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底，文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红卫兵打倒了各层的走资派、破坏了旧秩序后，开始了红卫兵兵团之间的“看谁更革命、更忠于毛主席”的竞争。竞争激烈到了动刀动枪---武斗。
各单位革命派内部也分裂为左派与保皇派，有的单位两派斗争也发展到武斗。没有发生武斗的单位也很少有正常工作的。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社会出现了更大的混乱。
这期间，我家像生活在台风眼里有过一刻平静。1968年春节吃到了妈作的米粉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条毛语录贯穿整个文革期间。它即是人们在大会小会上振臂高呼的口号，又是“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要求。“对阶级敌人的恨就是对共产党的忠，对人民的爱”，搞阶级斗争成了忠的一部分。
1967年秋我家落上户口以后，我和姐都到原来的学校去上学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已经不是高年级姐姐了，(记不清67年是否学校按时升级了，68年初她们还在我们小学)换了一个姓王的女老师。记得高年级姐姐刚见王老师时小声说：“换她来!?这个老师除了见自己的儿子笑以外，见别人没有笑过”。这是我活到那个年纪听到的最精辟、最贴切的一句话，所以一直忘不了。
王老师还在哺乳期，两只硕大的乳房毫无拘束地晃来晃去，衣服上还常常出现乳液印出了层层黄圈。两条细细的长辫正好搭在黄圈上。王老师的脸适合搞造反、更适合管造反期的孩子们。她大脸小眼、脸上的肉一疙瘩一疙瘩的，薄嘴唇紧闭着。
王老师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在她的领导下班里的同学也不跟我讲话。我个子高一直坐在教室最后边靠门口的座位。王老师有时瞥我一眼，好像是说“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怎么又来了？”
中山路小学夹着操场有两座教学楼，门口的楼是低年级的教室楼，楼前有转椅、滑梯、秋千等低年级的游具；穿过操场，靠校院北墙是高年级的教室楼，楼前有高低杠、吊环等。西侧一排平房是老师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我们班那时搬到了西侧平房。
一天放学后大扫除。我刚扫完教室前的空地，正要直起身子的时候，从很近的距离飞来一块整砖，正好砸在我左太阳穴上。本来就站姿不稳，加上砖的撞击，我一下子倒在地上。倒下的瞬间看见一个男孩跑走，同时听见高年级姐姐喊我的名字。
那时的孩子常讨论打架技巧。听院子里的大男孩们说过：要想一下子打死人就冲太阳穴来一拳；要想打疼对方又别惹事的话就躲开太阳穴。一块整砖不偏不倚碰到我的太阳穴后反弹到地上还发出沉闷的声音，我有多疼就可以想像了。
我必死无疑了！
两个六年级姐姐把我扶起来，我的脸正好冲着老师教研室的方向，看见王老师的小眼睛正盯着我，两个姐姐也注意到了王老师。
“不去追打人的孩子，不来看摔倒的孩子，还算老师吗？”两个姐姐愤愤地说。只见王老师一转身进了教研室。
两个姐姐怕再出什么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送我回家。
到家时，姐正好在家。她们跟姐讲了在学校发生的事，姐沉着脸气愤得什么都没说。至今我都不理解，姐为什么没有对送我回来的两个六年级姐姐说句感谢话。在那讲阶级斗争、讲划清界线的时候，只有她们说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就凭这点也得好好谢谢她们才是。很多年后听说那两个姐姐打听过我的下落，更让我感到欠她们一个“谢”。
妈让姐带我到学校办了转学手续。学校在转学理由栏里写了“随父下乡”四个字。妈让姐赶快把那转学证书烧掉。
“没有转学证书进不了下一个学校”姐提醒妈。
“新力的户口落在城里了，`随父下乡`怎么能用？”妈反过来提醒姐。
妈开始没日没夜地缝棉衣，薄的厚的，长高了以后的。没有买一块新布，拆妈的旗袍、姐的旧衣改作的。
棉衣做完了，开始织毛线帽，时不时在我脑袋上比划比划，看看可爱不可爱。刚织好，第二天早上又说不行，东北风大，毛线帽不挡风，要换成皮的。
妈睡着睡着会突然坐起来说“不行！东北睡炕，夏天不烧炕的时候石头炕会睡坏女孩子的腰，不行”。妈把家里唯一的旧皮褥配了新面儿装到了我的行李里。
红卫兵掀起了穿军装戴军帽的军装热。《毛主席第n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上江青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穿过天安门广场的英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与红卫兵的流行相互促进，让祖国山河一片草绿。
院子里的孩子们也渐渐用草绿色武装起来了。妈从来不喜欢流行，妈的47元工资也买不起流行，我们姊妹没敢向妈要过东西。妈看出我羡慕人家，给我买了一顶黄了吧唧的草绿帽子。
妈好像在满足一个临终病人的要求似的，还用草绿色卡叽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当时军人用的挎包要比现在的LV等名牌包高贵得多。名牌可以生产，军人挎包只有军人才有，没有卖的。想要？要么参军，要么跟军人搞对象要个剩的。
我的帽子、挎包，用当时的话说颜色不正。帽子发黄、挎包太深而且软了吧唧的。尽管如此，我有了。那个挎包我一直用到20岁，用到不能再补的地步。去厕所时请朋友帮着拿一下，那朋友嫌太破不愿意拿。包不在于牌子在于里面包含的情和故事。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也不知道我身边存在的危险。只知道姐要住校，妈工作忙，我先到锦州住一段，妈不忙了会接我回来。这半年里我去过保定、太原都是小住就回来了，我以为这次也和每次一样。所以向往常一样每天跟邻居的小晣一起玩儿。
“我要去锦州了”我显摆说。
百货供应站要从全国调集物资，有常住上海、广州等地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知道一些地名。从感觉上知道“州”比“庄”大，看大人们托常住代表买东西，还感知到“州”比“庄”洋气。
“锦州在哪儿啊？”小晣问。
“东北，好像是挺冷的地方。”
“什么时候回来？”
“这次长点儿，两个月吧”
“你回来时正好该穿裙子了，咱们再一起去陵园玩儿吧。”
石家庄没有名胜，有一个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很大很美。园里分墓区和林区，林区有果树、松树。那里不要门票，不知什么时候我俩开始去那儿玩儿的。每次去都是先到白求恩、柯隶华等名人墓碑的高台阶处上上下下地蹦一会儿，然后到松树区，蹲在地上找松塔、松子。这样每次能消磨小半天。
我俩的对话传到屋里正在打行李的妈、姐耳朵里。姐流着泪心里骂“这个没心肺的傻瓜”。妈的眼泪顺着鼻子滴到行李上。
出发的时间到了。正好一个远亲去东北，她带我坐夜车走。
妈给我戴上了那顶黄了吧唧的“军帽”，然后捧着我的脸看了会儿说：“到底是我的宝贝，戴什么都好看”妈总是这样，不知是在夸我还是夸自己。
姐拿出她心爱的草绿帆布腰带，系在我腰间说“看，这回像个小军人了吧”。
大行李已经托运走了，我背着妈缝的包，姐拿着装有替换衣服的小包，妈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家。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卫民街2号的大院，我已经出出进进好几次了，这次也没有多想。
出了大院的门，妈拉着我的那只手突然变紧了，脚步变慢了。
“你是女孩子要穿袜子”妈又唠叨她经常说的那句话。
那时的袜子老往脚心滑，玩儿的时候老得去拽它，嫌麻烦我不穿袜子，冬天也不穿。
“在北京大姨家找她要个闹钟，我已经写信说好了。上学用，别再迟到。”
在北京换车时去大姨家我知道，闹钟的事是头一次听说。听说要在那边上学，我意识到不能很快回来，前两次离开妈时的孤独，在亲戚家自己得谨慎，这些不便一下涌上心头，我抱住妈哭着说“妈，我不想去，我不想离开妈，哇～哇～哇～”
我的哭声刺破了妈强忍的泪腺，妈紧紧地搂着我 “呜～呜～”地哭起来。哭得搂着我的胳膊都没了力气，几乎是伏在我肩头上。
姐说“妈你先回家吧，我送新力去车站”。
妈点了头，却把我越抱越紧。
姐硬把我和妈分开，拽着我往前走。妈一直跟在后边。到了该往车站方向拐弯的路口，妈走不动了，靠在一棵小树上。
姐拽着我一只手往前走。我一只手擦着泪，侧着身子看妈，想喊“妈妈、再见！”嗓子里却哽着什么发不出声来。
黑暗中看见妈靠着小树滑了下去。
积压在妈心头的悔、恨、冤、怨、无助、难舍一下迸发出来，妈崩溃了!
1968年5月我离开了出生地、离开了跟妈、姐住惯了的家。
那时我八岁半。
1965年我跟妈的合影
【 第 2章 锦州“一步半”的家】
(1)锦州—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