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儿子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投到美国的Biochemistry杂志，初审就得好评，小修后就被正式接受了。Biochemistry是美国化学协会的核心刊物，论文能在那儿发表，值得高兴。
这不是我第一次和儿子一起发论文。早在七年前，我们正克隆了一个蛋白质。那时儿子在斯德哥尔摩读博士，学了蛋白质组学的知识，我就让他用他的知识，对我们的蛋白作了些分析。那文章后来就发表在颇有影响的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里，他的名字就列在了作者名单中。那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他现在在德国，是一家美国公司欧洲分部里的Senior Scientist。这一次是他用电脑模拟的知识和方法，以一个同类蛋白质的晶体结构作模板，对我们克隆的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作了深层的分析。我则作了些细胞水平的实验，来验证他的分析，就是说和上次相反，儿子挑了大梁，父亲成了合作者。
两次父子同榜，使我想起一些往事。
孩子生在文革混乱的岁月，长在贫瘠的贵州。他从小好奇，刚进小学时，看到我在贵州一所医学院里带学生做生理实验，就不断问我是做什么实验。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下课后专门让他看了一次。当他看到那心脏从青蛙体内取出后，还能跳动相当长的时间，兴奋不已。我于是告诉他，这是因为心脏有它自身的节律，这节律可不受大脑的支配。再后来，他看到我备课，又对我讲课感兴趣，问我对学生讲什么。我于是就对他试讲了一次。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他坐在小板凳上，一本正经地将手放在背后；我站在小黑板前，对这唯一的“学生”讲第一个消化道激素是如何发现的。父子如此彩排，想起来有点滑稽，但也感到有趣。他那天那股认真劲儿，至今都历历在目。那时他七岁。
他十二岁那年，因我的关系，来了瑞典，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孩子因此有一段非常压抑的时期。后来他告诉我，他那时最怕下课，一下课，没有朋友，感到格外的孤独。这种孤独，我深有体会，但落在一个活泼好奇的孩子身上，就更沉重了。但他终于奇迹般地很快学会了瑞典语，各科成绩也都很好，几次竞赛都名列前茅。他一个同学的母亲正好是我研究所里的同事，有一天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我们儿子是数学天才，全校学生都这么说。我于是知道，他优异的成绩，使他赢得了声誉，也赢得了朋友。
我们夫妇都爱书，常去图书馆。我们也常带他去。国外图书馆条件好，开架，真是知识的海洋。慢慢地他就和我们一样，和书交上了朋友，养成了爱书的习惯。我感到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对他后来英文写作的提高，都是很重要的。他后来最舍得花钱的事，也就是买书了。
还记得我为杂志写综述时，他也会问我综述如何写。我于是告诉他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归档，如何选择资料来说明一个问题。他都记在心里了。到初中毕业时，学校要他们选一个课题，做一个报告。他就到图书馆去收索资料，尝试着用我教他的方法，选材成文，结果大得老师的赞扬。
现在孩子已是公司里的一名颇受重视的人物。看到孩子的成长，回想我们对他的培养，恐怕也就是这两点较为重要，一就是我们成功地引导了孩子的好奇心，再就是养成他爱书读书的习惯。有了这两点，他就能获得更多的父母老师所不能给的知识，更主动地去学习，从而进步更快，以致超过我们这一代。事实也正是这样，现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是我教他，而是他教我了。时代在发展，科学在发展，这发展真太快，我有时真感到跟不上这发展的速度。这对曾经雄心万丈的我，不免有一点伤感，但看到新一代的成长，又何尝不是一件很正常，很值得高兴的事呢？
今日得暇，敲这些字，算是和儿子共同发表论文后的一点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