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在冷战国际史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此期中苏关系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即使对于当前世界政治的分析，以及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同盟理论的研究，人们都需要回顾和总结战后中苏关系这段历史经验。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争论（1961-1964）、破裂（1965-1967）、冲突（1968-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国家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后果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过去主要是政治性的解释。中共中央的观点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引起中苏分歧，最后导致中苏分裂。[2]苏联共产党的观点是，中国领导人推行教条主义路线，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蓄意破坏苏中关系，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3]这些看法对中国和俄国的学术研究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影响。[4]
近十几年来，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解密，国际学术界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了特别深入的发展。各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发展过程的详细考察，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过去的许多神话已经被史实彻底打破。例如，对于中苏同盟建立的背景、朝鲜战争的起因、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波匈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内幕等问题的研究，都使人们大开眼界。[5]其中，对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和最终结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有的学者着重从经济关系入手进行分析，[6]有的学者重点考察了对外政策问题，[7]较多的学者研究了中国政策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8]也有学者探讨了苏联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认识，[9]更有学者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方面考察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10]尽管说法各有不同和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做一点概括性的论述。
一、中苏分歧的表现及其根源
没有分歧当然不会分裂，中苏同盟之所以最终破裂，首先是因为中苏两党之间在方针、政策方面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究竟在哪里，又是何时出现的，是需要认真考察的。
新的研究表明，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1956年。
[11]此时，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对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日趋密切。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恰恰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2]这些想法不久便付诸行动，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58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都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13]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
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14]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41.9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5]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16]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17]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18]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19]赫鲁晓夫在两党会谈时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20]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21]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22]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
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23]
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反映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1959年6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背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
如果说1958年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已经显露出来，那么1959年双方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也开始显露。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24]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25]
于是，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3年赶上英国，5年赶上苏联，7-10年赶上美国。[2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27]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28]
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29]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30]至于人民公社运动，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新中国9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6篇顺带提到了人民公社，而苏联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提。[31]苏共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32]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33]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34]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莫斯科是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怒火冲天，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
[35]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36]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得意的共产主义试验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37]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再次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38]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也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
这时，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公社问题反映出中苏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但“赫鲁晓夫很幼稚”，又“不懂马列主义”，“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而真理在中共一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中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修正主义。[39]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40]苏共中央同样认为，中苏友好对于两党两国都是重要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错误和缺点。因此必须“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条件下克服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41]此时，中苏分裂已成必然趋势，除非有一方承认错误，从而达成妥协。
1960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劝说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联会议公开散发批评苏共的材料，试图压服苏联改正错误，而苏共则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试图逼迫中共就范。[42]
结果，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尽管1961-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的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43]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19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政策性分歧:在中共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其根源在于:
1、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因而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守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在战后年代，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没有妥协的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因此，对抗与缓和并存，两个阵营“和平共处”，是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不久，且由于朝鲜战争，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封锁和敌视。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中共领导的新国家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它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也只能通过不断的抗争，取得自立于世界列强的政治地位。况且，在毛泽东的哲学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对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不同。苏联最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是，经验和教训使苏共开始思考和反省。内战时期农村“十月革命”和公社化造成的恶果，迫使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工业化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又迫使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构想奠定了赫鲁晓夫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
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面对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
在政治理念中，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榜样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
就是这30-40年的时间差，构成了中苏之间在理念、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二、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逻辑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1950年代后半期，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这是事实，但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分裂。用一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维系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
正是出于这种逻辑思考，美国中央情报局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44]这些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45]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苏南分裂导致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与西方盟国关系的稳定性相比，在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地出现动荡、分裂和改组。显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表现无疑使某些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和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中苏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上所述，既然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这种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
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十月危机中的处境: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