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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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发布于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6-30 2:23:20)


从中国历史上看，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实现统一后的首要经济措施就是货币统一。从现代政府来看，货币统一更是其独立统一的前提和调控经济的首要条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实现货币统一的，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论述，以期抛砖引玉。[1]

一、 旧中国货币混乱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二、人民币的诞生和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1、人民币产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2、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

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对蒋币则以兑换为主，排挤为辅。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立于16日颁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间按人民币对金元券1：6的比价予以兑换。2月2日，北平军管会也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内，人民群众有拒用金元券及议定比价的自由。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元券500元。为了做好收兑工作，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8亿多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天津、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兑金元券的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挤出解放区的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规定，凡持有金元券10万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开给金元券携带证，凭证可携带金元券到国统区；同时 放宽对进入解放区物资的限制，以鼓励人民群众把金元券运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随着金元券的迅速贬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也将兑换比价不断调低，收兑期限也越来越短，一般不超过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兑换比价为1：2500，期限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鉴于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方针，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10000，并在市内设立了369个兑换点，仅用7天即完成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金元券发行总量的53%。

1949年7月，溃逃中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企图最后一次利用纸币劫掠大陆人民的财富。对此，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区，银元券一律作废，不再收兑；并号召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拒用银元券，从而加速了银元券的崩溃。但是，在华南和西南解放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人民政府还是限期收兑了银元券。如重庆解放以后，军管会宣布按人民币100元兑换银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仅10天即收兑完毕。共收兑银元券1017万元，折合人民币101700万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解放战争改变了过去先解放乡村后占领城市的办法，而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时的江南广大农村，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金元券、银元券等纸币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银元、铜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对农村来说，只是人民币如何去占领的问题。

四、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

1、金银计价流通情况及原因。

建国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其发行的法币、金元券等纸币在解放战争后期信誉一落千丈，金、银等硬通货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尤其是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贮藏较多，遂重新成为市场上计价流通的主要货币，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由于银元自1948年以后逐渐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其价格也不断上涨，速度往往超过一般商品。以上海为例：1949年1—5月批发物价上涨78307倍，而银元则上涨了112971倍，黄金60682倍，美钞80553倍。就全国看，银元的价格是其本身价值的2至3倍，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战前一两黄金可换110枚银元，而1949年5月只换30至40枚银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逐渐膨胀的办法，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则达到49100亿元，。虽然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统一财经后物价即下降），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麦、20支纱、白细布五种商品价格综合上涨103．7倍。由于人民币币值不稳，加上旧中国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即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据估计，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的人数就达50余万（主要为买卖金银，即俗称“黄牛”和银元贩子），北平市的街头，也到处都是银元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众所周知，这些金融投机势力仍很活跃。因此，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发行的货币，而是金银美钞，尤其是银元。

2、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机，使人民币尽快驱逐金银，占领市场，同时又不至引起人民币过量发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银流通和低价兑换的冻结政策。

为了制止金融投机，稳定物价，各地人民政府在颁布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私相买卖的法令后，即组织行政力量和人民群众严厉查缉金银投机活动。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查辑银元黑市，在3天内拘捕银元贩子380人。而人民币与银元的最大较量则发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华东地区。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为重心的华东地区已经成为银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实上成为银元的辅币。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则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

1949年6月初，江苏、浙江城市以上海为为中心，金融投机分子掀起银元涨风。上海的投机分子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利用电话网与全市各个据点进行联络，报喊行情，哄抬价格，从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内将银元价格抬高了两倍，从而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阵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调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立即行动，在投机分子集中活动的高峰时刻，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缉获现行投机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节严重的200余人，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也一并取缔。在此前后，人民政府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声讨银元投机，坚决拒用银元，取缔了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交易。终于使人民币完全占领了市场。随后，南京、武汉、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开展了打击银元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年12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2000余人，对地下钱庄和炒卖金银、外币摊档（当地称其为“剃刀门楣”）集中的地段进行了大清查，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个，对1016个投机分子分别给予惩处或教育释放。

在解决取缔银元买卖和严禁金银计价流通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采取了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的办法。由于社会上金银较多，为了不致因兑换而大量增加市场上的人民币，加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实行了低价冻结政策（西南地区解放以后，由于该区银子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资不够多，为避免冲击市场，索性暂时不予收兑金银），即人民银行的兑换牌价较大幅度低于黑市价格，从而使富人不愿将手中的金银去兑换人民币而愿意保存起来。但是这种低价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兑换者的利益，随着物价上涨，几次调高兑换牌价。到1949年底，上海收兑银元108万多枚，北京收兑22万多枚。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剧烈通货膨胀政策，纸币迅速贬值，农村的抵制办法就是拒用纸币，在市场交换中使用银元等硬通货或者实行以物易物，粮食和布匹在许多地区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解放战争是先解放乡村并包围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况则不同了，由于我们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本身人民币的推行也十分困难。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区，由于人民币也在贬值，乡村中的实物交换所占比重也较大。如果说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银流通，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那么对于幅员广大的新区农村来说，以经济手段为主使人民币占领并扩大市场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行政命令为主不仅实施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实物交换比重的增加。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是以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币下乡措施和人民币真正深入广大农村、占领农村市场，则是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币下乡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税收，即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征收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的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即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使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大经济手段的促进，银元基本退出市场，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为缩 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个别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前，人民币尚未占领新解放区农村，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

4、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耐心等待、稳步前进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习惯。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心理和习惯，暂准行使银元，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用人民币收兑。例如同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管理银元办法”（经中财委批准）即规定：（1）甘肃大部、宁夏、青海部分地区仍应继续坚决贯彻禁绝银元流通的既定政策，仅甘肃拉卜楞区、宁夏阿拉善区、青海西南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准银元与人民币同时流通，然后再逐渐以经济为主辅助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俟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数年）再行禁止银元。（2）在暂准银元流通的地区，为了加强政府对银元的统一掌握与管理，可考虑有人民银行领导成立（吸收当地有威望人士参加）“货币交易所”按照当地银元与人民币的市价进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决持有人民币或银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难。如该地区银元缺乏，只准人民银行有计划以汇兑方式向该区调剂，其他公私单位都不准自由携往。（3）暂准银元自由流通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及其他国营企业（邮政、交通等）和税务机关一律禁止收受银元，以支持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稳步扩大；但是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土产时，视具体情况，可用银元。（4）为了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经济力量、削弱银元流通的市场基础，国营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必须尽力扩大业务。（5）在银元暂准流通区与禁止区的交界地带，应加强银元的缉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暂准银元流通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西藏）银元价格下跌、币直不稳，人民币流通范围开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沿用所采取的办法，继续压迫银元价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兑或只收进不放出，肃清银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1953年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议中央采取后一种办法，3月7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报告，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的少数民族地区，亦照此报告合理调整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

五、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加强外汇管理

如前所述，旧中国货币混乱、外国货币广泛流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更是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计价手段之一。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多；港币则主要流通于华南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几乎是港币的天下。

针对上述情况，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加强了外汇管理，制定了外汇管理办法，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同时还规定：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侨民，凡持有外国货币者，必须在限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兑成人民币，或者作为外币存款换取外汇存单；因公务或旅行进入中国国境者所持有的外币和票据，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设在边境的兑换机构兑成人民币或作为外币存款；一切外汇业务，包括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汇兑、外汇买卖，都必须由中国银行办理或在其监督下由指定的银行经营。

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币，以美钞为主；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到1950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广泛流通于华南城乡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外币。

在第一阶段，人民政府一方面严厉取缔外币黑市买卖，另一方面则采取折实存款的办法，吸收外币存款，由于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双管齐下，效果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兑入103万美元、97万港元、其他外币折合120万美元；上海则兑入758万美元、149万港元，吸收各种外汇、外币存款共计1242万美元、572港元、65万英镑。[9]

在第二阶段，以驱逐和收兑港币为主的禁止外币流通工作更为艰巨。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至1950年2月，为了把港币迅速逐出市场，人民政府对港币采取了坚决肃清、排挤为主、兑换为辅的方针（因港币数量巨大，如大量收兑将会引起物价暴涨），将港币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凡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票据契约，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偿本位，严禁外币流通使用，但是由于港币流通普遍、深入农村，兑换尚需时日，暂准按人民银行的牌价使用。同时，人民政府还开展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运动。为了打击港币黑市，稳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于12月4日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进行了大扫荡，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沉重打击了港币黑市，把港币与人民币的黑市比价由12月4日的1：3333元压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银行牌价为1：1500元）。斗争的结果，确定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货币；铲除了港币黑市的据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并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

1950年2月以后，由于人民币流通范围扩大，同时交通的恢复也使政府掌握了较多的物资，基本具备了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禁止港币流通使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兑换牌价提高，以利收兑；并颁布优待外币存款办法，准许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优待侨汇的牌价支取人民币。随后，广东也先后宣布禁止港币流通。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实行“三平”政策，物价币值都趋于稳定，港币黑市比价已为人民银行的牌价所控制，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市市场。这个时期货币统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量收兑港币、组织人民币下乡。以广州市为例，3月中旬以后每日的港币收兑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仅1950年一年，广东省就收兑港币9211．3万元、美钞71．65万元。据估计，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华南民间的港币已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乡流通市场。


六、中国大陆货币统一的实现

1949年至1950年的货币统一行动，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它只是集中于关内的广大地区，而对较早解放的东北、内蒙和刚解放的新疆并没有实施货币统一，三个地区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货币，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急于实行全国货币的统一。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正确的。

1、东北和内蒙地区的货币统一。

1949年和1950年初，关内广大地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而开展了货币统一，同时人民币也因战争原因而不断贬值，解放区的物价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波动。而此时的内蒙和东北则因解放较早（内蒙于1948年 月全境解放，东北则于1948年11月全境解放），提前进入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以东北为例，1945年12月至1948年12月，东北解放区的物价上涨422倍，而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按10城市的批发物价计算，其上涨幅度仅为62%，其中旅大地区的物价总水平还略有下降。如果用币值尚未稳定的人民币取代东北、内蒙的地方货币，势必要造成两地的物价随关内物价波动，从而对两地的经济恢复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并没有为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急于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扩大到东北、内蒙，而是从全局出发，保护已经进入全面经济恢复阶段的两个地区不再遭受通货膨胀之害。

1951年3月，经过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和扩大城乡交流，国家财政实现平衡，人民币币值稳定，并经受住了朝鲜战争的考验。此时，货币统一不但不会给上述两个地区的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给两个地区与关内广大地区的交流提供方便。货币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东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收兑了旅大地区发行使用的“关东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3月20日发布命令，宣布自 4月1日起，用人民币按1：9．5元的比价，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并将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避免因收兑引起物价波动，中央和东北、内蒙地方政府都作了充分的物资和资金（黄金）准备。

东北和内蒙地方流通券的回收分两个阶段进行。4月1日至4月30日（内蒙至5月31日）为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一方面收兑，一方面仍允许东北和内蒙地方流通券流通，以保证生产和交换正常进行。5月1日至31日（内蒙为6月1日至7月31日）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停止东北和内蒙地方流通券流通，可无限制兑换。这次货币统一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准备充分，进行的非常顺利，没有引起社会震荡和物价波动，得到了关内外人民群众的同声赞扬。就东北来看，从4月1日至6月底（为照顾偏僻地区，政府将兑换期限延长至6月底），共收回东北币154527亿元，占东北币发行总额（162000亿元）的95%以上，估计其余5%的大部分在出国志愿军或偏僻地区的农民手中，另外也有相当数额可能在流通中破损而无法兑回。对于还保留在个人手中的东北币 ，政府决定继续收兑，以使这部分人免遭损失，同时也能提高国家威信。在收兑东北币期间，为了消除部分人对人民币币值的顾虑，东北人民政府除了准备大量商品供应市场外，还经中央政府同意，在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以稳定金融（一些人怕人民币贬值，愿意保存黄金），结果使黑市的黄金价格由4月初的人民币147万元一两跌至5月份的人民币130万元一两，使得不少人又转而向国营金店出售黄金以换回人民币。

2、新疆地区的货币统一。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以后，为了避免社会震荡，维持新疆的稳定，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新疆继续发行和流通新疆省银元券，并以银元券统一了新疆的币制（以银元券收兑了在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流通的三区期票）。但是，新疆和平解放以后，银元券的发行量却大大增加，1949年底银元券的发行额为2500余万元，而到1950年底，则达到9亿元。新疆当时人口不足400万，除游牧区外，实际使用货币人口不过300万，每人平均货币数量较东北及关内其他地区高出5倍。新疆之所以靠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而没有酿成金融波动，是因为有人民币的支持，即新疆省银元券与人民币的汇率订得较低（先是1：500，后为1：450）。结果产生汇兑上的大量出差。新疆解放一年来，新疆对国内其他地区汇出8亿多元，汇入4亿多元，因而增加人民币发行2000亿元以上。这种汇差表现出以下三点不合理：一是汇率较低，新疆依靠无限制的汇兑从国内其他地区大量廉价工业品，使乌鲁木齐的价格下跌50%，造成不合理的低物价；二是占压了国内其他地区人民银行的大量业务资金，在1951年银行资金紧张而又不能无限制扩大发行的情况下，影响了人民银行的正常业务。三是人民银行以2000亿元人民币兑换了4亿元新疆币，实际上是人民银行以2000亿元人民币补贴了新疆的财政开支，这种以汇差补贴地方财政的办法对中央和新疆的宏观经济管理都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4月，中央决定停止新疆省银行继续发行银元券。随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又在1951年10月1日，即建国两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发行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同时停止使用并限期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

3、西藏地区的货币统一。

至于西藏，则情况更为复杂，货币统一的难度也更大，直至1962年5月才完全确立了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货币的地位。

1951年5月和平解放以后，按照正常情况，从这时起，就应该停发和收回原西藏地方政府发行的“藏币”，以全国统一的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但是，由于多年来反动中央政府的民族歧视和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宣传，藏族群众对我党的政策还不了解，多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西藏人民对人民币也还要有一个接受和习惯的过程。为了取得藏族人民的信任，为人民币在藏流通创造条件，党和中央政府采取了等待的办法。与此同时，进藏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进军西藏，巩固边防）遵照中共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一切购买活动全用藏族人民信任的银元（“袁大头”）支付。在藏暂时使用“袁大头”，是为了照顾西藏人民的交换习惯，同时也是向将来统一使用人民币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进藏部队使用“袁大头”，不仅暴露了藏币的弱点，对多年来信用较低的“藏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促使藏族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加强了民族团结，保证了部队供给。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为了解决西藏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藏钞”因超发而大幅度贬值的严重问题，由西藏地方政府在京官员和达赖喇嘛拟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停发藏钞，由中央人民政府补贴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约60—70万银元），另外，再由中央政府借给西藏地方政府400万银元用来收回藏钞（藏钞发行总量约值400万银元）。中央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中央政府的思路是：将来必然会统一使用人民币，但是我们照顾到西藏人民偏爱银元的心理和习惯，在过渡期间，先用银元收回藏钞，等大家习惯于使用人民币之后，再将人民币与银元同时流通，最后过渡到单一使用人民币。但是这个方案却因葛厦的反对而被搁置。

1959年3月，在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后，国务院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藏币迅速贬值。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和实际需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7月15日颁布关于在全区普遍发行使用人民币的布告，规定人民币为法定本位币，与“袁大头”按1．5：1的比价一起流通使用，任何人不得拒绝收受和贬值使用。8月10日，鉴于藏钞继续流通弊多利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又颁布了在全区废除和收兑藏币的布告（包括藏钞、藏银币、藏铜币）。

行使人民币和收兑藏币的工作，拉开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序幕。民主改革之后，鉴于西藏人民对使用人民币已经完全习惯和充分信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1962年5月10日颁布《西藏自治区金银管理和禁止外币、银元流通办法》。至此，中国大陆的货币统一终于实现。

结束语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货币统一并不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就顺理成章、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历时10余年，在政策和策略方面基本没有失误的前提下才实现的，从它的难度和意义来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货币统一。它不仅结束了中国清末以来50余年的货币混乱状态，成为国家独立统一的重要标志；而且实现了我国由传统的旧货币制度向现代货币制度的转变，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制度变革，不仅至今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着重要影响，而且也给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和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1] 本文所用的人民币数字，均为1955年币值改革前的旧币值，即旧币值的1万元等于新币1元。
[2] 叶善篷：《新中国价格简史》，第18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3] 转引自《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4] 《人民日报》1949年1月13日。
[5] 《重庆金融》下卷，第7—8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
[6] 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1950年广东综合统计》，1951年5月。
[7] 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目前货币流通情况与一九五三年货币发行问题的报告》，1953年3月18日。
[8] 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银元流通问题的请示》，1950年8月11日。
[9]《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武力）


武力简历

　　武力，1956年11月生，中共党员。1975年高中毕业于北京市安德路中学；1975年3月至1976年12月在北京市延庆县插队；1976年12月至1977年在北京市铁路局电务段工作。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12月至200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间于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08年10月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曾经参加和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院重点项目。主要学术成果：曾编辑多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独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合著）、《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江苏无锡玉祁镇调查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主编）。

主要学术论文有：《没收官僚资本过程中的界定问题》、《建国初期的股市和建立长期资金市场的设想》、《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合作社效益变化剖析》、《中国与欧美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历史比较》、《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转变历程及其发展趋势》、《建国前后的货币统一》、《1949—1978年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西欧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国工业化路径转换的历史分析》、《1949～2002年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演变述评》、《中国共产党“三农”认识的历程和启示》、《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的历史分析》、《试论1949年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应对战略的历史演变》、《1953年的“修正税制”及其影响》、《1949年以来工业化的“轻、重”之辨》（合著）、《中国实行“反哺”的宏观经济条件分析》、《1949-2006年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