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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途死路—湘江战役

背后是泪眼相送的父老乡亲。

面前是危机四伏的万里征途。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南渡雩都河（即贡水），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国民党军的一些将领对红军的突围已有预见。

34年春，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粤军首领陈济棠邀请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桂系首领白崇禧到广东共商防蒋防共军事大计。白崇禧到赣南前线进行了一个月的视察，回到广州后，他在由军参谋长以上将官参加的会议上报告了此行的见闻，作了形势分析：

|……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有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汇报，近日在上列韩坊、古陂等地，每隔十日左右，常发现有共产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东张西望，用望远镜，进行地形侦察。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白狐狸”嗅觉灵敏，“南天王”也不迟钝。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北、东、西三线炮火连天，陈济棠指挥的南线却水波不兴。陈济棠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过几年安稳日子，正是由于红军挡住蒋介石的兵车。7月，陈济棠派密使前往中央苏区，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

9月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晓以利害：“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

“兵者，诡道也”，朱德在信中故意将己方的形势说得“一片大好”：“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

朱德希望陈济棠不要只是被动防蒋，而是主动反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难免于覆亡也。”

首鼠两端的陈济棠没有出击的勇气，只想与红军进行停战谈判，以保存实力。中共选派何长工、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周恩来在给二人交代任务时说： “当我给你打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就赶快回来。”10月初，何长工、潘汉年到达江西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粤军的代表展开谈判。

谈判进行3天后，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内容是：你喂的鸽子飞了。

粤军总代表看到这一电报，产生怀疑：红军要走了，为什么说鸽子飞了呢？红军走了，还有什么可谈判的呢？

何长工这样解释：“鸽子是和平鸽，鸽子起飞是庆祝我们双方谈判成功的意思。”

双方继续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

何长工回到瑞金，向叶剑英（元帅）询问形势是不是有大变动？叶剑英提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山”字，并指着西方。

何长工恍然大悟。

10月21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进攻由粤军把守的第一道封锁线。粤军遵守陈济棠“保境安民”的命令，稍作抵抗后全线后撤。红军从江西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部队减员3700余人。

红军在途经重石、版石时，与粤军发生战斗，俘其官兵300余人,虽于次日释放，陈济棠仍为不满，与红军中断电讯联络。

蒋介石发来电报，责备虚与委蛇的陈济棠：“……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1936年6月，陈济棠听信阴阳术士“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的鬼话，终于鼓足勇气，通电反蒋。结果部将被蒋介石收买，不信英雄信鬼神的陈济棠狼狈下野。朱德的预测果然应验了。

11月5日至8日，红军从湘粤交界的汝城、城口之间冲过第二道封锁线，部队减员9700余人。

8日至15日，红军从郴县、良田、宜昌、乐昌之间冲过第三道封锁线，部队减员8600余人。

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为此也付出了减员2.2万余人的不小代价。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

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名义上统辖16个师77个团。蒋介石以虚职拉拢何键，实际上军事部署都是由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决定。

蒋介石指示何键和中央军将领、“追剿”军第二路军司令薛岳的部署要旨有如下几点：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5个师（这5个师是归薛岳直辖的），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怕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蒋介石为能在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岸边消灭红军而费尽心思：“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

蒋介石在算计名为部下、实为霸王的湘、桂、粤军阀，而那几位土地的主人都在各打各的算盘。

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与总部高参刘斐商议堵击方案，他说：“你看，我们广西一共只有18个团兵力，廖磊带两个师（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追萧克部入黔，现要他们火速回桂林附近集中待命。第十五军（由夏威代领，名义上白是军长）除第四十四师已到兴、全、灌地区外，其余第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师，已由柳州及其以西地区向恭城、富川、贺县一带集中。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

说到这,白崇禧欲言又止。

作为“小诸葛”的“智囊”，刘斐心领神会，接口说：“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说来是会被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跟在后面。”

白崇禧说：“是呀!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打好呢？”

刘斐说：“这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白崇禧深表赞同：“是呀，我们18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刘斐进一步分析：“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绍竑）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两人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在具体作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判断红军当时是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白崇禧、刘斐前往广西全州，会见湘军将领刘建绪。白崇禧说明了广西方面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兴、全、灌的湘江东岸地区，由南向北配合中央军之追击协同歼灭敌人的计划要旨，希望湖南方面由正面合围。

刘建绪向白崇禧报告了其所率兵力和同意由湖南方面配合桂军南北夹击的计划，并交换了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事项等。

说归说，做归做，对保存实力、不真正作战的真实意图，双方心照不宣。

11月20日，桂系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

桂系的这一套花枪，迷了蒋介石的眼。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遂心的桂军立即退至恭城。

桂军后撤，湘军也不前进。当红军开始渡湘江时，湘军才南下进入广西境内堵截。

一时，从全州至兴安长达60公里的湘江两岸，完全不设防。

国民党军各派系钩心斗角，为中央红军提供了“紧急出口”。

对于中央红军来说，1934年的秋天是危急存亡之秋。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仍没有使红军的领导者翻然改进，他们继续指挥部队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

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几个月后，当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他选中好友、年仅24岁的博古接替自己的位子，并“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忠实服从远方的遥控指挥，排挤、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主张的各级干部。博古不懂军事，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十分倚重。李德 ——这名苏联红军的军官，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家面前颐指气使，把战局弄得一发不可收拾后，他对博古表示：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

博古、李德没有引咎辞职，而是抓权不放。为了准备转移，成立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有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

博古、李德决定率部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立新的根据地。两人对这一意图秘而不宣，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对如此重大的决定竟一无所知。

34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一个干部会，主持会议的林伯渠向各部门负责人说明：“敌人对我们采取步步为营干水塘政策，水干了就捉鱼。所以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

林伯渠说到伤心处，泪水夺眶而出。

博古接着讲话：“我们先突围出去，过两个月再反攻，我们还要回来的。”

与会的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贞信以为真，在旁边悄悄地说：“过两个月就回来了，怕什么。”

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拉拉李坚贞的衣襟，偷偷地说：“我们可能回不来了。”

博古、李德没有视此次战略大转移为生死攸关的突围，而是当作异地重建的“搬家”。他们动用5000人，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设备统统带走。

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上将）认为：“长征开始是搬家式的，以后是退却逃跑式的，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那时不但不把各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我们的军团就有一千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博古、李德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携带“坛坛罐罐”的军委两个纵队作甬道式前进。不克负荷的红军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

一天拂晓，一军团1师1团参谋肖思明（少将）从前面回来，对团长杨得志（上将）说：“团长，你知道我们一夜走了多少路？”

不等杨得志回答，他伸出五个指头，带着明显的埋怨情绪说：“五里，就走了五里。”

“怎么搞的？”杨得志问。

肖思明汇报：“中央纵队走的太慢，把我们压住了。”

“机关嘛，年龄大的同志多，又是夜行军，还下雨，哪能和我们战斗部队比呢”， 杨得志并不感到奇怪。

肖思明说明情况：“我到前面看了，主要是他们带的东西太多。文件箱子、坛坛罐罐不讲，还有机器哩！一架印票子的机器，少说有一个排抬着；还有一架什么给病号照像的机器（爱克斯光机），说怕碰怕跌，十几个战士像捧着瓷碗似的抬着它走。路这么窄，他们能走得快？团长，整天行军打仗，带着架印票子机器干什么？捧着架照像的家伙干什么？”

杨得志由此想到：连一个十几岁的团参谋都能看清的问题，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却熟视无睹，靠他们领导，革命怎么能不受挫折以致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呢！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元帅）愤怒地指出：“这样抬着‘棺材’走路，那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彭德怀于行军途中向中央提出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早已失去兵权、只能随军行动的毛泽东也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指挥权掌握在一个照本宣科的书生和一个刚愎自用的洋人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

中央红军继续西进。11月25日，从湘南道县至水口之间全部渡过潇水。随后，中革军委决定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第一纵队（一军团之主力）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二纵队（一军团1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第十三师）经雷口关及文市南面前进；第三纵队（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以后向兴安前进；第四纵队（八、九军团）经永明或绕过永明县城，从三峰山向灌阳山道、兴安前进。

26日，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并形成一军团为右翼，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的态势。然而，由于军委两个纵队行进缓慢，担任掩护任务的八、九军团还在湘南江华、永明，前后相距100公里。

敌军统帅何键看得清楚：“匪的人数甚多，……行动甚缓。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

27日，一军团前锋第2师控制了从屏山渡到界首的全部渡河点，封锁线已形同虚设。

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刘忠（中将）率小分队进至全州附近侦察，发现城中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刘忠建议2师5团从速渡过湘江，占领全州。但是，2师参谋长李棠萼认为要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

当命令到达时，湘军刘建绪部3个师已于27日进占全州，并在城外布置警戒线。

5团只好占领位于全州以南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觉山（即脚山铺）一线阵地，进行防御。

2师4团奉命抢占界首，当部队进至界首东面的湘桂公路时，猛然发现桂军夏威部的尖兵距此仅有10里。4团奋勇冲锋，击退桂军。

你推我让的湘、桂两军为何一反常态，你追我赶地扑向湘江岸边？

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于26日进占道县，桂系担心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马上命15军由恭城返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

蒋介石从刘建绪的报告中，了解到湘江不设防的真相，如梦方醒，于28日电斥桂系，严令“剿匪”各部“击匪窜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

湘、桂两军遵命前进，对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2师4团正在与三军团6师交接阵地，通讯员飞马送来师长陈光的命令，要求4团星夜赶往觉山增援。4团官兵连晚饭都来不及吃，沿着湘江边的公路向北急速奔跑。

沿途的见闻，使4团团长耿飙认识到：“从界首到屏山渡的六十华里的地段，已被我军控制。在这段距离上，甚至有几处浅水区，完全可以涉渡，如果中央纵队采用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并比较平安地渡江。”

军委纵队已进至文市、桂岩一带，距最近的渡河点55公里。危急关头，博古、李德仍四平八稳，没有下达轻装前进的命令，军委纵队仍然携带辎重蜗行。30日晨，军委第一纵队才从界首过江，第二纵队直到黄昏才过江，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走完这55公里路程。

最后的机会，稍纵即逝。

28日，桂军44师从灌阳向距新圩十二、三里路的三军团5师阵地发起进攻。5师师长李天佑（上将）、政委钟赤兵（中将）率14、15团驻守在公路两侧的丘陵地带，从这里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已无险可守。

在李天佑看来，军团发来的电文像是用钢铁铸成：“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桂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成连成营地冲过来。

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29年，年仅15岁的他加入中共，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红7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7军在邓小平、张云逸（大将）、李明瑞的指挥下，转战7000里，进入中央苏区，后编入三军团。

今天，“红桂”又转战回到本乡本土，击退“白桂”的多次进攻，但因没有工事，部队也付出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作战中度过。

29日，桂军24师和7军独立团投入战斗，敌机也飞来助战。5师前沿的几个小山头先后丢失，部队伤亡惨重，14团政委负伤；15团团长白志文（少将）、政委罗元发（中将）负伤，2名营长牺牲，全团伤亡约500人。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5师“继续坚持”。

李天佑盼望军委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5师官兵必须献身。

李天佑调整部署，派师参谋长胡震前往15团指挥，打电话将14团团长黄冕昌找到师指挥所，命令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指挥所转移到师指挥所的位置上。

师指挥所已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黄冕昌穿过弹雨刚到师指挥所，15团就打来电话，报告：胡震牺牲。

李天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击中，手握电话机，木然。

李天佑坚强地清醒过来，向黄冕昌下达命令：“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他重复着好战友胡震在战斗开始时所说的那句话：“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

强忍巨痛的李天佑刚到新的师指挥所，噩耗再次传来：黄冕昌牺牲。

黄冕昌也是广西人，“贫农出身，打起仗来总是到最前面来指挥。他对待部属和战士一向都是有说有笑的，非常亲切。”阻击战中，他腿部中弹，仍穿梭于前沿阵地。当他倒在血泊中，“战士们围在他的身边，像要把他唤醒一样的呼叫着，可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同志们都哭了”。

第二天在悲痛中度过。

30日，情况更加险恶。5师坚守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官兵拼死坚持到下午16时许，终于接到期待已久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

李天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赤兵的手，由衷地说：“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49年11月底，李天佑在北京参加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后，赶回广西前线。这天，他本想到兴安宿营，但未能赶到，汽车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停下来。

李天佑问一个老板：这是什么地方？

老板回答：“界首”。

界首！——永生难忘的地方！

当年，5师官兵掩埋烈士遗体，告别伤残战友，就在界首镇西的渡口，踏着用美孚石油桶搭成的浮桥，跨过湘江。

这天晚上，李天佑马上找来几位当地的老人，共话当年战事。

一位老人感慨地说：“当年反动派中央军、广西军几十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去了。”

夜里，李天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近旁，“鏖兵的江水由然热，好教我情惨切！”

这也不是湘江水，这是那“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湘江两岸，刀光剑影。

三军团4师10团控制界首南面6里处的光华铺，掩护军委两个纵队从界首渡江。光华铺位于桂（林）全（州）公路边，一面临江，是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地势比较开阔，不宜作为防守阵地。然而，10团已别无选择，必须就地坚守。

29日深夜，10团3营官兵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营长张震（上将）下令加强前沿警戒，并将情况上报团长沈述清。

沈述清意识到江边是个空隙，马上派1营进至江边防御。来者正是敌军，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据俘虏供述，利用红军防御结合部渗入的是桂军7军独立团和15军45师一部。

桂军越来越多。30日凌晨，再次猛攻光华铺。沈述清阵亡，彭德怀派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彭德怀将三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距界首渡口仅 200多米远的一座祠堂里，亲自指挥光华铺阻击战。

下午，杜中美阵亡，团政委杨勇（上将）接替指挥。杨勇右腿中弹，仍率部死战。10团独力抗击桂军4个团，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

晚上，5师赶来增援，三军团死力掌握住光华铺。

60年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回到当年为保卫军委而战的地方，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友们。

一军团在觉山同样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一线山岭与公路相交，成十字形，觉山——这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就位于十字中心。一军团决定把2师重点部署在公路两侧，待1师赶到，再将 1师部署在公路西侧。

29日，湘军刘建绪部进攻觉山。十几架飞机以三架为一组，低飞对2师阵地进行扫射轰炸。重磅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红军官兵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空袭刚结束，湘军开始炮击。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落在掩体上，官兵被埋住了。4团政委杨成武（上将）认为：“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

炮击过后，湘军以密集队形冲过来，几乎覆盖了整个山坡。

红军十分缺乏弹药，缴获的尖头子弹，全部供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苏区兵工厂的土造子弹。为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所以，4 团官兵任凭湘军喊叫，一枪不发。

湘军以为阵地上的红军都被炮火杀伤，于是胆子大了起来，先是匍匐，然后弯腰前进，最后索性直起腰来，猖狂逼近。

敌人完全进入射程，耿飙扣动扳机，打倒一名敌兵，高呼：“打”。

弹如雨发，敌人败退。

湘军再次组织空袭和炮击，新使用的燃烧弹点燃了山林，4团官兵坚守于火海。

30日凌晨，1师师长李聚奎（上将）、代政委赖传珠（上将）率部赶到。1师官兵十分疲惫，队伍刚停下，有些战士站着就睡着了。已经没有休息的时间了，湘军于拂晓发起进攻，1师马上投入战斗。

湘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杀来。2师前沿阵地尖峰岭三面受敌，守在这里的5团2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

敌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迫近。

易荡平宁死不当俘虏，命令警卫员开枪打死他。

警卫员泪如泉涌，双手颤抖，不能执行这一惨烈的命令。

易荡平夺过警卫员的枪，毅然献身。

湘军占领尖峰岭后，从三面扑向4团1营。4团扼守公路，1营在左，2营在右。敌兵冲到位于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耿飙指挥团部人员用手榴弹击退一批又一批敌兵。

警卫员杨力（少将）用身体护住耿飙，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连声让耿飙快走。

耿飙大喝一声：“拿马刀来”，亲率部下杀入敌群。消灭约一个排的敌兵后，耿飙全身溅满鲜血，血腥味使他不停地干呕。

杨成武看到1营难以支撑，想组织2营进行火力支援。他从左边横穿公路，走到路中央，一颗子弹击中他右腿膝下，顿时血流不止，杨成武倒在公路上，无法行动。

通信排的一名战士赶来抢救，刚到路边，就负伤倒地。

敌兵向杨成武扑来，疯狂地喊着：“抓活的！抓活的！”

这时，5团5连指导员陈坊仁（少将）带着数名战士，正好从东面撤下来，他们立即出手相助，奋勇挡住敌兵。

4团2营副营长兼6连连长黄霖（黄古文，少将）指挥一个班用火力压制敌人，并派3名战士前去抢救。

第一名战士刚跨上公路，就中弹倒地。

第二名战士还没靠上公路，也负了伤。

杨成武不忍心让部下为了救自己而连续流血牺牲，他边挥手制止，边挣扎着爬向己方阵地。

黄霖奋不顾身，低姿匍匐着向政委爬来。他刚接近公路，一梭子子弹打在身旁，黄霖没有丝毫的迟疑，继续前进。

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终于靠近。

黄霖猛地抓住杨成武的一只胳膊，用力向外拖。当把杨成武拖出公路后，黄霖已双眼血红。

黄霖把杨成武交给警卫员白玉林，马上抱起机枪，和陈坊仁一起向敌人射击。

负伤的杨成武仍关心战况，他问黄霖：“团长在什么地方？叫团长不要管我。你们按照团长的指挥办！”

黄霖疾呼：“政委快走！快走！小白，把政委架走！”

白玉林和团部书记匡汉谋一左一右地架着杨成武，急行四五里路，找到担架，将其送往卫生部医院。

湘军凶猛进逼，2师主力被迫退守黄帝岭。因陷入混战，部队已失去建制。耿飙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遇到几名战士或一挺机枪，就下令“往这边打” “往右突”。官兵们都是“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战士们只能根据耿飙背的一个图袋，辨认出他是指挥员，服从其指挥。

耿飙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遇到一挺重机枪，副射手浑身是血，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他，边射击边喊：“你们快一点，往东边去”。

耿飙惊讶地反问：往东边去干什么？

正射手回答是团长的命令。

耿飙仔细一看，认出他是5团的兵，因杀红了眼，连人都分不清了。

耿飙予以解释：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你们就在这里坚守，我去叫援兵。

正射手这才认出耿飙。

耿飙刚离开重机枪阵地，一排炮弹就覆盖那里。从此，耿飙再也没有见到那两位坚守岗位的射手。

一军团指挥所靠近前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干脆把军委的命令直接下达到附近的团、营、连。几天来，他们接到的电报几乎都标明是 “十万火急”，个别的还是“万万火急”。

12月1日凌晨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一道非同寻常的命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在党史上，在军史上，最高机构联名对一场战斗下达指令的情况，极为罕见。

决定前途和命运的时刻到了！

接近中午时分，一军团指挥所得知中央纵队已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于是命令1、2师交替掩护，便打便撤。军团指挥员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兵已接近指挥所所在的山坡。

警卫员邱文熙发现敌人，立即向聂荣臻报告。

聂荣臻还不相信：恐怕是我们的部队上来了，你没有看错吧？

邱文熙坚持说：没有看错。

聂荣臻上前一看，果然是敌人。

左权还在吃饭，聂荣臻催促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

聂荣臻一面命令指挥所迅速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一面组织部分工作人员就地阻敌，并派警卫排长刘辉山（少将）赶到山坡下，通知2师政委刘亚楼（上将）带领师政治部转移。就在刘辉山奔跑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50年后，聂荣臻还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情景，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耿飙正在指挥作战，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大将）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带领执行小组出现在他面前。罗瑞卿用枪点着耿飙的头，大声质问：“西城（4团的代号），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罗瑞卿腮部的伤口愈合的不好，再加上严厉的神情，看上去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耿飙述说实情：“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耿飙马上组织突击队反击。罗瑞卿为了缓和气氛，递给耿飙一支烟，并说：“指挥作战不要披着毯子，象什么样子嘛”。

杨力和罗瑞卿是熟人，他把罗瑞卿拉到一边，解释说：“罗局长，你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了解情况后，态度变得温和，他强调4团务必要坚守到午后。

耿飙直言不讳：“每分钟都得用血来换啊”。

罗瑞卿长长出了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然后匆匆离去。

事后，耿飙才知道指挥所遭袭、罗瑞卿是来查究责任的。

防守是艰巨的任务，转移同样艰巨。

一军团1师3团党总支书记肖锋（少将）在《长征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殊死搏杀：

……刺刀对刺刀，白刃格斗两个多小时，杀死敌人数百名，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我们转行不到半里，不少敌人又从几面围上来了，两个敌人一起向我刺来，被我来个防左刺，“杀”！一个家伙随声倒地；我又一个防右刺，“杀”！另一个家伙也上了西天。林政委高呼，同志们，跟我冲啊！我们跟着林政委向西杀去。没走多远，敌人又围了上来。我同三营九连胡崔华同志一起，看到敌人就杀，遇到白匪就刺，刺刀弯了，又拣起二连谢连长的遗枪，继续冲杀。四个白匪向我围来，我前后两下，刺死两个，剩下两个，急忙逃窜，我追上去用枪托打倒一个，另一个企图反扑，我躲在一棵树后，敌扑了个空，我乘机从敌后背捅一刀。正在激战中，忽听林政委高喊，同志们，枪声就是命令，冲出去，向师部靠拢。大家也高喊：为革命，杀呀！吓得敌人晕头转向，急忙躲闪。有个瘦猴样的敌人向我扑来，他一枪刺在一颗小树上，我立即跳到另一棵树背后，一个突刺，“杀！”送他见了阎王。我部在小松树林内与敌穿插冲杀，刺死刺伤敌几百人，自己伤亡也很大。我们边战边往西冲，又走出数里地。这时，西山下敌人似潮水般涌上来。我大声高呼：为了革命，杀呀！我们同敌人展开了拼死搏斗。我又接连刺倒几个敌人，也差点被敌人刺上。直到午后二时，在红二团援助下，才摆脱了敌人十几道重围，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疾奔十余里，甩开了敌人。

一、 三军团将士舍生忘死，确保渡口的安全。

战役期间，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

毛泽东大步走来，周恩来上前迎接，请他迅速过江。

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

周恩来回答：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曾任李德翻译的王智涛（少将）这样分析：

周为人善良、正直、严谨、克己；他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都是一流的；他十分善于把一些错误的决定，通过机敏、灵活、巧妙地执行，减少损失，甚至化险为夷。他对毛泽东的建议，内心是支持的。他虽没有公开反对李德的决定，但在执行中，还是大部分采纳了毛的建议。他责成杨立三就地坚壁了部分重型机械；征募了一千多名民工入伍；向地方政府移交了部分老弱病残和伤员；他亲自带部分总参、总政、总后的机关人员行进在中央纵队最前面，实行了实质性的指挥靠前，起到了前指的作用；他命令叶剑英、罗迈分别成立了各自纵队的前指，大为改善了行军状态，提高了行军速度；他命令九军团罗炳辉继续护卫中央纵队右翼，同时将红三师行军序列靠前，仅与红三军团保持十华里距离，加强了对前卫的支持。事实证明，正是周恩来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没按李德的意见办，而是落实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才在湘江战役中，避免了中央红军的全军覆灭。

毛泽东重逢湘江。

9年前，毛泽东在名篇《沁园春·长沙》中如此描画湘江的景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

今天，“二三百米的江面上到处漂流着敌我的文件、钞票和尸体，其状之惨，目不忍睹。”

“问苍茫大地，随主沉浮？”

在这峥嵘岁月的生死关头，舍我其谁!

一、 三军团死战湘江之时，八、五军团还在赶往湘江的路上。

八军团是在长征前夕匆匆组建的新军，下辖21、23师，共7000余人，其中大多是新兵。出发后，八军团一直担任中央红军的右侧卫。由于“新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锻炼和没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作风，因而他们走路、吃饭等成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了”，八军团每天都有掉队和开小差的。

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为扭转局面，不时向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提建议。罗荣桓担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周昆、黄甦都是其下级,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委。但是，二人对老上级并不尊重，连次日要走多少里，预定到哪里宿营，都不通知罗荣桓，罗荣桓只好派直属队书记温玉成(中将)每天到司令部询问。

11月下旬，八军团在湖南道县渡过潇水后随九军团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县）方向前进。28日，军委突然命令八军团从道县附近插入广西灌阳县水车地区，与三军团6师取得联系。因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紧追不放，八军团只好绕道，返转后再走道县。
军情火急，部队来不及动员，就上了路。八军团事先没有派侦察员探路，只派一个尖兵排在前面边搜索边前进。部队走走停停。后来才知道，前面走的就是三军团，宝贵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

宿营后，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甘渭汉（中将）问罗荣桓：“在白区行军，怎么事先连个侦察连也不派呢？”

罗荣桓皱着眉头说：“我们管不了这些事啊！”

智者有建议的权利，却没有决断的权力。

29日，部队经五、六天急行军，已极度疲劳，战士们走着走着，一头倒在路边呼呼睡着了，喊都喊不醒。性情暴躁的黄甦急得举起马鞭抽打部下，打醒一个，又有一个躺下。慢性子的周昆急得端起机枪，对空射击。战士们被枪声惊醒，以为遇到敌人，一下子跳起来，踉跄前行。

事后，周昆得意地向人介绍这一“经验”。

罗荣桓直言相告：“战士们听到枪响跑得快。是因为怕当俘虏，这种办法只能一时有效，用多了，战士们知道你骗他，就不灵了。”

午夜，八军团到达水车宿营。三军团6师已奉命赶往湘江，在此与八军团不期而遇的是全军的后卫——五军团34师。34师把军委的电令转交八军团： “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争二十四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八军团从距湘江渡口约240里的水车出发，尾随九军团从左翼向湘江进发。34师留守水车，忠实地执行掩护任务。

八军团正在行进中，忽听到前面响起零星的枪声。罗荣桓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广西人莫文骅（中将）说：“你对广西情况较熟悉，到前面去了解情况。”

莫文骅骑马随尖兵排走在前面。

忽然，“砰！啪！”几声枪响。

接着，“哒！哒！哒！”响成一片。

前面百米处，山腰丛林间喷射出步枪、机枪子弹。

一颗子弹打中莫文骅的马鞍，他身后的尖兵排梁排长负伤。

原来，八军团与九军团之间相距有1个小时的路程，桂军一部由灌阳方面穿插进来，拦住八军团。

下午15时，敌机袭来，对八军团进行俯冲扫射。

与此同时，身后水车方向枪声大作，这是八军团官兵最后一次听到34师的声音。

八军团边打边走，有时敌我几乎搅在一起，参谋长毕占云（中将）不时发出“非战斗单位跑步前进”的命令。追兵最近时仅距军团指挥机关数十米，罗荣桓与机关人员一样，掏出手枪参战，这是从他担任红四军政委以来很少有的情况。

天色将晚，因夜间不利于行军，八军团决定将机关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集中起来先出发，战斗部队后跟进。

随战斗部队徒步行军的莫文骅已很疲惫，双腿肿痛。他拄着棍子，咬牙坚持，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就难再站起来。就这样，他随队走了50多公里。

就在他极度疲劳的时候，路旁有一匹马向他嘶鸣几声。

莫文骅定睛细看，啊！正是刘少奇送他的老黄马。

莫文骅喜出望外，急忙走上前去，又看见饲养员老张正在路旁睡觉。刘少奇曾夸老黄马记性好，今天正是它发现困顿的主人。
莫文骅中将在回忆录中形象地描写自己当时的感受：“老黄马很有精神，‘嘚、嘚、嘚’地在大路上有节奏地走着。早已疲劳万分的我，坐在马上，摇摇晃晃，感到很舒适，边打盹边想，真要感谢少奇同志给我这匹马，如果没有它，我脚肿走不动，可能要掉队；如果不是饲养员老张忠诚待我，哪能把马放在路边等我；如果不是这样一匹记性好的马，又可能失之交臂，过而不知，那也就很可能脱离不了危险的处境！”

徒步行进的官兵更加疲惫。八军团报务员黄良成对此有着深刻的记忆：“拂晓了，东方渐渐发白，队伍稀稀落落地继续前进。年岁较大、体力不支的同志和肩负重担的运输员、炊事员们都掉队了。跟上来的同志也已疲惫不堪，个个眼睛通红，好象害了严重的沙眼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立不稳。有的脚底打起水泡，但仍然忍受剧痛，一跛一跛地走着；有的干脆卧在道旁，在那打起鼾声。也有似睡又走，闭合着眼睛两脚不协调地移动着的，跌跤者为数不少。一个炊事员却个别，扛着大锅铲停立在道中间，站着就睡着了。我踉踉跄跄地走着，边走边睡,‘拍’的一声，我的前额正好碰在锅铲尖上，立即起了个球状青包。”

12月1日午后，八军团所属各部陆续到达湘江边。这里沸反盈天，轮番轰炸、扫射的敌机把湘江变为生死线。

八军团无线电分队在政委袁光（少将）的带领下抢渡湘江。官兵们跋涉在寒冷刺骨的江水中，敌机不断扫射、投弹，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被激流卷走。

行至江心，炸弹激起水柱，挑收发报机的战士突然倒下。运输排的一名班长反应迅速，紧追几步，捞回收发报机挑在自己的肩上。

一架敌机俯冲下来，一排机枪子弹打在袁光的前面，一名抬充电机的战士中弹牺牲。袁光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抬起充电机前行。

78年，曾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中将）在临终前不久告诉袁光：“军博陈列的那部充电机，就是当年你们电台使用的那部机器……”

官兵们终于登上对岸，利用沙滩的洼地卧倒隐蔽。敌机紧追不舍，扑过来继续扫射、投弹。大家一动不动，用身体护住机器。
敌机飞走后，官兵们前进数里路，在一个山凹处停下来。袁光赶紧清点人员、装备。电台机器依然完好，只丢失了一副备用的双电池。分队却减员十几人。

袁光把损失情况报告周昆，周昆摇摇头沮丧地说：“队伍伤亡太大了，我也是晒干的蛤蟆，只剩下一层皮。”

八军团21师完全垮掉，23师严重减员，全军团仅剩不到2000人。

早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就认识周昆，了解其情绪容易波动。他担心周昆的话影响下级的情绪，急忙鼓励袁光：“你们电台的同志不错，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还保住了电台。”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昆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38年，周昆携带军饷逃跑，从此消失在红尘中。

八军团21师63团奉命在西岸接应34师，但是敌军从全州扑过来，团长罗占云、政委黄志勇（中将）、参谋长吴克华（中将）被迫率部过江。

横飞的流弹击穿黄志勇的裤裆和背包，他却毫发未伤。

五军团的遭遇更为艰难。

五军团下辖13、34师，总兵力为12000余人。一路上，五军团作为殿后部队，“天天有战斗，没好好睡过觉”。

11月30日，13师37团已在文市东南的钩脑坳同湘军李云杰部的23师激战两天一夜。中午，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袁子钦（中将）带来军团首长的命令：三十七团已完成阻击尾随敌人的任务，立即撤出战斗，于十二月一日拂晓前在界首渡过湘江。
还有18个小时，还有160里。

37团在团长王彦秉、政委谢良（少将）的带领下轻装前进。敌机接连飞来扫射、轰炸，部队反复散开、隐蔽，走的时间还没有停的时间长，两个小时才走了不到10里路。

13师师长陈伯钧出现在路旁。陈伯钧是个有名的乐天派，平时一说话就笑，而且喜欢哈哈大笑。此刻，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情况万分危急，陈伯钧果断决定：边打边走。

敌机一出现，各连的特等射手、机枪手一起对空射击，敌机再也不敢俯冲，高高地扔几颗炸弹，多数落在道边的稻田里，起到翻地的作用。

37团官兵头也不抬，疾步向前。

傍晚，部队停下来休息，干部们利用这个空隙，进行思想动员。1营教导员彭嘉庆（中将）高声鼓励部下：“到湘江还有一百二十里，路不算近，可是在我们红军的铁脚板下也不算远。时间只有一个晚上了，大家加把劲，明天拂晓前一定能过湘江！”
部队继续前进。

24时，陈伯钧接到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信件，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在信中指出：“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拉过湘江”。

灰白的道路向西延伸入茫茫夜色，空旷的原野上响着喳喳的脚步声、呼呼的喘息声和武器的磕碰声。筋疲力尽者被同伴架着，跑掉鞋底的人穿上同伴的新草鞋，陈师长的座骑驮着病号，全师官兵同舟共济。

晨光熹微，前方一片乌黑的树林中摇曳着点点灯火。

向导说：那就是江边！

大家一鼓作气，赶到江边，淌着冰凉刺骨的江水，走向生存的彼岸。

过江的13师刚离开湘江西岸，就听到东岸枪炮声一阵猛似一阵。13师官兵的神情都异常严肃，因为34师的兄弟们音信阻绝。
悲剧是由掌握权力的人造成的。

11月29日下午15时，军委电令34师“三十日晨应接替六师在红（枫）树脚、泡江以北的部队，主力应控制于红（枫）树脚，顽强保持上述地域以抗击灌阳之敌”。

此时，新圩红树脚阵地已失守，5师退至距该地6里的板桥铺以北，6师也未能按时赶来接防。因情报不灵，军委没有命令34师到板桥以北接防，致使 34师孤军深入强敌之中。

30日凌晨，34师完成掩护八军团的任务后，前往新圩接替6师18团的防务。

部队一踏上水车灌阳浮桥，立即遭遇几架敌机。铁爪之下，死伤一二百人，延搁了一两个小时。

34师的行军路线是：大塘－苗源－洪水箐。这条路从地图上看是呈直线的捷径，但实际上是羊肠小道，途中多峡谷陡壁，还要翻越海拔1100余米的观音山。

携带辎重骡马的34师经艰苦跋涉，于12月1日上午到达观音山顶。这时，红军新圩阵地被突破，18团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部退往湘江岸边。路上，被数十倍于己的桂军分割包围，大部牺牲。6师另外两个团也遭受重创，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1日下午14时，军委电令34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或由杨柳井经大源转向白露源前进，然后由白露源再经全州向大塘圩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

又是一道致命的直线！

34师再次进入崇山峻岭中，翻越1900余米的宝界山。

大路上，敌军迅速开进，封锁湘江。

李德“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陈云对此有切肤之痛：“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

34师越宝界山，出灌阳，入全州，在文塘附近被桂军44师阻击,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桂军、湘军、蒋军蜂拥而来，34师孤悬湘江东岸。

34师的师团干部多为原红4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生，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较强，他们在巨大的危机面前并没有慌乱。师长陈树湘按照军委事先的部署：“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率部东返，准备沿原道转至湘南。

返回途中，34师受到桂军24师、7军独立团的袭击，被分割为几股。

陈树湘率1000余人，重入灌阳。一路上重峦叠嶂，官兵们疲顿不堪。

山中人烟稀少，再加上桂系的欺骗和威胁，本来就不多的居民均躲入深山，红军得不到帮助。腹中空空的官兵们仍严守军纪，沿途摘野菜、捡连贫苦农民都不吃而扔掉的红薯根、捞潲水渣和猪潲，以此充饥。官兵们三四天没吃上一顿热饭，没喝上一口水，饥困交加，掉队人员愈多。

地主武装如豺狗群，凶狠地扑向无助的34师官兵。

桂系军阀为加强统治，在广西推行以“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为具体内容的自卫政策。所谓“寓兵于团”，就是把常备军缩小到最低限度，办理民团作为后备军队。桂系把全省18岁到45岁的男子编入民团之列，每村编为一队，每乡（镇）编为一大队，每区编为一总队，每县设立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司令，下设专职副司令，并设常备民团若干大队。民团司令部每月派出专职干部到各区乡去巡回训练和检查民团。全省设立民团干部学校，招收初中以上毕业生训练一年，毕业后派到各乡、村担任乡长或村长，兼任乡、村民团的大队长或队长，同时兼任乡村的小学校长，名为“三位一体”。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是军事化的学校，在军事课程上按照步兵操典，从一个士兵的基本动作教到连排长的指挥战斗。该校每年约有1000名毕业生，均统一分配到各乡、村充当民团骨干。

灌阳虽只是一个四等县，却有民团四五千人。人地两熟的民团对人地生疏的红军展开游击，以游击见长的红军在此处处被动挨打。

“虎落平阳被犬欺”，人困马乏的34师在返回新圩途中，屡遭民团包围、袭击，整排、整连被缴械。

新圩地主蒋连勋等，将100余名34师掉队伤病员残忍地投进一个叫“酒海井”的深水穴。

7天后，幽暗的洞中还传出红军战士的呻吟声。

今日，洞中仍残存捆绑红军的绳索。

12月5日，34师重上观音山，又遭民团袭击。陈树湘紧急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陈树湘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师直和101、102团余部共约四五百人向东突围，于9日进入湘南。

100团在团长韩伟指挥下负责掩护。经过激战，100团仅存30余人。韩伟决定：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韩伟这名 34师的幸存者，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过江的同志们牵挂着34师。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测绘员林伟（少将）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息【悉】：……（34师）现仍在湘西南地区活动，曾与敌人进行了残酷的战争，……我们深信，红三十四师是一支久经锻炼的力量，无论处于任何严重情势下，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我们遥祝他们在单独行动中取得胜利。”

祝愿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就在这一天，34师余部在抢渡牯子江时，遭江华保安团伏击，陈树湘腹部负伤，战士们抬着他边打边走。保安团如影随形，陈树湘落入魔掌，敌兵抬着他赶往道县县城邀功请赏。

“取义成仁今日事”，陈树湘乘敌不备，伸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敌人砍下陈树湘高贵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县小吴门的城头，这里是陈树湘的家乡。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若干年后，老战友张平凯（少将）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陈树湘：“他好学上进，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是一位从不畏惧困难，富有朝气的青年将领。”

34师余部在湘南保安团的围攻下，大部牺牲，其余流散。

34师——铁流后卫，不幸毁灭。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3万余人，总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朱德看到总参的统计报告后，悲愤地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肖锋在日记中记录部队严重减员的情况：“晚上一查点，全团折损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我也蒙着头哭到半夜。肖元礼（少将）、蔡教生、郭庭柱等同志还活着，他们也抱头痛哭。这是我到三团后第一次大损失。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

博古深感责任重大，重大的损失令他手足无措，拿着手枪对着自己的头比划。

聂荣臻良言相劝：“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李德——这个几乎葬送中国红军的外人，只会追究中国人的责任。

九军团22师被敌军打垮，只有师长周子昆等10余人归来。李德指责负伤的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

李德命令警卫班把周子昆捆起来，押送军事法庭处置。

警卫班的战士们一动不动。

刘伯承说明军心的向背：“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出面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

李德知道后，气急败坏，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李德狐假虎威的好日子行将结束。

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
杨成武接到一军团通告毛泽东复出的电报后，双手颤抖，泪流满面。

劫后重生，悲喜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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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hua148朱华

2008-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