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卑贱，愈爱国--也谈爱国意识

即便你正卑微的活着，即便你的境遇如何不堪，即便你作为公民的权利曾被侵犯，你都有权利热爱自己的国家。某些时候，这种“爱”是一种强制性存在，在诸如政府、教育机构、出版部门等等，它表现出的是“政治正确”的压力；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愈卑贱，愈爱国，越是底层的民众，他们对于“国家”的宏大叙事越是着迷，很容易就会因为诸如大典，奥运金牌，功夫胜泰拳之类的事宜欢欣鼓舞。
　　
　　 “祖国昌盛了，我太自豪了”、“中国强大了，我们再也不要受欺负了”•••所以，我常常看到老家乡村的村民、广州城中村街头巷尾的小市民，在观摩，奥运会开幕式，国庆盛大庆典，神7上天之类的大事件，神采奕奕，唾沫飞溅，洋溢一种由表及里的热情。对此我很理解，试想，他们所积攒的热情和能量，除了在诸如此类国家大庆典大盛会之时宣泄表达，还有多少其他参与公共生活的路径呢？
　　
　　像国庆大阅兵、奥运会、神七上天等国家大项目，我们会遭遇到的一个词，就是“举国之力”，既然是“举国之力”，就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前提，那就是这些项目的意义已经远非金钱所能衡量，通常来说：这是国家崛起、大国复兴的重要象征，是用来提升民族自信、凝聚国家认同的，同样也是维系民众对于政府合法性认可的重要手段。这套说辞能够长期运行，乃至行之有效，乃是建立在“先验国家观”的逻辑基石上的。
　　
　　所谓“先验国家观”，就是国家作为一种先验性的存在，国民的生产和生活都要附庸于这个先验性的目的，当然，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需要代理人，像以前皇朝专制时期，代理人就是皇帝及朝廷，然后还需要一个终极性的东西“上天”赋予其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当然，现今中国，正在极力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中，“先验国家观”的存在，依赖于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国家这个抽象的东西，其代理人党和政府，赋予它权力的那个终极性的东西，换成了“人民”，注意，人民也只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并非是一个个拥有选票的选民或者公民，因此，公民个体的根本权利困境就在于，当他面临国家的代理人（党和政府）的时候，无条件的服从从了唯一的选择，服从政府--服从国家--服从人民，就是这么一个推导公式，这也是转型中国，“国家主义”叙事依然可以压倒个人权利的逻辑基础。
　　
　　无可否认，漫长的皇权时代，还是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国赖以运行的基础都是这种“先验的国家观”，民众对于其的认同，是一种文化传统长期浸淫的结果，几已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尤其是近现代的历史，因为中国羸弱，自鸦片战争以来，曾长期受侮辱侵略，于是，不作“亡国奴”，让国家强盛，抵御外辱，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国民最强音。国民笃信，只有国家强大了，国家崛起了，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因此，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那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这种国家主义叙事推上巅峰。
　　不过，我们既要认识到“先验国家观”的历史合理性，又要认识到建国60年后，经过60年的发展，尤其是3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过全球化、市场经济、互联网狂飙突进洗礼后的中国，已经初具向现代社会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经济能力和民众思想基础，有能力完成向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民主社会的转型。
　　
　　所谓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民主社会，实质就是“契约社会”，国家、政府，机构、组织和个人，依照契约，各有其行动边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皆有边界，大家遵循的是制度、法律和条例，日常生活中，皆按照既定程序走，程序正义为最高天条，目的正义仅仅存在于立法活动中，如此，作为“先验性存在”的国家，将有一个逐渐边际化的过程，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都必须在宪法和法治框架下，在公民基本权利约束下，严格依照既定的制度、法律和条例，按照程序，在其许可边界内活动，不再具备比公民超人一等的地位，于是，“先验国家观”就将逐渐演变成一种权利本位的契约国家观。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转型却仍在深海打转，衷心祝愿，它终将摆脱“先验国家观”的桎梏，走向权利本位的契约国家观，而我认为，这种国家观的转型能否最终完成，也是中国是否能够最终完成转型，迈进现代社会的关键。

————————
咪呜的土话是这样讲的：

因为肾亏，要有可以撑撑连腰都不算的软肋的东西。

这在国外看得最清楚。用有文化的话讲，叫弱国国民心态。

整个文学城网站，整个留学生中，整个所谓海外学人中，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