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南方周末》报道——“迟到的红卫兵道歉信”感慨万分，欣喜、憧憬、担忧同时袭来。
欣喜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在自己步入晚年的时候，道德终于觉醒了！我一直认为，道德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来约束自己，强制的道德制裁毫无效果可言。80年代中期清理“三种人”时，不少当年的打砸抢分子为了入党升官也假惺惺地道歉忏悔，像邓小平那样写下保证书，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又肆无忌惮，如今贪污腐败分子中不少就是这样的人。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憧憬未来，我们常常感慨德国人对二战的忏悔。在德国，从民间自发的反省到政府总理对波兰人民下跪，而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伟光正”的党是否也会有勇气对人民忏悔道歉？
固然，文革的帐不能一古脑的算在党和政府头上，毕竟没有人拿着刀枪逼着红卫兵杀人放火，就像《南方周末》报道中提到一个14岁的少年只因“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而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在那种大气候里，如果我自己早出生10来年，我也是其中一员。
但是，又是谁造就了那个大气候呢？谁亲自发动领导了那场“大革命”呢？如果说个人的道歉是道德问题，那政府和政党的反省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
我担忧的不仅仅是政府何时道歉。有一句名言叫做“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虽然不太中听，但不无道理。
今天虽然有人道歉了，但只是成千上万红卫兵中的寥寥数人。报道说：
“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道歉岂能为了儿孙？我们不必因宗教道歉和忏悔，但是为了真理为了正义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自身的过失。也许那些沉默的人已经在家里关起门来思过了，但真正的忏悔不是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闭门思过”，关起门来永远看不清自己的罪恶，我们要面对受害者，像那些正义的德国青年那样去以色利做义工，我们能为文革受害者做些什么？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老生常谈，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易中天说过，在儒家文化里，“认错是要有资格的。资格，就是‘君子’。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其实，几千年的“德育”只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不懂真理为何物。用“君子”和“圣人”的准则来要求普通人并不能真正使人心向善，做不到，只好虚伪了。
什么是“恶”，传统文化似乎只告诉我们两条：淫（万恶之首）和不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于是看个《西厢》就算“淫”，而扒光衣服躺在冰河上为母亲求鱼才是“孝”。反观基督教把“杀人、偷窃、奸淫、作假证和贪恋别人财物” 明明白白列为“恶”，只要不做恶，人性之善自然就会彰显。
相反，不知道什么是“恶”，只知道“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道德上的“忠”、“义”，就可以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了。
话说回来，迟到44年的道歉毕竟开了一个好头，一切都还不太晚。让我们共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