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上中下三篇才写完《月饼香里话当年》，可却仍然意犹未尽。因为月饼带给我的不全是愉快的记忆，有那么一个中秋特别悲情，在我的记忆深处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四十四年前的那个中秋节的晚上，已经七点多了，父亲还没回来。我好几次跑到门口张望，门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得雨下得正紧，沙沙沙的。
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打成叛徒。其过程很简单，父亲学校的红卫兵冲进我家，翻箱倒柜一番，然后把父亲拉到天井里审问。父亲顽固不化，于是又被拉到邻居的楼上进一步审问。
当时，母亲和我以及弟弟们盯着满地狼藉的房间发愣。猛听得邻居楼上传来一声轻微的呻吟，我们一惊，互相看了一眼，惶惶然不知所措。不一会，父亲独个儿进屋来了，脸上阴沉沉的。
我们开始吃晚饭。父亲伸出双手给母亲看。父亲的两只手腕上陷下一圈深深的印痕，黑红黑红的。父亲轻轻地说：“他们要我承认，我不肯，他们就把我吊到屋梁上。”
正说着，背后传来一记轻微的“吱呀”声，我们一齐回过头去。房门被拉开一条狭狭的缝，门外立着一个红卫兵，高高的个儿，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双手背在身后，带黄军帽的头微微仰起，透过狭窄的门缝居高临下傲视着我们，颇为气宇轩昂。见我们都看着他，就又从容地把门推上。我认得他，他是父亲的一个得意门生，其父是空五军的一个什么长，常来我们家玩的。于是，惶惶然的气氛便笼罩了整张饭桌。
这以后，父亲便被勒令天天去学校监督劳动，继续坦白交代。
父亲的学校在庆春门外的城乡结合部，所以其学生的成分构成相当奇特，大半是当地贫困居民和农民的子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附近的空五军军官们的子女。
平时父亲每天一早便得匆匆赶去，晚上到六点才能回家。今天不知怎么了，父亲竟迟迟不回来，而且还是中秋节。
雨，仍在下着，不紧不慢的。
父亲终于回来了，倚在门框上，浑身上下糊满了泥巴，湿淋淋的。父亲的脸上满是乌青块，左眼肿得发灰。母亲扶着摇摇晃晃的父亲，一迭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
父亲一下子直挺挺地仰天横倒在床上，右手往眼上一搭，发出一声我从来没有从父亲口中听到过的声音，这声音虽低低的，但在这静静的黑夜里伴和着沙沙的雨声，显得格外凄厉，格外揪心。
我呆了。父亲哭了？不，父亲不会哭，从我记事起就没见父亲掉过一滴泪。我想看看父亲眼中是否有泪。可被父亲搭在眼上的右手遮住了视线。
母亲坐到床沿上，靠到父亲身边，弯下腰急急地问：“怎么，他们……”
父亲猛地从床上挺起身来，站得直直的，骂道：“畜牲，这帮畜牲。”父亲的眼睛红红的，红得可怕，像两团喷射的火焰。
原来，父亲打扫完厕所，正准备回家，红卫兵又把他拉去继续坦白交待叛徒问题。红卫兵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有重大突破，他们挖出了一个叛徒集团，要父亲指认他原来打游击时的一位上级领导，现在当市委书记的那个走资派，以及好几位当年的战友是叛徒，以配合从中央到地方掀起的揪叛徒集团的阶级斗争新形势。父亲仍然“顽固不化”。红卫兵便要父亲脱掉上衣，弯下腰去，露出光光的脊梁，一边骂一边用皮带抽打。那都是他们当空五军军官的父亲用的皮带，阔阔的，比一般的军用皮带阔多了，且头上的铜框框更是硕大无朋。
父亲就这样弯腰抱头，忍受着那硕大的铜框框在瘦骨伶仃的光脊梁上的疯狂撞击。后来，父亲终于支持不住，扑倒在地，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但绝不指认那位老上级和那几位老战友是叛徒。
父亲脱下上衣将背脊朝向我们，皮带留下的印记纵横交错，血迹斑斑。母亲一边用碘酒擦拭，一边哽咽。父亲浑身战栗，咬着牙发出嘶嘶的抽气声。我和弟弟们紧紧相抱，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父亲换上干衣服，母亲打开月饼盒。父亲先拿了块月饼递给三弟，又拿了给我和二弟以及母亲。最后，父亲抓起一只月饼，盯着看了半天，用低沉的声音对母亲，对我和弟弟们缓缓地说：“我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在一起吃月饼了。”
我的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把月饼塞进嘴里。只有幼小的三弟嘻嘻笑着，早把半个月饼吞下肚去。
2010年10月16日0时4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