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永远拥护毛伟人）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了庞大优化的交通运输网络，为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前30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十几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平等和谐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
大量跨国实证性研究证明，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因此，平等的社会结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保障之一。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那时，中国还不富裕，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而且不要求人民每月掏腰包交什么医疗保险这险那险），毛伟人时代的医疗保障制度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78年的50‰以下。毛泽东时代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至1982年的22.8%。共和国前30年，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生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一样重要。假如没有共和国前30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30年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得很清楚。他了解，“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因为中国在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因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刚刚去世的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图3所示，1948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0.16，与印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国的指数已提升至0.53，远远超过印度的0.42。
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苏辙在《新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共和国的前30年就是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夯实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伟楼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