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面临着近来朝鲜的第二次挑衅性好战行为。其中的第一次——用鱼雷击沉一艘韩国军舰——是秘密进行的：事件的起因被有意掩盖。23日袭击事件的起因没有丝毫疑问。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战争行为。
这提出了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一个长期困扰世界主要大国、却丝毫没有获得解决迹象的问题，世界应该怎么办呢？在这一点上，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不确定性领域，因为我们正在应对两个主要大国之间两种不同历史观的冲突，而这两个主要大国是事件的间接参与者和积极接触者：美国和中国。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
说到中国，我们应对的是一个历来非常自信的政权。中国认为，全球力量分布的结构性变化最终对自己的前景有利。中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不断增长，这使其摆出一副高度自我克制，甚至消极被动、不愿破坏现状的姿态。
关注这些事态的另一个主要大国美国正处于一个相当不一样的历史阶段。在从中东延伸到西南亚的地区，美国很大程度上独自陷入了持续 10年的长期灾难之中。最近，美国作出了一些重大外交努力，希望给中东带来和平，但是一个完全依赖美国的国家却成功地违抗了美国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风险：我们也许会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中国主张采取“反应不足”的行动，而这只会招致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同时美国也许倾向于坚持要求作出另一种反应，而中国会认为这种反应是“反应过度”，太过危险。
在与中国和六方会谈其他主要参与方合作的过程中，奥巴马总统表现出冷静沉着、世人皆知的个人领导风格，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现在回到白宫，问自己我会向总统提出什么建议，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应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制造严重的公众敌意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政府之间的分歧可以管理，这属于国际事务的范畴。但是如果激起公众的情绪，这种危机就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且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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