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絮：三种人 等， 从 中原 看 大地： (⊙o⊙)？ 文革期间，沧海横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天罡地煞，乱世英豪，各显神通，
有真正的雄才显露， 也有不少沉渣泛起，或昙花一现， 或萤火流星，稍瞬即逝。
新政开拓固本，必定收拾则个，此乃宿命定数， 大道常情，本无需惊咤。 可以说，清理三种人，源起陈云拨定算盘珠，邓小平摇曳鹅毛扇， 胡耀邦披挂上阵先行。 卅多年过去了， 回眸当年，当有检点经验教训之须。 据说， 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 地处中原的河南 又是全国一枝独秀，勇夺鳌头，与当年 反右，饥荒，害命的吴芝圃省长打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为右派，镜像翻版重演， 历史何其形似乃尔， 令人刮目！ 胡耀邦总书记 在“平反”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非法冤案，制造大清洗。 以河南省的清洗为例： 【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全省五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了清理。” 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赵地副书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 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 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藉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降职2人。。。。。 详见： 这里的:"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指的是 耿其昌，文革前，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文革中担任 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 毛主席曾经接见过耿。据说，大清理中， 耿其昌 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身陷囹圄！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其昌，因支持造反派罪 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 在焦裕禄生前的兰考小县，就非法抓捕了一千多名干部。（群众还不计算在内）其中，焦裕禄的 战友 助手， 被周总理两次亲令解放出狱的张钦礼也在其中。（张钦礼受害凄惨，另有专文谈及，极易网上搜得。） 刘建勋，毛泽东信赖的实实在在的干部，为消除吴芝圃之流的形左实右，1961年7月被中央由广西调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刘建勋，耿其昌，纪登奎等 河南省委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作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成绩斐然。也被胡耀邦等查办，尽管有李先念多年的直接了解知情，也爱莫能助，刘建勋仍被撤职，至死也未恢能复党的组织生活，晚景凄凉！ 纪登奎，众所周知，是毛泽东一手培养一步一个台阶提拔起来的周总理得力助手，在清理潮流中 也被辞职，靠边， 纳凉。 看起来， 真是： 河南没好人~！（不是洪洞县哦~） 反省 深思。 如果说，文革烈火中，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一些人甚至 被迫害致死，但，多数干部未组织定性，未判监入狱。 胡耀邦当政下的大清洗，官方自上压下的 逮捕，法办，判刑 可谓如火如荼，甚嚣尘上； 比起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个别过火行为 有过之而无不及！ 让人们真正见识了复辟易帜之后的狠毒与血腥！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２９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中央领导层开始新老交替的会议。 陈云在大力提倡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之际，特别告诫人们：“绝对不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 １９８１年７月２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王洪文。 这时，邓小平便插话道： “一九七五年他（引者注：指王洪文）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正因为这样，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都不能不对“王洪文式”的人物格外注意，格外警惕。 此后，陈云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强调了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警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陈云说： 党的干部交接班的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严重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来进行这项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 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从此，“三种人”成了一种专有名词。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陈云说：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 除了“三种人”之外，陈云还提出要警惕另外“两种人”。陈云说：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了清理“三种人”的问题。 陈云指出，“三种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又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 通知指出： 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 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 强调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 要求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 引据 叶永烈
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赵地副书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 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 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藉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降职2人。。。。。 详见： 这里的:"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指的是 耿其昌，文革前，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文革中担任 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 毛主席曾经接见过耿。据说，大清理中， 耿其昌 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身陷囹圄！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其昌，因支持造反派罪 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 在焦裕禄生前的兰考小县，就非法抓捕了一千多名干部。（群众还不计算在内）其中，焦裕禄的 战友 助手， 被周总理两次亲令解放出狱的张钦礼也在其中。（张钦礼受害凄惨，另有专文谈及，极易网上搜得。） 刘建勋，毛泽东信赖的实实在在的干部，为消除吴芝圃之流的形左实右，1961年7月被中央由广西调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刘建勋，耿其昌，纪登奎等 河南省委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作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成绩斐然。也被胡耀邦等查办，尽管有李先念多年的直接了解知情，也爱莫能助，刘建勋仍被撤职，至死也未恢能复党的组织生活，晚景凄凉！ 纪登奎，众所周知，是毛泽东一手培养一步一个台阶提拔起来的周总理得力助手，在清理潮流中 也被辞职，靠边， 纳凉。 看起来， 真是： 河南没好人~！（不是洪洞县哦~） 反省 深思。 如果说，文革烈火中，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一些人甚至 被迫害致死，但，多数干部未组织定性，未判监入狱。 胡耀邦当政下的大清洗，官方自上压下的 逮捕，法办，判刑 可谓如火如荼，甚嚣尘上； 比起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个别过火行为 有过之而无不及！ 让人们真正见识了复辟易帜之后的狠毒与血腥！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２９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中央领导层开始新老交替的会议。
陈云在大力提倡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之际，特别告诫人们：“绝对不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
１９８１年７月２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王洪文。
这时，邓小平便插话道：
“一九七五年他（引者注：指王洪文）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正因为这样，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都不能不对“王洪文式”的人物格外注意，格外警惕。
此后，陈云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强调了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警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陈云说：
党的干部交接班的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严重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来进行这项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
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从此，“三种人”成了一种专有名词。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陈云说：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
除了“三种人”之外，陈云还提出要警惕另外“两种人”。陈云说：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了清理“三种人”的问题。
陈云指出，“三种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又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
通知指出：
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
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
强调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 要求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
引据 叶永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