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说的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他是一位世人景仰的学术大师，对学术界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与他同在清华研究所工作的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除梁启超外，陈寅恪、吴宓、郭沫若等国学大师无不对王国维的学问表示钦佩。
王国维与罗振玉，1916年摄于日本京都
令世人震惊的是，王国维竟自沉而死。对此，人们纷纷发表看法，探究王国维的死因。总而概之，有“逼债说”、“由于国家没有研究机关而致死说”、“《殷虚书契考释》出王代撰说”、“受罗振玉影响说”、“不问政治说”、“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因病厌世说”、“受梁启超排挤说”等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则更受世人重视，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显然对王国维之死有至高的评价。
笔者对王氏之死的真正原因，不愿妄加评论，只想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梳理一下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内的所作所为及周围情况。也许，真实死因也就自然而出了。
“最黯淡的一年”
王国维是在1927年自沉的。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对王国维来说，罗振玉不仅是亲家，还是最为亲近并对他影响至深的师友。1898年，22岁的王国维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并器重之，免其各费，使其专力治学。之后，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3]以此类推，王国维对清宫以及逊帝溥仪的浓厚得化不开的死结，也与罗振玉有莫大的关系。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可惜的是，王国维潜心学问，不善于管理家事，长子王潜明一死，家庭矛盾迅速扩散。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吧，罗、王之间多年的挚友关系从此破裂了。
王国维系耿介之人，他还想尽力挽回与罗振玉的感情。1926年10月24日，他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4]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罗振玉并不领情，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
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
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赴津为清废帝祝寿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朝灭亡已15年之多，五四运动也已过去8年。世事变幻，使清华园内的人文景观也为之大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衣服穿着也随之而变。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
在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9]
王国维对已灭亡的清廷也有类似的执著——既然受过清廷之恩，既然是清廷旧臣，既然已效忠于清廷，那么，不管怎样，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我王国维总是要效忠（或者说是愚忠）到底。
早在1924年溥仪被逼离开紫禁城的时候，王国维便整日忧患，并打算自杀。幸亏家人警觉，时刻防备，悲剧才未能上演。不久，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因王国维学贯中西，特亲自前往，带着十二分的诚意聘请王国维当国学院的教授。此时，溥仪早失去了皇帝的特权，躲在日本使馆。王国维却仍然以君臣之礼请示溥仪，得到溥仪的准许后，才奉“谕旨”到清华任教。
不久之后，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张园做起了寓公。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
王国维对清廷的忠诚，往往又和他对罗振玉的关系纠缠在一起。
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二人相遇情形虽未见诸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王国维试图打开僵局，而罗振玉表现出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王国维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
最后的晚餐
王国维生逢乱世，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王国维的好友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本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10]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11]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此刻，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在《王国维年谱》及知情人的回忆中，这段时间，王国维仍专心致力于学问，这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13]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诗曰:
倚天照海倏成空，
脆薄元知不耐风。
忍见化萍随柳絮，
倘因集蓼毖桃虫。
到头蝶梦谁真觉，
刺耳鹃声恐未终。
苦学挈皋事浇灌，
绿阴涕尺种花翁。
北胜南强较去留，
泪波直往海东头。
槐柯梦短殊多事，
花槛春移不自由。
从此路迷渔父棹，
可无人坠石家楼。
故林好在烦珍护，
莫再飘摇断送休。
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兹录六首于下:
落 花
春归莫怪懒开门，
及至开门绿满园。
渔楫再寻非旧路，
酒家难问是空村。
悲歌夜帐虞兮泪，
醉侮烟江白也魂。
委地于今却惆怅，
早无人立厌风幡。
芳华别我漫匆匆，
已信难留留亦空。
万物死生宁离土，
一场恩怨本同风。
株连晓树成愁绿，
波及烟江有倖红。
漠漠香魂无点断，
数声啼鸟夕阳中。
阵阵纷飞看不真，
霎时芳树减精神。
黄金莫铸长生蒂，
红泪空啼短命春。
草上苟存流寓逝，
陌头终化冶游尘。
大家准备明年酒，
惭愧重看是老人。
扰扰纷纷纵复横，
那堪薄薄更轻轻。
沾泥寥老无狂相，
留物坡翁有过名。
送雨送春长寿寺，
飞来飞去洛阳城。
莫将风雨埋怨杀，
造化从来要忌盈。
花雨纷然落处晴，
飘红泊紫莫聊生。
美人无远无家别，
逐客春深尽旅行。
去是何因趁忙蝶，
问难如说假啼莺。
闷思遣拔容酣忧，
短梦茫茫又不明。
十分颜色尽堪夸，
只隶风情不恋忧。
惯把无常玩成败，
别因容易惜繁华。
两姬先陨伤吴队，
千艳丛埋怨汉斜。
清遣一支间柱枝，
小池新锦看跳蛙。
5月30日，满清遗臣金梁来清华拜访王国维。二人私交甚笃，王国维向金梁吐露了心声。金梁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16]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研究院举办师生叙别会。餐前聚坐，王国维与众人谈蒙古史料，交谈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给学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正餐开始后，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惟王国维所在之席寂然无声。不知是否受王国维一时情绪之影响。席间，梁启超忽然起立致辞，历数同学成绩之优越，并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人均认真谛听。王国维也点头不语。餐后，互致告别，王国维并无异样。接着，王国维拜访陈寅恪。返回校西院十八号私第后，学生姚名达等人来访。王国维与之交谈达一小时，“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到晚餐时分，学生们告别，王国维送至庭中。
晚上，同学戴家祥与谢国桢谒王国维，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之得失。交谈甚欢。然话题涉及时局后，王国维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意。
王国维自杀日
熟悉王国维的人知道，王国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苟言笑，不喜欢聊天，其内心却有浓厚的情感。梁启超即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杀日。
这天早上一切如常，王国维按固有的习惯，早起盥洗完毕，照旧由夫人为其梳理辫子，接着便到饭厅用餐。子女们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点，这也是老规矩。王国维早餐后必至书房小坐，然后便到公事房办公。如有东西须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家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王国维是独自一人去的。
临走前，他将事先写好的遗书放入衣服袋子里。看看已经顶到屋梁的线装书，那是他的心血与寄托所在，他没有别的爱好，所发工资大多买了书籍。如今，他要与这些无声的朋友们告别。他当然已为书籍们安排好后路，在遗书中写明由陈寅恪、吴宓二人处理。
他出家门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家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家之主竟要走上绝路。
早上8点，王国维步行至研究院公事室。隔一会儿，王国维将院中听差叫来，让他到自己的私第取学生们的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9点钟，王国维向侯厚培借钱，欲借洋二元。侯厚培身上没有现洋，便取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王国维。
王国维走出办公室，来到校门口，雇了“校中挂号第三十五”的一辆洋车，命车夫拉往颐和园。颐和园在清华园之西，距离不远，很快就到了。王国维下车，给车夫五毫洋钱，让他在园外等候。接着，王国维购票入颐和园，来到昆明湖畔，先在岸边石舫前久立。
昆明湖水在风中荡漾，王国维的内心则波涛汹涌。他正在进行生与死的最后抉择。
很久，很久，他长出一口气。转而来到鱼藻轩。
是日游人众多，但无人注意到王国维。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鱼藻轩”的名称是有来由的。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王国维选在此处自杀，自有其深意。
据园丁说:“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之久，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
此处湖水虽浅，但底部皆为污泥，王国维以年老之躯，怀必死之志，入水后头先触底，以致口鼻迅速被泥土塞满，气息停止。园丁将王国维救起后，不知道应马上实施人工呼吸等急救法，以致贻误而死。
与王国维一起到颐和园的车夫并不知道园中已发生这样的事。他按照王国维的吩咐，一直在园外门口等候。下午三点钟之后，颐和园就要关门了，王国维仍然没有出来。门前的洋车大多已经离开。守门人看到这位车夫，问:“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不离开？”车夫告以实情，答:“尚有一老先生在园内，所以不敢离开。”守门人便询问老先生的年貌举止，等听明白后，告诉车夫:“此人现已投湖死。”[19]接着领车夫入园核实。果然是王国维。
车夫马上返回清华园，将消息告诉校方。学校赶紧派人转告王国维的家人。王国维家人正奇怪王国维没在家吃午饭。有人报来死讯，家人无不惊骇。
王国维的儿子王贞明心急如火，乘车驰往颐和园。在鱼藻轩中见到王国维的尸体，痛哭不已。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们听到王国维自沉的消息，无不震惊。治丧委员会迅速成立，师生们为失去这样的好老师好同事而痛心不已。王国维被隆重地安葬了。师生们为表示对王国维的尊崇，在陈寅恪、吴宓二人的带领下，行跪拜礼。
王国维遗书
王国维之死，也在整个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掀起了波澜。他的死令人痛心，也令人迷惑。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遗书，封面书写:“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遗书内容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