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侯看过一部日本电影， 讲一个名叫秀夫的男孩子幼年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带着他靠沿村乞讨度日。后来父亲患上了麻风病，在一位好心的火车站长的安排下，被送入了医院治疗，而秀夫被站长收养在了自己家。但是个性独立的秀夫后来离开了站长家，孤身去了东京。多年以后，秀夫改名为英良，而且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钢琴家，与富商的女儿订了婚，每天在忙着为自己的首次钢琴演奏会创作钢琴协奏曲《宿命》。一个偶然的机会，火车站长从演奏会海报上认出英良就是当年的秀夫，而站长本人多年来一直在与秀夫的父亲（仍在医院里）通信。站长设法见到了英良，苦劝英良去医院探望自己的亲。已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英良不愿意暴露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为了掩盖这段过去，他杀害了站长。
影片是以凶杀案的调查过程为线索，最后的段落是警察前往演奏会现场准备逮捕英良，而舞台上的英良一面在弹奏自己创作的钢琴曲《宿命》，一面在脑海里浮现着自己小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玩耍的一幕幕场景。当时的他们俩，衣衫褴缕，食不果腹，每天在外漂泊，没有遮风避雨的住处。但是父子倆经常一起抓蝴蝶，捕鱼，捉迷藏，在海边大喊着奔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流泪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一部电影打动。
当时的我只有十岁，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那些场景打动。在那之后很多年我一直记得那部电影和我当时的流泪，直到今天依旧如此。人是很奇怪的动物，我和秀夫之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更没有他那样的生活经历。能引起我共鸣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是父亲的儿子。
我父亲是南方人，但大半辈子生活在北方。父亲童年坎坷，他不到三岁的时候我奶奶去世，被我爷爷送到我奶奶的娘家寄养。成年后参军入伍，退伍后先后在成都和上海接受教育，并在上学期间认识了我母亲。两人毕业后结婚，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城市，我和姐姐在这两个城市先后出生。几年辗转，后来父亲和母亲被调往西安的一家研究所，全家也在这座城市安顿下来，一直到今天。父亲自小离家，从参军到工作，重要的人生轨迹都得益于国家的安排，因此父亲一生对此怀感恩之心，并尽心回报。他的一辈子，担得起“品行正直，一身正气”这八个字。
人都说严父慈母，在我们家情况倒有些相反。小时候做错事，打我的往往是母亲，而父亲在我记忆里从来没动过我一个指头。如果让我现在象英良一样“过电影”，那我脑子里出现的一定会是这样一些场景：
小学二年纪的时候，随父亲出差第一次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大伙正准备照相，我却突然想去厕所。在七十年代，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里，在内急的时候想找到一间公共厕所，谁有过这样的经历谁就能理解我的感受。当时虽没尿裤子，但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要一来到任何一个大广场，就立刻想上厕所。
小学三年纪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在当时外形显得特别的笔记本，深褐色的皮制封面上印有“中苏友好”的字样，四周带一个拉链。我带着这个本子和同学去了趟碑林，在第一页上抄下了几句碑文。
初中那年暑假去武汉，住在没有空调，电扇坏了的旅馆里，晚上热得睡不着，父亲拿着把扇子坐在我的床边，一下一下地给我扇风。不知道父亲扇了多久，那晚我睡了个好觉。
还是那年在武汉，我们俩在东湖划脚踏船。几片桨页脱落入湖中，造成船的前进动力严重不足，而船顶遮阳的布蓬部分线口断开，遮阳蓬成了个巨大的风帆，偏偏我们需要逆风而行。父亲和我费尽了力气才把船弄回了码头，下了船我们俩的腿都不怎么听使唤了。
出国前，父亲来到我的房间，叮嘱我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要守住中国人的本份，不要忘本。
就象绝大部分中国式家长一样，父亲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我整个中学期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因此经常有机会在家长会上介绍“教育经验”。很多年后，他经常向我提起这些事，从他的语气里能听出，他一直为此感到骄傲，虽然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父亲虽然严肃，但并不死板。在姐姐和我还都没成家的那些年里，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常会有些“家庭幽默”，父亲话虽不多，但总是在关键时候来一句“抖包袱”的话，经常很有“笑”果。父亲后来说，那几年是他最舒心的一段时光。
母亲生病的那几年里，父亲忙前忙后，身劳心累，苍老了不少。后来我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一本父亲在那期间写下的日记，很详尽地记录了母亲的治疗情况和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读来令人心酸！
母亲去世后，父亲度过了一段难熬的岁月，之后慢慢从对母亲的思念中解脱出来。每天早起早睡，坚持按时打太极拳，生活很有规律。
2009 年 2 月初，我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他说起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周身疼痛仍然没有好转迹象，但他反而安慰我不必担心。谁都没料到这竟然是肿瘤扩散造成的结果！一周之后，父亲就撒手人寰。
回国处理完父亲的事，在父亲的房间里收拾了一些东西，打成包裹寄了过来。包裹里有那本“中苏友好”的笔记本，还有一张父亲和我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那时的我刚从厕所经历了一番痛苦寻觅之后的畅快淋漓，满脸一副愉悦的表情。而当时的父亲，意气风发，风华正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