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4）《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坎坷命运

历史回顾（4）：《束星北档案》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坎坷命运

编者注：

如果您没有读过《束星北档案》，您不了解束星北，那么，您就不懂得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懂得中国的科学和学术的种种流弊的来源，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屈辱，甚至可以说您不是真正读懂了中国现代史。束星北的一生可谓是对中国现代史最具解释意义的范本！束星北到底何许人也？！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推荐您细看《束星北档案》一书。束星北是很值得中国未来者研究和阅读的中国现代史料人物！

在现代中国，肯定一个人的才华有多高，几乎要全部以该人所遭受的屈辱、迫害和折磨程度来证实，越是受苦受害者，越证明他人格人性的光辉，越证实他才华出类拔萃。如果他一生之中没有遭受屈辱和迫害之惊心动魄历程，那他必定属于平庸之流。这样的情况未必不会继续在中国发生。

以下为介绍性转摘文字，谨供大家粗略认识和研究束星北之参考。

　

　　束星北简介

　　束星北（1907—1983），江都县人。1926年留学于美国拜克大学，1927年到德国，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1928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1930年受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助教。1931年辞聘归国，历任浙江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和电磁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对相对论和无线电学造诣尤深，1945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新中国成立后，转入气象学研究，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任教。1978年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3年10月30日病逝于青岛。

　

《束星北档案》序言

作者 李政道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摘自《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

货真价实的束星北之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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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论物理修养（三四十年代）国内难有比肩者。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背影就在眼前晃动，他要做的就是跻身其中。

　　他的教育才华（三四十年代）也无人可以企及。他启蒙并培育过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和杨振宁共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

　　他又是天赋极高、富有激情的“诗人”，在他身上，有一种学界罕见的“骑士”作派与英雄豪侠的气质。因而，有人认为，他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为贫瘠的地方。



　　深深的皱褶里，不仅仅是岁月沧桑，生命从生成到灭亡也不全是季节的轮回。一双曾经多么明亮炽热的眼睛，它温暖过很多人的灵魂和冰凉的真理，如今却只剩下怎么读也读不尽的苍凉。相信生命与灵魂只有死过数十次的人，才会有这样令人悲伤与不安的面孔。

　　束星北的命运告诉我们，已被我们认为早翻烂了的“过去”的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顾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作为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束星北的研究生，是这样回忆他的导师的：

　　我第一次见到束星北先生是在1937年秋，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浙大将一年级新生迁往天目山善源寺上课。一天，束星北先生来到天目山，一年级物理老师朱福火斤先生请他吃晚饭，我们几个一年级新生去找束先生，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当时同意到物理实验室去谈。他一开言便考我们，他摆动一个桌上的天平，问我们为什么会摆动。用这个例子讲，学物理就是要把遇到的现象能分析解释。这就是我们进浙大所受 听 到的生动的物理学第一节课。以后一年中，浙大又迁往江西泰和乃至广西宜山才定下来。那时我们已是二年级。听束先生的理论力学。他的讲法令人感到物理现象和生活（是）融和在一起（的）。就力学（来讲 必须弄清什么是速度和什么是加速度。这是掌握牛顿第二定律的实质。因为速度是相对的，力和加速度是绝对的，而相对加速度只能是运动学上（的 ）名词。对此有深刻的准确的认识才能对力的特性有所认识。束先生第一次考试出了这么一个题：“月亮同时受地球和太阳的引力，而太阳的引力比地球的引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转了”我们有几个人答对了，他上课时说：我心中十分高兴，你们答对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深思熟虑地（的）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有深刻的内涵和启发性。你能忘记这个考题吗？像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教课中很多，大家都说束先生的课难学，但能真正学到手。

　　在遵义我是四年级了，他开的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讲演也很独特，（他）着重讲了两种永动机失败的许多实例，并从中得出结论：热力学过程中的规律是只有在可逆变化中。世界上总的熵是不变而且熵可以积分成为状态的函数，其他过程的熵只能单调增加。把熵描述成可以捉摸的物理量，不像一般的（地）叙述为数学公式。他十分强调热的概念：只是在能量流入或流出物体时才称为热，其余的不是“热能”，是内能。这样既生动实际又严格地描述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给学生一个正确和具体的观点。实际上这是在排除接受常有的热力学中许多错误的认识。

　　他讲的量子力学，十分强调测不准原理的事实根据，从实际测量中或数学推导中引出：将原理化成与实际等同。但这与实证论（Positivism）不同。规律性只要有实践证明，并非要求每一过程的规律都要重复地证明。他讲量子力学着重坚持实践的结果，而不必过分去猜测超实践的问题。这就排除了爱因斯坦等人去寻找隐函数的问题。量子力学本身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并不需要和可能有更多的内在规律，只要严格推导它就可以了。比如按量子力学，同一核子为什么先后（在）不同时间衰变发出粒子，我们回答这是量子力学讲几率。再问为什么有几率不同，那就问到家了，他指出：“你说相同的核子，其实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这真有些像禅宗惠能回答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这里可以看到束先生对原理真是深思熟虑，已经深入到哲学境界了。他引用玻尔在原子光谱和自然描述（Atomic Spectra and Deion of Nature）一书中最后的结语，描述量子力学：在这个宇宙的戏剧之中，我们同是观众也是演员。

　　20世纪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对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

　　连他的好友王淦昌在谈到束星北的教授方法时，也很是钦佩有加：“（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文（本），也不写讲义，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束星北的才华与其在物理学上的水准，从他同王淦昌的关系上也能够反映出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的王淦昌，是1925年清华大学首届本科生，一年后分科进了物理系，从师于叶企孙教授（1898－1977年）和吴有训教授（1897－1977年）。两人都是中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大师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两个大师都特别强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充分掌握物理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与基础之上，使王淦昌一涉足物理学就获得了严格训练，并为日后驰骋物理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淦昌1930年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来到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从师于被爱因斯坦誉称为“我们的居里夫人”的杰出物理学家迈特内。研究所地处柏林郊外的一个叫达列姆的小镇。他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子的实验室里常常工作到深夜。实验室的大门晚上10时关闭，王淦昌只好翻墙越户回到自己的宿舍。只有两种情况使他奔走于柏林城内的校部与小镇达列姆之间。一种情况是去听大师的讲演（他曾听过物理大师薛定谔的几堂波动力学课）。另一种情况是参加每周一次的Seminar，Seminar是德国物理学界群英荟萃的讨论会，王淦昌从中吸取了多少新思想新方法，自己也难以记清了。但是正是这样的柏林城内与达列姆之间的奔波，成为他日后成为物理大师的必要的准备。

　　1930年到1934年，王淦昌留学德国的四年里，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狄拉克提出空穴理论，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泡利提出了中微子假说，以解释β衰变的连续能谱；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安德逊在宇宙线中找到了正电子；费米提出了β衰变理论；约里奥和居里夫妇二人发现了人工放射性。滚滚海潮般的前沿理论和科学发现，冲击着迈特内和尤重实验物理学的王淦昌。他和老师敏锐地捕捉辨识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这一年，王淦昌两次在柏林大学本部参加了意义深远的物理讨论会。从讨论会上他知道了玻特和他的学生贝克以前做过一个实验，用放射性钋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了很强的贯穿辐射。他们将这种辐射解释为γ辐射。而γ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他的导师迈特内早在1922年就做过实验研究，对γ辐射的性质也作了一些探索。王淦昌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了火花。他对γ辐射能否具有那么强的贯穿能力所需要的高能量表示怀疑。玻特在实验中用的探测器是计数器。王淦昌想到的是，如果改用云雾室作为探测器来重复玻特的实验，也许就会弄清那种贯穿辐射的本性了。当他将自己这个伟大的设想告诉给迈特内，建议用一个云雾室着手研究玻特发现的这种贯穿射线时，迈特内没有同意。两年后（1932年2月17日）身居世界科学中心的人们，突然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看到了一颗光耀新时代的太阳———查德威克———照亮了柏林上空。那一天，也许只有迈特内心绪复杂地想到，这个“太阳”正是采用了王淦昌两年前向他建议采用的实验手段———用高压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来重复玻特的实验，才证实了那种贯穿辐射的名为中子的中性粒子流，并计算出这种粒子的质量。几天后，居里夫人公布了他们用云雾室再次进行的这项实验的结果，成为查德威克成功实验的佐证。这样上帝将本应该戴在王淦昌头上的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戴到了查德威克头上。

　　王淦昌来到浙江大学后，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普通β衰变末态的三体变为k俘获中的二体。这就使得中微子的探测有了实际可能。美国科学家阿伦教授据此进行了实验取得了肯定的结果。以后，又经罗德拜克、阿伦等科学家的多次实验，王淦昌于1941年提出的建议，最终在10年之后（1952年）取得了成功。这项成果也成为当年国际物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束星北与王淦昌，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霄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如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

　　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Bohr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称，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了。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和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湄潭期间，束星北的相对论研究也越发地深邃、成熟。在湄潭，他开始从一个新的途径继续对广义相对论进行了探索。他将精力集中在从罗伦兹匀速变换发展加速变换，导出加速变换方程。他认为匀速变换是相对的，而加速是绝对的，其桥梁应当是罗伦兹变换。他力图证明等价原理中时空变化率，从而进入相对论。这种思想是极为大胆新颖的。它实质上等于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只承认罗伦兹变换，放弃了爱因斯坦统一场论，时间空间的弯曲是由相对运动物质的加速而来的：将普遍的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统一场的时空。粒子物理、场论、宇宙物理都是科学上的难题，远没有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因而束星北新颖大胆的思想观点也难以证实，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他敏锐而又独到的思路。没有超凡的实力与功底，是难以进入到这样的科学深度的，这一点，老友王淦昌是从不会怀疑的。“星北在湄潭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工作，是用特殊相对论的原理，推演物质在加速时，也是可以有相对关系的。这项工作很有趣，他把所得结果发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杂志Nature（即《自然》）上，时间估计是在1944至1945年间，论文是以束星北、蒋素卿两个人的名字发表的。我出于好奇，也将这个公式用一般的相对论原理试加推导，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李寿木丹先生最近谈起此事时说，他也曾对此事加以验证，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在理论界应有所反应。奇怪的是，就我所知，并没有什么反应，这使我大惑不解。但我个人对他的文章是很感兴趣的，觉得立意新颖，很希望以后会弄清楚，究竟这篇文章是否有价值。”

　　束星北像个巨大的章鱼，除去自己的“专业”还将吸盘伸向所有能够到的地方：死光 、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他都潜心研究过，有些限于条件没能进行下去，有的出了阶段性成果，有的竟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束星北不但有理论，也有动手能力。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惟一的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做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对他的天赋和智慧也体会最深。他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就是一个足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了Bethe计算Lamb Retherford效应的观点 当时Lamb效应还未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 。那时他要王谟显先生用手摇机计算，我用分析方法，对于He的电子能级计算，并得到相同的修正。当时只能作为一个预测的计算，并没有想到以后真会有Lamb效应。这可明显看出束先生的深入远见。但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去的其他研究工作（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并）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科学素养与天分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思想与认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很多见解在今天的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没能显示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耄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5月23日，12时30分，我们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5月24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尼尔斯·汉斯日后回忆道。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昌的能力和天赋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新的学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舞台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

　　据称，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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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摘自中华读书报]

　

《束星北档案》简述

摘要：束星北（1907-1983）,杰出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才华横溢，被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又是中国科学界可贵的具有骑士豪侠独立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启蒙和培养了一批顶尖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实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而他自己到现在连在校的物理学研究者对他都鲜闻其名。

关键词：束星北，李政道，物理学家，右派

　

一、辉煌的青年时代

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属凤毛麟角；性格之强，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束星北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又加入加州大学学习物理。他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革命时代，也曾激情澎湃过，加入美国共产党，到苏联考察；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一年后，他以《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的引荐，他又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再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可知。当然，束星北在祖国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归国后他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次蒋介石来校视察召见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束星北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态度耿耿于怀。在召见时对他破口大骂，弄的蒋介石很是下不来台，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离去。后辞职赴浙大，当时的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群星闪耀，物理系的王淦昌、束星北名振中外。培养了很多后来的顶尖物理学家，如李政道，程开甲等。玻尔访华时，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他寸步不离。据玻尔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束星北和玻尔争论的特别起劲，给玻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中国师生询问国外深造学习的信函，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面学习物理呢？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分，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的能力和天分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背反的常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据称，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动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二、骑士豪侠的执教生涯

1952年院系调整，享誉世界、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被肢解为一所工业大学。浙大教师教授也作鸟兽散。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同时向束星北发出邀请，他经过慎重考虑，来到了当时学术最自由的山大。但当他来到之后才发现这时的山大已不是文科有老舍、洪琛、沈从文、游国恩，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童第周的故“过去的学校”——老山东大学了。他刚到山大，一股滚滚的政治热潮就迎面扑来。

人们第一次认识束星北是在一次王竹溪的讲座上，王竹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周培源的大弟子。王竹溪被华岗专门请来做报告，当天大礼堂座无虚席，华岗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王竹溪介绍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及他自己的认识和成果。讲着讲着突然一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上讲台，不做任何解释和开场白，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竹溪几乎写满黑板的概念和公式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王竹溪呆呆地愣在一边，上也不是，下也不是，那个人给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个人就是束星北。

束星北的个性在浙大时已远近闻名，浙大的上任校长郭任远将中华基金会拨给物理系的专款挪为他用，束星北作为教授代表到校方责问，交涉，当他找到郭任远时发现他正在酒店里设宴招待客人，束星北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交杯把盏，上去就掀翻了桌子，随即愤而辞职。

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时，浙大将苏步青抓为贪污典型，关押起来。认为苏步青在浙大西迁时贪污了数学系的几条长凳，苏步青为人诚恳，重视名节，想以死证明自己清白。苏步青的妻子告诉邻居束星北后，束星北怒气冲冲在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冲主任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掀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的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运动的罪魁。当有的人诬陷他有经济问题时，他写挑战书，让对方向自己道歉或公开辩论。镇反时，他的学生被捕，别人不敢讲话，他又为自己的学生鸣冤叫屈。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以至他的仗义或为“肃反”、“扩大化”时人们的SOS呼救信号。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应该收敛他的个性棱角。

三、悲惨的命运

但是，一个具有刚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个比刚性更强的体制。

来到山大后，束星北开始时受到了华岗极高级别的待遇，住进别墅，每月工资一度达每月840元，华岗是学者型的校长，对老教授很包容，关爱，束星北对华岗也非常尊敬，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却不欢而散，为以后束星北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当时华岗顺口提起了唯物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的根本，而束星北却坚持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两人观点难以统一，在以后的会议上，华岗总是时不时地提起束星北的例子作为反面教材，束星北就在下面散布自己的言论，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束星北渐渐变成了山大的孤家寡人。而有一次束星北的学生李哲明上公开课，束星北旁听时觉得讲的不通就冲了上去，二话没说，摸起粉笔头，就在李哲明写满公式的黑板上打叉，开始从他打过叉的地方讲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满脸通红，讲了一节课才想起李哲明。后来李哲明上台做了物理系支部书记联合物理系学生驱逐束星北，不让他上讲台了。

束星北无法在物理系任教，被迫在一个下雨天敲开了气象专家王彬华家里的门，要拜师改行气象，让王给他推荐50本书，书带不走就装到一条面袋子里扛了回去，没想到不到20天就把书看完还了回来，又装了一袋子回去，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在气象界引起了轰动。一举成为气象界泰斗。束星北在山大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北京朋友的神经，这次改行气象，科学界的一些高层人物纷纷为他奔波，束星北的校友，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及束星北的学生后来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在北京为束大造舆论，提请教育部在山大增设气象研究室，委请束做全面组织工作，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将气象室提为中科院直属，在编制上脱离山大，并委请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赴青岛考察，一时间科学界风起云涌，束星北也壮志勃勃，要在气象界一展身手，但是他一年后被山大党委打为右派，发配到青岛月子口劳改，他的气象室也被查封了。

月子口那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地方，身为右派劳改犯，52岁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走在路上就有人向他吐口水，孩子们向他投石头，污辱漫骂不绝于耳。更恐怖的是劣质的伙食和高强度的劳动，年数最高的束星北被评为最差队员。如果这一切还可以忍受的话，最最摧残心灵的是队员之间的相互揭发，在月子口，人人都不敢接近，而又想接近他，因为怕他离他近了被划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想接近他是因为想找材料揭发他来立功减刑，束星北身边的好友一个个离开了，代价是又把束星北又狠狠地往下埋了一截。如果说刚开始时束星北还抱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心志的话，那么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彻底地击溃了束星北的自尊。束家九口人就靠束星北一人工资糊口，他变卖家中值钱家具仍难以充饥，那时，束的学生王景明在山大任教，常接济他。束星北每次工休回来总在他家窗户敲两下，然后王景明就会送些吃的过去，有一次束星北回来，王景明正巧外出，他敲过窗户后，见家里久没动静，又过去敲，仍没敲出人来，便推门进去，王景明五岁的小女儿抱着一小碗面条在吃，见了他便把碗伸了过去，说爷爷尝尝，爷爷尝尝。束星北犹豫了一下，便接过碗来开始尝，一尝就刹不住车，一口气吃完了，小女儿哇地哭了起来。有一次束星北饿急了到附近田地里偷地瓜，结果地瓜还没扒出来就被看田老头逮住了。幸好那老头见他饿的可怜，也没罚他，反倒捧给他了一把花生，他竟连皮吞了下去。

月子口竣工之后，束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从月子口回来的束星北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再也没有了趾高气扬的精神，相反变的唯唯诺诺，桀骜不驯的神情也变的麻木不仁。原本挺直的腰板已无力支撑他衰老虚弱的身躯。

1960年束星北拄着拐杖来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一扫就是十二年。在当时人看来，束星北真正的转变在于他开始写悔过书。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眼睁睁看着年华在身边流逝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了。为了早日摘冒，原本拒绝写一切形式的悔过书的他放弃了坚守一生的尊严，开始长篇累牍地写认罪书，大批大批地往身上泼脏水。但是束星北的才华在此期间仍顽强地显露，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在没有专业电路基础的情况下，主动申请并修好了一个废弃多年的脑电图机，并顺手作了一个改装，使它的寿命延长了三倍。十几年间他修遍了山东省所有地方和部队的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等，但这一切都换不来他想用一个物理学家的实力报效祖国的机会。
　　天才的命运一直被人关注，这时一只非常神秘的手向他伸来。1962年初春，束的一个学生突然千里迢迢来青岛找到了他，两人神秘嘀咕了很久，然后束神情恍惚地回家，带来一条爆炸性消息，他要出逃国外，原来，国外的朋友和学生千方百计打听到了束的下落，冒极大风险买通了一个出逃国外的通道，要接他出国。已经被改造的束星北斗争了一个晚上，最后想到只有依靠党组织才能有出路，毅然向公安局自首，青岛市公安局破获了这一多年来最大的反革命出逃投敌案。

束星北老老实实打扫厕所，据他女儿回忆：有一次下雪，我远远看见校门口有一个人下佝偻着身子扫雪，他一身黑衣黑裤，在漫天洁白的世界里很是醒目，我马上意识到那个人是我父亲，心就抽紧了，走过去发现果然是他，显然他一大早就出来了，从他身后看过去，一条长长的路已经被扫了出来，我忍住直往上翻涌的泪水说，爸爸您的外孙来看您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搓了搓手，抱过孩子就不再撒手，父亲在前面，我拿着又大又重的竹扫帚跟在后面，可没走几步他便把孩子交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我以为他回去又要扫雪，却看他进了路旁，这是我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好大一片呢，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了脑袋，我的泪突然止不住了……

四、晚年的复出

正当束星北绝望之时，冥冥之中又有一只手来为他稍拨迷途，1972年李政道访华提到了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人才而是被埋没了，像我的老师束星北，并且要见束星北。中央调查组去束家调查的时候发现束星北家徒四壁，仅有的桌子还缺了腿，晚上铺上被子就要当床睡，客厅中间一个大洞，大的能陷下腿去，束星北的卧室其实是个壁橱，被子是破烂的棉絮用黑电工胶布粘连起来，无奈之下中央取消了这次会面。但李政道走了不久束星北就解放了。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束星北彻底复出。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还是从前的教授吗？

他的老友发现，骑士豪侠的束星北又回来了。他的优秀品质保存完好；他的“坏脾气”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复出后的束星北原形毕露，依旧是直言快语，嫉恶如仇，依旧是不讲情面，不讲方式，依然当众骂学员猪脑袋，依然在作业本上留下独特的批评，不通，什么玩意。仍然对行政人员咆哮发怒。甚至同样和后勤科长打了一架。他无所旁顾，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这时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顽固”，通过发泄想挣断过去对他的摧残，想不到20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神经骨髓，使他无法走出阴影。
　　1979年中科院悬赏100万科研经费计算导弹轨迹，无人敢揭，束星北走进了钱学森的办公室，他的条件只有一个手摇式计算器，一支笔，一撂纸，一个安静的处所。几天后束星北走了出来，带着答案，100万经费分文未取，那一年他73岁。73岁高龄的科学家，独自一人出色完成重大而复杂的计算任务，恐怕只有束星北能做到。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染风寒去世，按照生前遗愿捐献遗体，在当时轰动一时，各大报社，电台，电视台，争相报道。束星北想将大脑留做研究，据他自己说，他的大脑出奇的好用，即便70岁的高龄仍然思考非常清晰，和年轻没什么区别。但是轰轰烈烈的遗体交接仪式之后，青岛医学院的领导忙于体制改革，把他的遗体遗忘在停尸房里，再记起时已腐朽不堪。领导找了两个大学生将其掩埋，但因中午有篮球赛，他们就近埋于操场双杠下。

尾声：不应遗忘的声音

如果把束星北与王淦昌作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同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率导核能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从这一串科学经历看，王淦昌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可是束星北，在他命运的颠踬与缝隙中虽说也出了些成果，但在他看来，却是些“雕虫小技”。

为什么相识的经历、同样的才华结果却如此的不同？

号称天下第一才子的束星北就这样消失了，早早地被遗忘了。但我坚信束星北的存在，坚信他的独特的个性，生命的永恒，就像从不被我们注意的殿檐下的风铃，他从没停止过自己的歌唱，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今天仍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摘自互联网）

　

就这样被你征服：探寻刘海军书写《束星北档案》之路

《束星北档案》共50余万字，28章。刘海军自1988开始调查追踪，在参阅了主人公1000余万字的档案资料并采访了包括王淦昌、苏步青、程开甲等100多人的基础上，乃成此书。

　　这么厚重的一个“工程”，对于刘海军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15年的漫长书写？日前，记者与刘海军有了次面对面的漫谈，他说“束星北彻底征服了我”，这15年中，他一直在与束星北进行着心灵交流，“‘档案’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1988,“初识”束星北“‘英雄’背后是天才命运之歌”

　　相对于很多人来说，束星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初怎么会想写这样一个人呢？

　　刘海军：初识束星北是1988年，那时我还是青岛日报的记者，负责科技行业，第一次采访就听到有人说他的名字，讲他的人都说他的英雄气概和传奇，后来，我隐约觉得这些小故事后面藏着一个天才科学家的命运之歌。

　　从那时，是不是就有了写这个人的计划？

　　刘海军：应该说，随着我对束星北的了解越多，我越有写他的冲动，但一直未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一直到1993年，看到了束星北的档案。七大卷宗的记录很详细，让我看到了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的精密检查与观察过程。同时，也让我了解到了束星北的思想、意志、尊严一点点被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剥离的痛苦。

　　看过档案后，你是不是觉得对束星北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可以动手写作？

　　刘海军：也没有。束星北的命运太复杂太丰富，档案只是一些资料，随后，我开始准备采访一些知情人，希望能够“复原”他的人生。再者，写一个物理学家，我还缺少专业知识，这些都是我进入写作状态前的准备工作。大约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我把这些问题解决了。1997,文本遭遇瓶颈

　　 “推翻四十余万字完稿，我绝望了”

　　准备得这么充分，写作的过程顺利么？

　　刘海军：不，开始就写写停停，尤其到了1997年，我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时候，忽然感觉不对了，我的文本运用出现了问题。那时候，写报告文学，流行的是作者的观点先入为主，我发现我在写束星北的时候也带上了文学色彩，对此我很痛苦。《束星北档案》应该更接近调查报告，让历史述说历史。所以，写了这三十多万字后，我感觉我写不下去了。

　　那怎么办呢？

　　刘海军：当时我觉得几乎“绝望”了。我把所有的资料和已写成的稿子都堆在家里的阁楼上，拿床单一盖，打算就此放弃了。那时候我整天去打球，转移自己的郁闷。

　　那是什么又让你继续完成了这本书？

　　刘海军：就是始终感觉有牵绊。束星北一直在我心里放不下，甚至有时候梦里都会出现他的遭遇，我还梦到他被“改造”的时候挨饿的痛苦。而且我与束星北的家人几乎成了真正的家人，他们平时不喜欢记者采访，却和我无话不谈，甚至说起束星北都会说“你爷爷怎样”。2000,再次执笔“用若干年完成一件事，它本身就成为生活”

　　是这种家人似的感情让你再次拾起笔来？

　　刘海军：是的。我感觉束星北在我的心里洒下了一颗种子，已经生了根，我无法选择，2000年，我再次开始撰写《束星北档案》。一件事要用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的时候，其本身就成为一种生活。

　　再次创作你找到合适的文本了么？

　　刘海军：这么多年我对束星北的资料已经烂熟于心，这一次我最欣喜的就是找到一种合适的文本，把访谈、原始档案、资料糅为一个“实证”的文本。这样才能精确地表现束星北的一生。

　　书中序言是李政道撰写，你是怎么约到他的？

　　刘海军：是束星北让我和中科院办公室主任认识了，又是他联系上了李政道。书中的26章《李政道来了》约7000多字，李政道先生修改了十余处，修正了讹传的错误，恢复了原本的历史，听中科院知情人讲，他为了写序言，几乎用去了圣诞节的全部时间。

　　支撑你15年写作的信念是什么？

　　刘海军：是束星北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英雄，我被他完全征服了。（记者 贾小飞）

　　一个告慰

　　读到同事刘海军的这部巨著后，非常激动！他以一个党报工作者的使命感和一位文化人的良知，并以骇人的勇气与毅力，写下死在我们身边的一位天才科学家的悲剧命运，让人无法不掩卷浩叹并沉思。

　　束星北是1954年开始罹祸的，直至1974年他的学生李政道博士访华时相继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接见后，他才逐步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这其中他所受的磨难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而他自始至终以一种“英雄”的姿态在抗争，这些在刘海军的文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青岛，向不乏写手，展示出来的文字成果总有不少。但以率真而执着的心去关注历史、探求真相的人却并不多。这本让人捧不动的书的出版，当然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对束星北先生的在天之灵的告慰，更是对岛城文学志士们的一次召唤。李洁（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郑重推荐……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束星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真正的份量，我也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推掉一部又一部在别人看来非常具有畅销潜质的书稿，而坚定不移地走进《束星北档案》，也走进了一段尘封多年，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这一进入就是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可以说，自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以来，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任何一本书稿让我的心沉浸在里面，久久不能自拔。

　　现在，我郑重地将这本大书《束星北档案》推荐给读者。我相信，束星北的命运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已被我们认为早翻烂了的“过去”的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袁敏（本书编辑）

　　为他流泪

　　我是流着泪看完的，不是眼中在流泪，就是心中在流泪。其丰富和深刻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些天来，束星北一直在我的心里，他的遭遇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的遭遇，让我揪心地疼痛。还有一种愧疚之感，觉得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不知道他，不了解他，简直是一种罪过。

　　刘海军写的“档案”已经超出了文学报告的范畴，它排除了文学，只用事实说话，每一个情节都有依据，每一个细节都有来历，不渲染感情，不多下结论，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刘海军在书中尽力在把自己隐去，让本真的束星北，让历史真相完全突现出来。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份只用事实讲话而不诉诸感情的证词，是一份不含任何想象成分的科学实证报告，是一份冷静理性的病理分析书。可它又不是，在它的背后，我分明感受到了作者巨大的人文关怀。在分不出哪是作者的语言哪是证言的文字里，饱含了对束星北无以言说的同情和爱，浸满了无比伤痛的真诚泪水，回响着对历史的诘问和对未来美好的呼唤。念邦（青岛大学教师）

让我们认识束星北

　　

1980年，束星北（左）与“两弹元勋”王淦昌在青岛山上的合影。

北青岛日报资深编辑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唤起尘封记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科学天才身上的高贵人格，被认为是2005年最具份量的人文书之一

　　一个高贵的人

　　束星北，一个似乎被我们遗忘了太久的“天才”。束星北，一个似乎注定又不该被我们遗忘，也不能被我们遗忘的真正的精英。随着青岛日报资深编辑刘海军新著《束星北档案》，这个淹没在尘封的历史中的人物鲜明地又站到了我们面前。

　　在200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作家出版社把《束星北档案》当作最重的人文书推出，该书编辑袁敏预言，2005年，《束星北档案》将是书市最有力量的图书，束星北，将在这一年被人们重新记起。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束星北被称为“天下第一才子”，是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他与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两弹元勋”王淦昌一同开创了中国现代物理学的一代先河，培养出一大批中国乃至世界物理学界的科学巨擘，如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等。

　　束星北一生致力于科学，坚持真理，而正是这种坚持再加上天生个性的耿直，让他的一生充满磨难而又在磨难中愈发显示出他的“英雄豪气”。

　　四十年代，束星北的学生以“通共”入狱，他和王淦昌一同奔走呼号，不顾生命安危抢救学生；五十年代他的学生被怀疑是“中统特务”入狱，他“上窜下跳”奔走呼号营救。“知识分子改造”初期，数学大师苏步青被揭发出“经济问题”，不堪其辱的苏步青欲以死抗争。束星北站出来反抗，结果苏布青得救了，他却成为运动重点对象，直到1956年，在周恩来和陈毅的过问下才得以平反。但束星北未就此罢手，为了自己的尊严不再蒙垢，他坚持要求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向他道歉，并获得成功；1957年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的题为“用生命来维护法制的尊严”的发言语惊四座……此后束星北一直被命运磨难着。

　　直至“科学的春天”的日子里，王淦昌和重新“出山”的束星北相遇了，两人为几十年前的科学疑案，争得面红耳赤、怒目相对，王淦昌说：你还是那个脾气，束星北说：人是不可改变的。

　　在束星北身上最饱满的部分是他高贵的个性和追求真理的特质，他为此遭到磨难，也为此获得了平常人无法企望的尊严。

（摘自 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