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網話：德政的局限

社會不公，中國民間傳統總寄望包青天式人物，有足以代表青天的大老爺公平裁決，否則就是想民間突然冒出英雄，勇武過人，刀子解決。英雄人物，古代推崇俠士，俠有俠義，以暴易暴，大快人心。到了近代，武俠小說風行海內外，無非說明我們的心理投射未變，朝廷無望，清官難求，唯盼忽有大俠拔刀相助，救民于水火，飛簷走壁蹦出來。

當然現代武俠小說武俠電影中的俠，已美學化成為豪氣才情，俠骨柔腸，主要不再需成就甚麼義舉，而是完成一種人格風味，給讀者觀眾寄託幻想，升華情感。原本的英雄任俠，最大動作是打天下，如漢高祖劉邦總攬英雄，以誅秦皇項羽。不過要求打天下的英雄在位坐天下，一日搖身做聖賢，乃屬妄想。打天下的英雄，一旦坐了天下，往往旋即變狗熊，怯懦怕死，惶惶終日，唯恐權位不得永保。以暴易暴，這是我們文明古國禮義之邦基層下的流沙，超穩定結構裡潛伏的變異因素，固若金湯的王朝可突告崩潰，一治又一亂，遂成過去中國歷史宿命。老百姓始終是想，治世聖賢仁德如日中天，亂世英雄勇德順天應人，寄盼聖賢英雄這類道德型人物，有德者自有權，道德是政治希望，逢凶化吉永年。

面對強權橫逆，我們傳統思維最後只剩下英雄豪俠，現代版本，就是出來振臂一呼解放的革命人物，由民國到共和國，基本未脫這一思路。但從八九民运到零八憲章，再到今春的茉莉花，我們看到一個漸跳出千年框框的考量，不一定暴力革命，用人民力量和平演變，透過不妥協不合作非暴力維權，希望有日改變政治生態。只是我們民族的思維定勢，很快注意力又集中找英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個人品格言行，左右我們對民运的判斷；零八憲章簽署由三百而八千進而萬，後因官方網上干擾無法再統計，等諾獎至，又使國人注意力只去到一人之德業。今春中國版的茉莉花革命，鬆散無領導，似不成氣候，亦未嘗不好，當一花被摘束花被奪盤花被砸，然一旦春回，遍地花開，便踩不勝踩，踐踏不了。近十幾年來由顔色革命到現在的茉莉花革命，可證這非暴力革命完全可行。但對之仍表示懷疑，認為面對當今鬥爭經驗豐富的執政者，非暴力革命不起作用，須訴諸更實質的鬥爭才變革有望，這又是另一看法。前者以劉曉波的主張為代表，沒有敵人，後者則以魏京生的意見為代表，與硬把民主視同敵人者無可能和談。這是今民运中的兩種不同方向，但可互補。因歷史要走向和平過渡或變生靈塗炭，最終非取決于手無寸鐵的黎民百姓，而在乎大權掌握者的胸襟智慧，要做為命請命的英雄？還是為保子孫萬代榮華富貴的狗熊？

為甚麼現代世有不會走上一治又一亂的政治？如美國，平民有槍，瑞士和平中立國，百姓也大量擁槍，人家只有常治，無懼會大亂，秘訣何在？此在于他們找到政道，怎樣處常，及又怎樣應變。和平盛世，處常之道，悉由民主，非靠聖賢的道德感召。應變之方，可用dictatorship，但這屬臨急權宜之計，不能當常道。dictate即發號施令，我喊你做，沒有商量，和民主容許議而再議不同，不清楚就繼續慢慢說到清楚。dictate這詞，英語中用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義，如dictation聽寫，他唸我寫。但基本義一個，應命照做。政治學在西方有dictatorship，從政治原則言，是專政，把政事完全集中到單一源頭專管；從政治決策言，乃獨裁，由源頭處說了便算。故中譯一詞兩譯，各側重不同方面，而語用發展，專政中性，獨裁在中文漸變貶義詞。其實該字在西方概為中性，本身是指一種制度，未必負面。專政不分享權力，沒有黨、政、法權力平衡；獨裁無公開的議事廳，更不在意傳媒及公共意見。要不要dictatorship？需要，處變之時就要，但為一時之計。西方自古羅馬便存在獨裁官dictator專政之制，非常時期中斷共和，但為時概半載，期滿要解職交權，否則須向公眾交代，何需延期，請求人民授權。如稱共和，又一直專政，于理難通。

為甚麼我們的歷史過去總是一治又一亂？因處常之道，我們只有德治的治道。講倫理道德不是不好，但未離主體人治，乏民主的法理軌約，故至今仍難以建立起客體的為公政道。沒有民主政軌，政治因人而異，人在政在，人亡政息。而且非人人聖賢，就算聖賢出世，一人也無法聖賢到永遠。沒有民主，治無常治，一代又一代，江山固有人才輩出，但因人施政，由治趨亂，總無以倖免。亂局中應變，我們又道德上腦，原始正義填膺，寄望英雄大俠降世，掃蕩妖魔。打天下者的獎賞是讓他坐天下，英雄豪傑隨即變身成了再世聖賢，由他本人家人同志大權在握，專政獨裁無了期。我們仁德處常欲其持久卻難久，勇德處變欲其果斷卻非暫，泛道德的德政理想換來仁政落空暴政實現的歷史反諷！中國的政治文化既處常無道，應變也無方，以暴易暴後如何轉危為安，如何節制專政不滑入專制，再回到常道，我們全無觀念，只好講道德再講道德，治世聖賢，亂世英雄，這種大戲演了又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