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对西方世界来讲，这三件大事，都是对其整体影响非常大的事件。苏联崩溃，算是将美国权力推向了历史的顶峰，但同时解决了西欧的安全问题，从而导致了西欧对美国这个领袖产生了离心现象。
穆斯林极端暴力势力的兴起，对西方世界也带来重大的挑战。但这个挑战，对因为苏联和东欧变天带来的欧美离心，反而有积极作用，可以帮助欧美往一张板凳上坐。
但是中国的崛起，却对西方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令欧洲和美国一时有手足无措的感觉。
对基辛格这样的战略家来讲，穆斯林极端势力的兴起，只是三等的小事。苏联的解体，也是第二等的事情。只有中国的崛起，才是这个世界上一等一的大事情。
因为中国的崛起，未来世界的游戏规则将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控制比赛规则，仲裁比赛结果，同时享受比赛利益的局面，将彻底完结。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拉中国入伙，就是佐利克提出的所谓“相关负责者”的概念，从而继续维持这个国际次序。
而要命的是，中国完全以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的姿态，或者说非西方国家的利益维护者的样子，要求未来的世界真的按照国家平等的方式，来构建国际新次序，那才是西方国家最大的恶梦。
当然俺虽然觉得基辛格老哥对中国也是半桶子水，不过人家在美国战略家里面，也算是廖化了。基辛格的老板，尼克松总统也是半个明白人，他曾经对美国向中国实行的人权压力政策表示怀疑，认为“在90年代，向中国人抛售人权，只会令他们反感；在2000年代，向中国人抛售人权，只会令他们忽视你；在2010年代，向中国人抛售人权，只会令他们笑话你。”
但是在美国的战略界里面，因为太多的所谓专家，是靠吃苏联饭起家的，比如说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赖斯，因此大部分精力，都是考虑如何制止俄罗斯复兴，和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改善。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新保守派，也是每天忙着如何应付Islamofacist这个新创造出来的敌人。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上面，居然在2008年，会出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因，那种要用不许中国加入西方八国俱乐部的方法，来应对挑战。听了麦老哥如此幼稚的说法，俺心里不由一叹息：老麦，你连中文里面G8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中国政策啊！
曾有人问，那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战略界，对中国崛起造成世界的形势变化，如何看待，如何应对？
其实主要的观点，是这么几派。
一个就是驼鸟派。这一派基本认为中国崛起，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就是“中国崩溃派”。这些砖家基本上就是以西方的判断为尺度，然后再根据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就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下结论。就是因为原因A，中国肯定会玩完了。然后因为原因B，中国就没戏了，诸如此类。
另一个就是悲观派。这一派认为中国崛起，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这个崛起和西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只有通过越早越好的战争，才可以防止这个局面发生。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就是“中国威胁派”，或者称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派。
再一个就是乐观派。这一派认为中国要真正崛起，不得不依赖西方奠定的国际次序，因此不得不进行西化的国际接轨来达到目的。因此这一派也可以叫做“中国变色派”。再这一派的眼里，中国的崛起必须符合西方的利益，严格遵循西方订立的不平等规则，让中国人自己削足适履，才是正道。
不论以上的哪个派别，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的未来进行推演。对乐观派来说，向中国推销的西方准则，往往又是双重标准下的糖衣炮弹，推销的毒药又是杀人的利器，可以说是捧杀。而悲观派，则是每天喊军事冲突，但是又不太敢真干，那种色厉内荏的主。所谓军功，只不过是建立在扫平巴拿马和格林纳达之上。至于驼鸟派，那就是纯粹是意淫强国的主儿，是不值得认真看待的了。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基本上在于这个国家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有人家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自身活力，岂是你外人走马观花的看一遍，皮毛都没有弄清楚，就可以大嘴一张，乱下定论？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5千年历史的国家，其中经历了不少盛极而衰的情况，大家可以说以史为镜，什么的情况都看得比较清楚。
而中国在历史上的衰亡，基本上要满足三个大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央权力衰弱，出现小皇帝、弱皇帝，伴随着宦官和外戚，以及庸官结党内斗，出现的就是中央权威崩溃。
第二个条件地方豪强财富兼并和割据势力做大。造成的结果是民不聊生，盗贼蜂起，正常生产和生活次序混乱，引发内战。
第三个条件则是在内部被削弱的情况下，正好是伴随着周边外强的兴起。
如果看今天的局面，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中国主要的外部威胁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现在都是在走下坡状态。当然之所以两强都在走下坡，是因为两强对抗的结果。
虽然这两个强权都是中国的对头，但是在他们互相对抗的同时，兴起的伊斯兰恐怖暴力势力，还是主要以他们为主要的敌手。不管是对美国本土的攻击，或者是美国现在开打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还是俄罗斯在车臣的战事，都是这样的例子。
当然不是说中国外部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就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内部问题。而俺自己认为的内部忧患，还是在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增强、官僚体系无能化、以及财富分配不公平上面。
这也是为啥俺开出的三剂药方，就是一要削强藩，二要均贫富，三要严吏治。这三剂药方，就是要解决可能出现的内部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恶化，以至于不可挽救和收拾，大概不是这10年内会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