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民不畏死，奈何强拆其居，遂以死抗之

去年底中国房市疯狂飙涨，但却制造出无数拆迁户自杀的头条新闻。为了不持续闹出人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中共决策者最后提出一个方案：保护居民
免于未经核准开发案的拆迁，以及公平的补偿这些拆迁户。但这些却挽不回有700年历史的北京老古城被强拆的命运。
据《纽约时报》报导，今日的北京老古城地区拥挤不堪，被打上拆迁标记的老式居民楼和店铺随处可见。一家后台很有力的土地开发商正不遗余力地赶在新的拆迁条例出台之前，尽快完成拆迁工作。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规定，在3月20日之前，当地1,200户居民必须搬迁。但约有700位老古城居民坚决抵制拆迁，他们拒绝在看到足够公平的拆迁补偿协议之前搬出现在的住所。
据报导，北京市仅今年一年，各区政府计划拆迁60个像老古城这样的生活区，需要拆迁的居民超过18万人，已引发一些流血冲突。其他地区上马的经济复苏计划也雄心勃勃。四月份，重庆市公布了一项共支持323个项目的约一万亿人民币（1,464亿美元）投资计划。
中共高层忧心，房市热潮已将城市的房价推高，同时民众的旧房和农地也都被开发商低价抢占，这让地方政府受惠，也让靠关系做生意的开发商赚足了荷包，但却苦了一般民众，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据国内媒体报导，中共中央先前发出政令，针对拆迁恶性事件问责地方官员，并要求地方政府在今年六月底之前公布拆迁补偿的合理标准。但问题在于，该政令和其他新近提出的规定是否足够严厉、出台是否足够及时以改变现有状况。对北京老古城的居民们来说，能有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看上去还很遥远。
在中国最大的70座城市里，政府的土地财政所得在2009年猛增140%，达到1,581亿美元。据一项半官方的保守估算，地方政府约有60%的收入来自土地交易，但一些私人部门的估计则超出这个比率。
据报导，2001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便漏洞百出，为开发商征地大大提供了方便之门。两年前，中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物权法，强化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并要求尽快出台城市土地监管新规，但该提议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迟迟未获通过。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他们面临从政府到开发商各种利益集团的抵抗。”
没有完备、及时的拆迁条例作指导，地方政府任意挑选开发地点，让居民直接与开发商、拆迁公司和“拆迁安置办公室”等商谈拆迁事宜。他们常常对居民虚报低价、削减居住设施及服务，甚至雇佣刺客恐吓户主。
直到去年十一月，中共当局才对公众的愤怒给予回应。当时，成都一家制衣厂被归为违章建筑，执法者闯入制衣厂房宿舍，发现厂主胡昌明的妻子唐福珍站在房顶上。唐福珍随后用汽油引火自焚，此事震惊全国。
几周后，沈岿教授同北京大学法学院其他四位资深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媒体纷纷对此报导，数天后，国务院法制办不仅决定制定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还邀请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专家参加修改拆迁条例的闭门研讨会。
老古城的居民无不翘首期盼新土地法的早日出台，但当地拆迁办公室的一位李姓女官员却说“他们认为新规定出现时，拆迁计划将改变”，“但事实上，公司已通知他们拆迁计划将不会改变”，“因为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动工了”。
国务院拟出台的新土地法规，禁止地方政府夺取城市土地。然而，在城市郊区，地方政府通过转换农村用地为城市商业用地，赚取的利润高达 100倍。
一个福州的家长说，当地官员要拆迁一所新的小学，办一个新的中央商务区。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常熟，开发商试图铲平800个相对富裕的别墅业主的房产，开发新别墅。
但对于地方官员，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平息百姓的抗议，而不是要停止侵权行为。在杭州，去年卖地赚的钱居中国城市之首，沈岿转述官员们在最近一次政府论坛中的说法:“自然很担心被公民谴责。”
但是官员们还说，即使新规定出台，需要拆迁的仍然要被拆迁，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公正的补偿。他们推出一项“家等着人”的政策，让官员和开发商可以立即重新安置买不起新房的人，解决最激烈的官民冲突。
北京的社论作家邱枫（Qiu Feng）四月份披露，地方政府以赶末班车的心态，抢在新法规出台前，组织更大规模和更野蛮的拆迁。今年4月中旬，北京成立了一个监督拆迁委员会，由一名副市长挂帅。此外，两个边远的村庄今年将城镇化，提供与村民分享发展收入的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