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师东兵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张春桥作为第一审判庭第四个被告，接受法庭对他的首次调查。
张春桥被押上法庭后，四周的人们连看都不看，一副傲然的神气。他坐下来以后，也根本没有往审判台上瞅，而是把脑袋歪到了一边，好像是满不在乎的神色和表情。这时，旁听席上出现了一阵骚动。审判员王战平注视他片刻，开始了正常的法庭调查。
“张春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你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中，你讲了些什么话？”
张春桥晃了一下身子，把他的脑袋扭到了一边。连问了三遍，张春桥就像没有听见似的，连吭都不吭一声。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浑身的血液在冲腾着，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似的在蠕蠕动弹。
这是审判员事先已经预想到的，他翻了翻桌面上的材料，说：“张春桥，我问了你三遍，你不回答。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无言可答或者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法庭的审判。因为本法庭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诉，没有其他证据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反过来，没有被告人的供诉，证据确凿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这一条法律对你同样适用。听懂了没有？”
张春桥挑衅般地抬了一下脑袋，把眼睛转向了另一边，依然不置一词。
审判庭里出现了僵持的气氛，旁听席上出现了人们的窃窃私语。
审判员接着说：“你不讲话，法庭就用证据来讲话。”
于是，法庭就有关张春桥参与指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活动的事情，宣读了王洪文的证词。王洪文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廿七日的证词供认： “张春桥和我说过：‘邓小平所以跳出来，也可能是与讨论四届人大时对总参谋长等提名有不同意见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他还说：‘我觉得最近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嘛。’”
张春桥闭着眼睛，脸上微微露出了点笑容。他认为这从另一个侧面印正了他当初判断的准确和预见的英明。
王战平这时又问：“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你们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次去长沙告状，你对唐、王讲了些什么话？”
张春桥还是一言不发。
当宣读毛泽东原来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唐闻生的证词时，他睁开了眼睛瞅了一下旁边，似乎是有点得意。接着，播放了王海容证言的录音。他注意地听了听，没有回答什么。但是，人们注意到他的脸色明显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是的，在这种历史性的场合下，他没有想到，就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不住考验。暴露了本应该是最为机密的事情。这不能不认为是反常的。
公诉人王芳开始发表意见：“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是这个‘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从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上看，张春桥在这个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证据是确凿的，事实是清楚的。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目的，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已经是很充分的了。这就是阻挠邓小平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对张春桥所犯下的罪行，张春桥在法庭上默不吭声，表现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他为什么拒不回答法庭提出的各种问题？因为他早已经做好了杀头准备。我建议法庭宣读有关的证词。”
这时，审判员指示书记员宣读了马天水和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证词。
证词中说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里，张春桥就多次与马天水等人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早已就准备杀头啦！’其实他还有话：‘毛主席要求一个革命左派必须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我是完全体会到这场大革命的尖锐和复杂了。修正主义上台，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落地，我是逃不脱的。你马天水有这个准备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如果怕死就当逍遥派。那是最保险的。’张维维为自己的婚事征求张春桥的意见时，张春桥说：‘要告诉你的对象，同我张家结亲是有风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杀头的。讲这个话也可以看出他对你的态度，究竟是真心还是假心。’一九七六年九月，张春桥接见徐景贤的时候，对他说：‘现在中央的斗争十分激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杀头了，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总会连累你们的。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有备无患嘛。’”
公诉人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张春桥口口声声地说他要准备杀头，这正好说明了他从事的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冒险活动，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了自己的不安全。他很清楚，他既然干的是反革命勾当，所以他早就横下了一条心，要与我们斗争到底！”
张春桥用蔑视的眼光扫了一下审判台上的法官们，然后转换了一下坐着的姿态，闭上眼睛好象已经睡着了。
审判员继续问他：“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你在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的时候，和他说了些什么？北京大规模的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是不是你策划的？”
张春桥的嘴角露出一点笑意，根本不理睬王战平的问话。
随着一声传令，蒯大富作为证人出场了。他的气势并没有因为多年的风风雨雨而退缩半点，口才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我接到张春桥的电话后，就坐着吉普车来到中南海的四门。和警卫哨兵联系后，我到了西门的接待室。这时，张春桥出来了，就是现在坐在那里的这个张春桥。他对我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彻底革命，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用单独接见的方式，给我下达了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搞臭的这样一条明白无误的指示，表示了对我特殊信任。于是，我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组织了五百多人上街游行，撒传单，贴标语，用高音喇叭宣传坚决打倒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过程，扮演着一个幕后策划者的角色……”
当他说到这里时，张春桥扭过头去，看了一下正滔滔不绝讲话的当年的红卫兵领袖一眼，心里泛起了一种难以铭状的感觉。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呀，当初他造反时，张春桥支持了他。轮到自己失败时，他反过来揭发自己。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是不是一种卑鄙的叛变呢？他不愿意往下想了……
说实话，他昨天晚上只睡了不足一个小时的觉，现在已经感到一种头晕目眩。但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哧，果然是那个费孝通！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当初会主动找自己要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著名学者，今天倒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他感到可笑，但是没有笑出声来。
“张春桥，现在我问你，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先后污蔑朱德委员长是‘军阀’、‘老机会主义者’，有没有这个事实？请回答。”
张春桥哼了一声，依然不做声。
再次宣读证词，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像朱德他有很厚的两本书《朱德传》，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过程里翻了翻。因为我和朱德在一个小组里开会。我说朱德同志这个传记我看了一下，别的东西都是吹牛的，但有一条我比较感兴趣啦！就是你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到上海找代陈独秀。陈独秀已经是个机会主义者了，按陈独秀的水平就觉得朱德是个大军阀了嘛。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我希望大家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
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教育卫生组负责人陈琳瑚一九八零年九月十八日的证词：
“一九六七年四月，张春桥对我和另外两个教育组的负责人说：‘不把老的打下去，新的怎么能起来呢？’我问道：‘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张春桥回答：‘你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吗？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看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他们哪个能留下来？一个也不能留！’”
公诉人征得法庭的同意后，发言：“通过法庭上出示、宣读的大量的证据，证明张春桥除了对朱德委员长外，还对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诬告陷害活动。他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匈亚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煽动批所谓的‘邓纳吉’活动。他指使人编造了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他还指使人搜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聂荣臻、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张春桥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极端仇视。他千方百计地要打倒这些领导人，其目的就是为了篡党夺权！就是为了变天，恢复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天下！”
随后，王战平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多次鼓吹“改朝换代”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他问道：“张春桥，你是不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九六八年三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的思维已经到了一九六六年初他和姚文元合谋策划批判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时候，他对姚文元等人说的话：“现在我们批判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呢，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这些牛鬼蛇神翻起身来就会和我们清算。那时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活动都会变成了罪行。法律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法律是没有的。”
姚文元说：“那好吧，到了人家批判你的时候，我给你辩护去。”
“恐怕到了那个时候，就连你也牵连进去了。我们是一个笼子里头的鸟，谁也跑不了啦。”张春桥说，“修正主义上了台，可是要用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努力来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的。这点，毛主席也在对我说话时说到了。”
王战平见他还是不说话，就让人公开宣读有关的证词：
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一日的证词说，一九六七年九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宣扬“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他说：“今天除了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
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席马天水一九七八年一月廿六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
同时，法庭还传出了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约见我的时候，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在我的记忆里，改朝换代就是张春桥一贯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证。”
张春桥再次抬头时，正好又和费孝通打了一个照面。他和这个学者并不面生，甚至说已经打了多少次的交道了。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多次找张春桥谈话，表示他对这场运动的认识。费孝通说得很诚恳：“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是一场生死考验，对于我来说则更是一个挽救。没有这场运动，我可能就会滑入到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了。像我这样的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劳动人民坚决地站在一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
当时，他对这个民主人士曾产生了好感。他对毛泽东说：“这场运动确实对各界的教育很大，连费孝通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得到了改造。他们的内心里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运动的最大的收获。”
毛泽东笑了笑说：“有些人接受了教育是真心的，有些人恐怕不是出自自己的本心。如果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么容易，那么共产主义上就实现了。当然，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那么苛求。就当允许他们有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恐怕是活到老，改造到老了。”
现在，就连费孝通这样的人也竟然跳了出来，成为什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这岂不是证明了这些人的改造统统都是假话吗？资产阶级刚刚上台，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这就说明了这些人的动摇性和革命的不坚定性。这也是他们的通病。”
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张春桥所讲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我怎会随便对一些中央领导人表态呢？还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给他和姚文元等人交了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内的历次错误路线的总清算。”毛泽东一口气点了许多的名字，其中也有朱德、陈毅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闹过别扭的人。如果这次革命能对他们的错误有所涉及，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许多话，我不好再讲了，但是你们讲可以。你们的大多数人没有经过同他们展开的路线斗争，就可以请他们来给你们当教员。但是你们一定要先批他们。否则他们还会在你们面前摆摆老资格。好像中国的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其实轮到他们自己的功劳，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具体地分析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要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出来批判被他称作“老右”的人们。
张春桥在正规的审判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着许多的问题。表面上看，他对法庭上调查的问题似乎漠不关心，连想都不想。其实，他对那些事情始终在认真地听着，脑海里在盘旋着所有的过程。他突然觉得，法庭上所纠缠的那些，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和后来赤卫队、红革会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几次斗争中，早已经提出来过。毛泽东看了他们所总结的材料，说“屁话，一文不值！他们所搜集的那些材料不仅打不倒你张春桥，反而恰恰证明了你是正确的，是好同志。”
现在他们表面上是在审判我张某，实际上特别法庭的矛头处处是在针对毛泽东的。就是连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也看出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说的具体些，我张春桥就没有那个本事把这些出生人死的老将帅们整得死去活来，也不可能给他们定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一句话，我没有那个权力！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至七日凌晨，也就是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前夕，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政协礼堂三层休息室里接见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表王洪文等人。他们一个绝妙的谈话。王洪文对他俩说：“赤卫队和国绵十七厂的一些人要造张春桥同志的反，说张春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是叫我负责。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是胡闹，不要理他们。”
王洪文说：“他们已经来到了北京，要找周总理告你。”
张春桥哈哈笑道：“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来告我们，我们也不怕！”王洪文说：“当前运动可能有反覆。我们也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依然笑道：“你们不要把他们估计过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说：“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在任何时候，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嘛。尽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他们占了多数。但是，他们是因为群众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一旦了解了情况，就会迅速反戈一击，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中央是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这一点，我们的毛主席决心已经定了。不管到了任何时候，这种斗争也是非要进行到底不可。我想我们的同志们已经也应该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王洪文说：“这个我们早就感觉到了。”
张春桥这时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小伙子将来会有大的出息，但是他看到了，他是绝对不会寂寞的。他的脱颖而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那时的不怕，是因为他们有毛泽东的强而有力的支持。现在这个巨人已经永久地倒下去了，所以中国一下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教训还轮得上我们这一代人吸取吗？张春桥在问自己，也似乎在问所有的人。
这就是张春桥的心思。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