝。5月1日晚,周恩来见毛泽东上天安门后,三次和林彪、叶群通话。最后,周恩来对林彪说:“能否看在我周恩来恳求您的面子上,即来,否则影响太大、太大。问题我会尽力的。”
林彪晚了23分钟到天安门城楼,又提前半小时离开。整个过程,没和毛泽东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