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蔡定剑
蔡克蒙：我的父亲蔡定剑
2010年11月22日凌晨，父亲走了。21日一早，我和母亲就被告知：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衰竭，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一天我守在他的床前，肿瘤使他粒米难进，胳膊削瘦如柴，而腹部却肿胀如鼓，我不忍心看他。他几乎整日昏迷，仅是在下午他多年的老朋友王振耀先生前来探望时，微微睁开眼睛，示意我们将他的新书《走向宪政》赠给王老师一本。其余的时间，他只能在床上吃力地喘着气。到了晚上，他已感觉不到持续折磨他五百余日的痛苦。我和母亲觉得此时离开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凌晨3时30分，他永远地走了。
父亲并不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也很少在朋友交际上投入时间。对他交友能力的怀疑，甚至让我向父亲的学界友人请教问题时都会惴惴不安。既非大家又难称名流的他，在身后引起了这样大的反响和追思，这是我和母亲，或许也是父亲自己从未想到过的。父亲虽然奋笔疾书，却很少涉及我们年轻学子顶礼膜拜的政治哲学，如康德、黑格尔或施特劳斯。他外语能力并不出色，虽然能阅读一些英文的专业资料，也能对付出国的英语交流，但他组织的英语句子常为母亲和我所诟病，遑论像很多我崇拜的学者那样精通日德法等多国语言。他对待书籍的态度很功利，由于他缺少时间，往往是研究需要哪个领域他才会看哪个领域的书。他倒是十分关注与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各类报刊，这令我颇有些不解。父亲走后，我才发现我对他的理解是多么的片面。学界、媒体与民众的悼念与追思，帮助我拼成了一个更完整的父亲；帮我认识了小时候夜里两三点醒来，看到他书房中夜阑烛火的价值；明白他拆开那些申冤叫屈的信件并写回信的意义；理解他电话中，不厌其烦地解答记者关于民主宪政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2009年6月22日是一个我将牢记终生的日子，那时我正值大四，在北大校园中摆摊卖书，母亲电话通知了我父亲体检查出胃癌肝转移。我含泪赶回家，看到眼睛哭红了的母亲在看体检报告，而父亲已经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改着法大本科生的宪法试卷。他看到我哭着回来，微笑着淡淡说了一句：“没关系，不要紧。”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一个会讲“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淡泊生死的文人。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我曾想让父亲在治疗时散散心，送了几本闲书给他看，希望能够减轻患病给他造成的郁闷。可父亲在病榻前从没翻过这些书，而是依旧去看与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关的亨廷顿、熊彼特和达尔。
我在父亲做化疗陪护时，曾经无意中听父亲叹息自己的病，“这都是命”。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不信命的人，如果信命，他或许还在江西农村务农。父亲1956 年出生于南昌新建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在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他18岁高中毕业后并不甘于在家务农。对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当兵是他们离开农村唯一可能的出路，因此当兵的指标是抢手的香饽饽。可我大伯已经入伍，占了家中入伍的名额，而村子中的民兵连长又希望自己的侄子被征召。父亲不甘心，给招兵连长写信、表决心，终于打动了招兵连长成功入伍，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在部队中，父亲文化素质较高，文笔又好，提干本来很有希望，但他所在的连队却因为编制调整被裁撤，导致他丧失了提干的机会。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父亲那时已是一名4年的老兵，即将退伍，家中也劝其返乡务农，但父亲实在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高考。部队有规定22岁以下的战士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父亲当时已经23岁，可父亲求学的诚意打动了营长，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并成功考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早年坎坷的经历使他明白一个人因为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他走上反歧视的道路并非来自于他的阅读，而是当他看到优秀的年轻人从农村考入大学、成功地通过教师考试，却因为乙肝“小三阳”而不能入职时感同身受的痛苦。
父亲总觉得我生活的物质环境过于优越，缺乏磨砺，因此总想将我在夏天送到江西老家的农村“忆苦”。他常说：“你应该感受一下赤脚在能够烤熟鸡蛋的石板路上行走，在充满蚂蝗的水田中插秧的苦。”在他看来，他和母亲已经为我提供了相对优越的家庭条件，因此我应该选择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事业。得知父亲生病后，我曾打算放弃赴法国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母亲告诉我他不希望耽误我的前程，不想让我看到他受苦，而他更觉得民主和法治的事业需要我们年轻的法律人去推动。
父亲生前给予我很多教诲，有一句我会铭记终生。而他走后引发了如潮的悼念，亦有一句话令我刻骨难忘。2009年9月6日我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父亲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我走。他在机场对我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2010年11月26日父亲的追悼会上，一位长者对我说：“我不是学法律的，和政法大学也没有关系，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谢谢他所做的。”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