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 通讯组成立以来，大院的生活也显得有了生气，人们收工回来也像并不忙于清洗，而是先到山墙上的黑板前看一会儿，看看有什么报道，有谁受到表扬，还有各个班劳动任务的完成情况，等等。人们对黑板报异乎寻常地关注，表明这里的文化信息实在是太贫乏了。文化信息的贫乏直接导致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因此，人的心灵世界必然处于贫血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奴役的严重后果。人也就地地道道变成了一个只能劳动的工具，当第一张《劳教周报》分发到每一个班时，人们就像抢到一张有大事报道的“号外”似的，表现出先睹为快的激情，好像在《劳教周报》上有人们最想知道的事情。但人们所关心的骆发奇，却没有任何准确的消息，有一个消息得到证实，骆发奇押到看守所时，他的两条胳臂都脱臼了（捆绑的时间太长了所致）。之所以说这个消息准确，是根据郜大队长对一个右派的训斥：你他妈的也向骆发奇学习了？也要两条胳臂脱臼！小道消息：有说判了 8 年的，又有说因他大闹公堂又加刑 4 年，也有的说，枪毙也是可能的，因为谁都相信，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无法可循的社会。人们还是估计，骆发奇的“罪行”不会招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总之骆发奇会被怎样发落，就大院的人来说，杳无信息。不过对劳教人员确实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也让人们认识认识什么叫专政！ 相对说，通讯组的成员是大院里的“消息灵通人士”，从河北省各地劳教所寄来的各种样式的小报，经管教科浏览完毕，很快就交给通讯组，并嘱咐摘其对我们有借鉴的，转载到咱们的《劳教周报》上。从那些小报上，我们既能了解不同地区劳教所的劳动情况，还能知道一些熟人也进劳教所的消息。比较起来柳家寨的劳教所处于中游，不过其劳教分所的蓝家窑窑场，劳动强度也让人很难持久地接受，但要比起在海滩弄盐的，就算不得劳动强度很强了。在盐滩，二百多斤重的盐袋子两人一抬、人一猫腰扛起就走，已经空乏其身的右派，对这种劳动有抢命夺魂的感觉，而腰肌劳损那都是不值一提起的小毛病；还有砸石头、扛石头、背石头的，砸石现场，一天到晚砰砰嘎嘎的声音，不断地刺激脑耳神经，更严重的是，飞扬的石粉也是不断地钻进鼻孔吸进肺里，据说天长日久能得矽肺病，又据说，得了矽肺病，平均死亡的最上线，不会超过 45 岁。按说，也按规定，砸石头，都有劳保措施，但右派没资格享有，尽管他们干的是有劳保的活儿。（若干年后，有史料证明，所有的劳教所都有极惊人的死亡数字。在西北地区统押右派万人的劳教所，其死亡比是 2/3 ）相比较起来，就目前柳家寨劳教所的情况，总的说不错了。 离劳教所百米之外，周围都是村子。鸡鸣狗吠晨昏时闻，西墙外是劳教所的旱田区，旱田区的最西边离城很近了，这样的环境对囚徒来讲，几近天堂。 在外人看来，对通讯组的人来说，他们在劳教所有了得天独厚的待遇，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地方除了劳动没什么个人自由，但他们却有例外，他们基本上都能自由出入，整个工地走下来足有十多里，没人担心他们会逃跑；不言而喻，这种信任更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更让人们感到有点惊疑的是，劳教所所有警卫都认识他们，他们若想去哪个工地，过岗哨时，警卫不仅不盘问，有时候还有几分关切地主动问，又到哪块工地呀？无论是语气还是眼神流露出的是善意，给他们一种亲切感。这让人们非常羡慕。不过通讯组的存在也给大家一个方便，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通讯组谈自己的感受，或是写篇短文直接交给通讯组，或是受班里委托向通讯组反映班里情况，总之人们多了一个去处，就是去聊聊天，通讯组的人都表示热情欢迎；大院外的女劳教也可直接去通讯组（不许去别的班组），不过最好是两人以上去，特殊情况和耿介民打个招呼，女劳教单独去也行。 琢鹿的夏天运行到七、八月时，在田野劳动最难忍受的是骄阳似火，所谓酷暑难当，稻田里的水也失去凉爽，倒给马鳖以活跃的温度，肆意在人们的腿脚上叮咬。每到这种时候，人们心里不由得蹦出经典：“故天将降大任于斯（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实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有奈无奈。天怎么可能把大任降给这些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大田劳动的又是一番别样的苦其心志，人只要一进大田就看不见影子，大田就是一片青纱帐，而且是密不透风，白天休息的蚊虫在宽宽的玉米叶子背后藏着，有人进来打扰，蚊虫当然很烦，嗡嗡一群向人攻击，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在大田劳作的，特羡慕在稻田劳动的人。其实，根本没有哪儿更好！若一定给一个评价，那就是各领“风骚”吧。 一天晚傍，昏暗的大院也静下来了，冯文义领一个人来到通讯组。一进屋几个人都愣住了。原来是女劳教队的姜凤枝（实有其人，真名真姓）。但姜凤枝对屋里人看了几眼开口说道，“我是来求你们的，只有你们能帮助我，特别是文笑寒和郁大千（他们能随时走出大院），你们不能看我笑话，跟你们说我熬不住了，”说着姜凤枝就跪下了…… 这下人们慌了，费德福把她拉起来，“可别这样！可别这样！有什么难处告诉我们，大家总会想出主意来的。你放心，能办的，我们一定给办！” “你们也办不了啊，太危险了。” “那你也得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呀？”郁大千一时没转过神来问。 “她妊娠反应太强烈，我给她开了七天假，休息也缓解不了，她都不想活了，这才把她领来看看你们谁有办法”。冯文义简单介绍。 “你总得说清楚你要我们干什么？是不是想吃点什么？”郁大千想起女人的“害口”。 “我需要红糖，就想吃红糖，红糖才能救我们两条命！这得进琢鹿城啊，谁能去？要叫人家逮住得蹲“小号”戴背铐啊……”姜凤枝哭起来。她真怕出危险，觉得那岂不是嫁祸于人。 “就这点小事儿呀，值得风雷激荡的？ 是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大家面面相觑，觉得文笑寒只是在安慰姜凤枝，那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连姜凤枝都傻在那里，这怎么会是小菜一碟呀？人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费德福郑重其事地说，“笑寒，姜凤枝在难处，你不该用空头支票让她白高兴。你告诉我们，你这碟小菜怎么交给姜凤枝？” 看到姜凤枝这个样子，文笑寒不是惊讶她的怀孕，而是她能鸣放什么？她怎么也混到这儿来了？这么长时间竟一直没见到她！一个女的到这鬼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么？曾几何时他还曾采访过她，那是 56 年的秋天吧，她刚分配到艺校教美术，还没等开课，领导要求她为剧团画一个大布景，她通宵达旦地画，布景画的漂亮极了，观众都非常满意。报社同志让我写一篇类似通讯报道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她跑到文联却对我说，你怎么也不和我商量就写起我来了，我初来乍到，什么都还没有开始，我不希望锋芒毕露，我不愿社会认识我，我就是希望能培养几个学生，自己能画几张画；我爱人再三嘱咐我，搞艺术的人最容易出风头，一旦出风头就有了惯性，一般说风头过后生命就没啥风景了，你看，刚来三天两个早晨，你就把我推进风头的行列，多不好呀，真是的！ 现在的文笑寒对她说，“在外面的时候，我为你写了一篇小文章，让你觉得我这个人很没意思；现在咱们都关在这里了，我要为你做件有意思的事儿，你告诉我，你需要几斤红糖？” 姜凤枝没说话，向文笑寒伸出右手，张开五个手指。 “如果明天一不下雨，二没有特殊情况，我确信我会给你一个惊喜。难是难点儿，但运气可能不坏，何况我总觉得天不会绝人之路：女人怀孕、女人生育，这是女人对人类社会伟大的奉献，特别是你姜凤枝，在这个囚徒生存的环境中孕育生命，这真是可歌可泣，我代表这个屋里的六个男人向你祝福，你千万要保重，让未来的生命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人世。” 姜凤枝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来，呜咽地说不出话来。 “你别哭啊，让人看出来多不好！宁慎说。笑寒把话说得那么死，他一定有办法。回去了好好睡一觉，没准明天这个时候你正喝红糖水呢。” 姜凤枝听到宁慎最后这句话一下子含泪而笑了。她说，“宁慎，我认识你姐姐宁蕙，她和我爱人在一个教研组，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有机会我先对冯大夫说，到医务室瞅个空儿就能说点儿，很方便的。那好，我得回去了，真不好意思，谢都没法谢，等我儿子将来给你们磕头吧。” “别这么说了，我们做不到有难同当，这右派当的就更可悲了。”老实巴交的潘星辉一边无可奈何一边感触深深地安慰着姜凤枝。 末了，费德福好像以长兄的身份说了一句；“凤枝，只要有我们在，有什么话、什么事，就尽管说，我们会爱护你的。” 这句话不要紧，刚擦干了眼泪的姜凤枝又流出来。 冯文义说，“知道大家爱护你就行了。咱们不分男女都是右派，能聚在一块儿，这也是缘分，能帮就帮一把，你不要把这个看得过重，星辉说的好，咱们得做到有难同当。” “还是得谢谢你们，现在我一点也不想死了，我得对得起你们这份情意。”姜凤枝是刚来的右派，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第二天，天瓦蓝瓦蓝，无风无云，地表温度似乎又升了。文笑寒担着一对空箩筐，手里拎着一个捡粪叉子，不紧不慢地走出大院，接近岗哨时，警卫小唐还有些调侃地说，“嗬，采访还兼着捡粪，我要是所长马上宣布给你摘帽。” 文笑寒巴咂一下嘴，做出较真的样子，问，“你啥时候当所长？” “去你的！我还能当所长呐？所长级别在部队那是团长，下辈子也没盼头。”警卫说到这儿像想起什么，说，“再逮着王八得给我留着啊，别忘了！”警卫小唐说。 通过那个“王八事件”，至少耿介民班对警卫小唐有特好印象，这会儿小唐逗乐说，再逮着王八给他留着，这让文笑寒感到小唐单纯，而大凡单纯的人都很善良，在劳教所当警卫的，像小唐这样的，少！ 文笑寒顺小路往东一拐，见四面没人，直溜一下子就进了青纱帐。一进去立马就是一身汗，更没让他想到的是，玉米叶子好像长着很多毛毛刺。地垅和地垅的上空全被玉米叶子连上了。文笑寒足足用了一个钟点才走出玉米地，加快脚步走进琢鹿城，两胳膊有了很多血道子。很快买了六斤红糖，又买了一斤素馅儿包子，把红糖放进箩筐里，用事先捋下来的玉米叶子苫住，随口叼了个包子，担着担子走出琢鹿城。一路往回走，边走边把路上的牛粪、马粪几乎一点不落地捡到箩筐里。快进院时，两箩筐的粪竟然满满的了。 进大门时，警卫小田正和一位前来探视的家属问这问那的，对文笑寒只说了句：“嗬，回来啦，够丰富的，我这儿忙，顾不上你了。” 文笑寒没放下挑子，应着说，“我怕是中暑了，我得赶紧去医务室，回头见！”走到医务室前，穿着白色大夫专用服的冯文义走出来，故意说，看你红头胀脸的，中暑了吧？快进来！文笑寒知道屋里没人，两人极麻利地把两大包红糖取出，把箩筐重新弄好，文笑寒担起担子向积肥堆走去。而医务室里，姜凤枝先是焦急恐惧，现在一见包得方方正正的红糖包，高兴得脸像开了花似的，冯文义提醒她，“快拿回屋去，放好了，快！防备身边小人！” 二 文笑寒回到通讯组，几个人几乎同时舒出一口气，异口同声地说，“你可回来了，到吃饭时不回来得把我们急死！” 昨天我跟姜凤枝说弄红糖是小菜一碟，那是为了安慰她；其实偷偷进琢鹿那是太悬了，可是，没有别的选择呀；应该说有这个通讯组才有我这个冒险。从根上说，还得感谢咱们的彭所长。我想好了，一旦砸了，我直接向彭所长自首，我就利用自首的机会说出我对劳教所的要求和建议。现在不说了，咱们得打饭去。宁慎和郁大千拎着饭桶、水桶和菜盆去了大伙房，不一会儿，饭、菜、水都弄回来，菜饭分好以后，文笑寒打开手绢包，人们一看是几个包子，刚好四个，文笑寒说：“我不敢多买，怕露了馅儿，一斤五个，我在路上吃了，这四个正好你们一人一个。别推让，万一有人进来呢。先吃包子，把‘物证’吞进肚里。” 文笑寒补充说，“砸了，只能向彭所长自首，说完我的‘罪状’，我就开始建议：比如，对女劳教不应该让她们下稻田，众所周知，年青女人都有经期，长期让他们在稻田里改造，会改造出一身妇科病，应给她们换换适合女性生理特点的劳动方式；还有，劳教所应有一个小卖部，这么多人的生活区，他们需要多少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烟、茶、糖（红糖、白糖、水果糖），毛巾、牙刷、牙膏、饼干、奶粉、鞋袜、卫生纸，等等等等。如果有个小卖部，姜凤枝能要死要活的么？同时我想到，在劳改队获死罪的孕妇都不杀，而在劳教所怀孕的女劳教难道就不给点政策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一个社会是不是人道，就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女人！” 文笑寒的这些话当然都正确，这些正确的话又勾起人们的回忆：他们都是因为说得不正确才给关到这里的么？一个政治专制的体制，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和一个声音，除此，正确的也非正确，这就是强权的真理。费德福思忖片刻，说，“我觉得笑寒的想法真若说给彭所长，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这些话里丝毫没碰政治的中枢神经，再则，俗点说，不管政治怎么统帅，女人怀孕不犯法吧！我们知道，在专政机关被押被判的怀孕或是待产的妇女，确实都有特别的规定，或假释或保外。所以我觉得这些想法和要求，还是应该向彭所长反映反映。” “我同意德福的分析，也同意把一些建议反映给彭所长，只是谁去反映最合适，这事我们得想好了，万万不能草率和莽撞，咱们摔不起了。”宁慎很谨慎地建议。 “若我看，咱们几个谁都不合适，只有一个人——” “谁？” “冯文义。” 费德福认为耿介民最合适。因为彭所长最了解耿介民。咱们得提醒介民：所有建议中的重点应是姜风枝的怀孕事，还有改变女劳教的劳动方式；附带说些生活方面。 费德福毕竟在行政岗位工作多年（正科级），对这个层面有较深刻的认识，比起这屋里的其他人少了很多书呆子气。文笑寒等四位虽然在理论方面有较深刻的分析能力，但常因书生意气的干扰，又迷信真理的无往而不胜，结果常常在并不怎么高的坎上，摔倒了。当然，费德福也被摔得很惨，一个老领导曾对他说，“根据我几十年的工作经验，要让领导满意你的表现，你只记住以下几点就行：这就是心中没有自己，全心全意地听从领导；这个听从的具体表现就是：领导说“是”，就是“是”，说“非”就是“非”。而你作出的所有成绩，都属于领导，你必须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做。”那位老领导的几十年工作经验，费德福几乎原本原样地做到了。可还是厄运钉在了头上。 文笑寒们却绝对不会按那位老领导的经验去做任何事情的，他们认为那是在造就奴才！但不管怎么样，费德福接受了教训，行为举止更谨慎了，而文笑寒们好像还得有个“自己”，只是这个“自己”不再赤裸裸，而是伪装得有点傻乎乎的。 文笑寒这次为姜凤枝需要的几斤红糖而冒险挺进琢鹿，确实让人挺钦佩的，特别是让费德福佩服的不得了。费德福对他们坦率说，“这件事做的太漂亮了，如果你们让我去，我有一大堆理由说我不能去。我既没有这个胆子，更没有这方面的路数和技巧，姜凤枝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也应不了她的这个要求；真要我去，百分之百地惨败！所以，当时我还责备笑寒，我怕他开空头支票，那岂不反倒刺激了姜凤枝？真的，我觉得这事儿干不得，没有半点可能性。进涿鹿来回十五里，还要穿过四五里的青纱帐，这一路要碰上劳教所的人，那不就完蛋了吗？没准劳教升劳改了。” “那倒是。不过我总觉得不至于吧。当时我就断定有把握弄回红糖，没想会有怎样的‘万一’，设想多了，也就没法弄了。我想孤注一掷，没准，赢了；我想背水一战，没准，胜了。当然我也想到，真砸了，他们得‘镇压’我吧，我就说我弄不回红糖姜凤枝就熬不过怀孕期，那是两条命啊。我是犯了纪律，但我没犯潜逃罪！我没有个人的任何所求，仅仅是怜爱生命！这不是大错吧？真到那时候，我心里一定会一个劲地激励自己，别怕！绝对没有死罪。” 耿介民向彭所长建议之后不久，劳教所就有了新动向。在医务室西边腾出两间房，在房子的后墙（背面）上开了一个窗口，屋里有好些货架子，货架子上除了看不到酒，一般的生活用品也都有。这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喜悦（早有此处，姜凤枝哪里还会那么苦不堪言）！早有此举，文笑寒还会为几斤红糖冒劳教升劳改的风险么？ 这是建议后的第一景。第二景是：推倒大院外面有六十米长的西墙，在原地占三分之二的地方，建一个小型养鸡场和一个养猪场，今后女劳教就离开水旱两地专门伺养猪、鸡了。 第三景是：在占原地三分之一的地方，建一个澡堂子，热水池每三天开一次。为此，彭所长特意来到通讯组，刚坐下就说，“我是来请教郁大千的，专门谈谈设计和施工的问题；你们可记上我和郁大千谈话的要点。”随后彭所长开门见山对郁大千说，“我想由你设计和指导施工，怎么样，有意见吗？” “所长，不是意见，而仅仅是一个想法。按说，能在这里做我能作的事，我应该责无旁货，但，不管大、小只要是工程，就要承担一份责任，您不要责怪我语无伦次，我已经有一顶帽子了，一旦工程出现瑕疵，追查起来肯定又有帽子等着我，我戴不动啊，我不想再为自己找麻烦。请所长别误会，我的人生输不起了。” “我完全理解，你说的全是心里话，我谈谈我的想法。假若请设计院来设计，他们很可能不接受，认为这点小活儿没啥设计头，即便接受了，他们也不会很快交活儿，咱们等不起，咱们这么多人就老洗不上澡，妇女们就得在稻田里泡着。说到这儿，我还得感谢你们及时向我提出这几项好建议。所以，郁大千，我当着你们几个人的面向你保证，真有什么事故发生，发生事故的责任我彭光磊一人承担。怎么样？你应该相信我。” 郁大千觉得自己再推辞实在说不过去，这时文笑寒几个人也先后插话说，彭所长为咱大家，咱们得全力积极行动，何况这关乎我们自己的利益。郁大千被所长感动了，也被大伙说服了，他十分诚恳地说，“我接受这个工程，请您告诉我一些具体要求。” “好，”所长很高兴地对郁大千说，“你认为合理的，就照办，相反的，就提出你意见；我不懂建筑，但我知道建筑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的要求是，一是坚固耐用，二是朴实无华，三是合理布局，四是节约成本。你觉得呢？” “这是非常客观的要求。我一定照办。我的要求是：第一，谁来勘察原址的地质结构？地质结构的报告谁来签署？我当然担承设计任务，但，设计图纸出来，我希望除了所部领导审查，一定要请些市、县专家共同审核，要得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最后认定。因为咱们不是垒鸡窝、盖猪圈，而澡堂子的设计还要有一些特殊结构，我认为集思广益会使设计更合理，从而更能保证工程质量。因为这是施工前的最重要一个环节。一旦我的设计认为可行，任何人在施工过程绝对不能改变设计，因改变设计而出现质量问题，我不能承担责任。” “我只要求你精心设计，精心领导施工，我相信你会做得非常好。我再说一遍，一旦施工开始，出现任何情况都有我负责。你不要有任何顾虑，发挥你的才智，” “彭所长您就放心吧，司马迁说过，士为知已者死。 我会尽最大力量给自己也给劳教所留点纪念。如果这重要一步没有问题，就是说我的设计得到通过，我可以做出各种材料的需要量，再转换出货币值，这样大致就可以做预算了。但实施预算，我希望您一定指派一个非常可靠的人来掌握购物过程。另外在施工现场，我需要有得力助手。如果所长指定我为施工现场的工长，我不希望干部参与，因为—－” “我知道你的‘因为’，因为你不敢指使，而且怕干扰你现场的指挥。” “谢谢彭所长。鸡场、猪场和澡堂子都是坐北朝南，东西开间；北边的是猪场，当间的是鸡场，南边的是澡堂子，这样三处就可以同时开工。瓦工、木匠、抹灰工大约共需三十人，可到附近村子里找。” 彭所长把工程事落实了，觉得还有一件事没做，心里不踏实，叫上管教科的女同志小蔡跟他先到了医务室，由冯文义领着去了女劳教住处，小蔡敲了敲门，姜凤枝给开了门，一看是所长来了，心慌慌的，清瘦的脸上露出惊恐。小蔡说，“所长听说你怀孕了，特来看看你。”小蔡给所长拿过一个凳子，所长让姜凤枝坐下后，自己坐下问姜凤枝，“现在妊娠反应还强烈么？你可瘦多了，你应该和她说么（指身旁的女干部），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你丈夫知道吗？” “不知道，我怕他承受不住。” 彭所长侧脸问冯文义，“姜凤枝和你说过么？” “说过。我告诉她应该给家里写封信，她当时只说，能挺过去就挺吧，不想让爱人来这里，让他跟着不开心，再说又觉得很对不起他……她这种心理我能理解，尽管我很同情她，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对姜凤枝，我只给她开病假，我也没有直接向所部报告，这是我的失职，我今后一定注意。” “姜凤枝怀孕事，你对郭大夫讲过吗？” “讲过。” “他怎么说？” 他说，“咱们这儿也没有妇科大夫，再说仅仅是妊娠反应，尽量批她假好好休息，胎儿的发育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彭所长沉思片刻，又对姜凤枝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瞒着你丈夫呢？你不应该想其它的，胎儿是你最应关切的，就是在这里，你对管教科的每个人或是直接对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女人怀孩子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犯罪！这样吧，你把你丈夫的地址告诉她（指女干部），她下午进琢鹿给你丈夫发电报，你同意吗？” “我太同意了，特别感激领导。” 彭所长又问小蔡，“这方面的政策规定，你清楚吗？” “清楚，凡在劳教期间怀孕的妇女，都可保外回家待产，在哺乳期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劳教单位不必征求主送单位的意见，有权解除劳动教养。注明一点：不负责解除教养后的工作安排。” “姜凤枝，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我感谢所长。” “有什么可感谢的？我是犯了官僚主义！”又对女干部说，“今后对妇女工作应该多关心，应该多多了解她们。” 彭所长让小蔡把姜凤枝的档案拿给他。 他打开档案袋，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他发现她的个人简历绝对写不满 1 页，彭所长几乎念出声来…… 1934 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 1956 年八月份分到大堡市艺术学校教美术，出身书香世家，个人成分学生。父母都是国家干部，爱人林玉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助教。 但右派的辩论连带揭发、检举和批判的文字却有十好几页，令彭所长惊诧的是，个人的检查也没写满一页，而且全是艺术观点的阐述。彭所长看完后，竟觉得自己似乎对美术有了一知半解，稍稍懂得艺术家独特视角和极具个性的创作方法，才是作品生命力的所在。 姜凤枝在答辩时说：艺术家的创作，排斥任何违反他们心灵感受的干扰；艺术家的创作不可能都必须遵循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法无定法，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艺术感受，就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喜爱。京剧有四大名旦，人们喜爱他们，正因为他们代表不同流派。而我们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化的一元化理论的限定，反对任何其它流派的艺术表现；谁要是坚持认为，艺术创作必须允许各种流派的存在，那么谁就是利用艺术反对社会主义！什么印象主义、浪漫主义、抽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流派一概认为是反动主义。其实这恰恰表明我们封闭了世界多元文化形态的创作思路，也就直接抛弃了中国绘画流派纷呈的优秀传统。就文化的一元化讲，它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是开放、不是豁达的、不是明朗的、是狭隘的、是落后的、是保守的、是封闭的。这样所谓百花齐放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虚妄而已。 就艺术而言，罗丹的《思想者》，罗丹告诉人们《思想者》在想什么了吗？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达·芬奇告诉人们他的《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吗？若按我们的审美逻辑，它们还是人类的珍品吗？有人喜欢齐白石的《虾》，有人爱徐悲鸿的《马》，有人欣赏鲁本斯的《三女神》，有人赞美伦勃朗的《浴女》。艺术怎么可能有一个模式让人们千百次地重复它、复制它？艺术毕竟是人们情感的或是命运的最丰富最自由地表达：所有的色彩、线条都是人的心灵世界最神秘的符号。它并不告诉你，它表达的是什么，只让你感觉它是什么。所以一幅画被一万人欣赏时，就会出现一万人的欣赏空间。 实际上，我们对各领风骚的艺术流派了解不多、知之甚少，更本质地说，我们并不认识伟大画家的艺术是对人的灵魂的深刻剖析和无声的赞美；而我们是不是对艺术的功利要求过于强烈了？ 人们都承认，创作需要灵感，但灵感来自那儿呢？有人说来自生活，我知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不是唯一！一个艺术家的综合素质也属于艺术创作的源泉，我们不必讳言，生活不等于灵感，我认为灵感来自心灵的自由！对艺术这个行当，允许人们选择自己喜爱的创作方法，宽容些，善待些，理解些，耐心些，我们的艺术才可能流光溢彩。 彭所长看完后点点头，自言自语，劳教所没有心灵的自由，当然也就没有创作激情和灵感。如果有人问我，你认为姜凤枝的艺术思想反动不反动？我这个共产党员怕是要被开除了…… 三 苏敬山得知宁慎的姐姐宁蕙和姜凤枝的爱人林玉川要先到大堡，再转道去涿鹿，他女儿亭亭知道后要抱着半岁的儿子也要去。她去的理由最充分，从生下来到现在儿子还没见着爸爸什么样，太残酷了；再则，蕙姐大老远来看自己的弟弟，我这个当弟媳的不陪着，让蕙姐怎么想？ 苏敬山没言声就出去了，去厂子找现任党委书记万魁元，他说，“亭亭和她大姑姐要去柳家寨看宁慎，还有她大姑姐的同事林玉川同志去看自己的妻子，他妻子就是艺校美术教师姜凤枝，进去以后才知道怀孕了，你说这时候在那里怀孕那不是活受罪么！他爱人可能是去办保外的。老万，琢鹿那没汽车，从火站出来要走四十里，亭亭还要抱上她半岁的儿子，回来时，姜凤枝又是个重身子，你说没辆车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再说，没有车你嫂子说什么也不会让亭亭去的！这不，我是万般无奈来找你给借辆车。不过我先交待清楚，汽油费、车磨损费、司机劳务费，咱必须如数给人家，至于情面上以后再谢。” “老领导，别怪我冒犯，您这个人确实有点怪，您只要给市委书记打个电话，说有点儿私事，需要用趟车，书记让秘书去小车队说一声，小车不就来啦。” “我从不这样！人家日里万机，你去跟人家要车私用，有点倚老卖老吧，我不让人讨厌！” “这我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您都不和我张这个嘴。好啦，您放心吧，我想借一辆老‘福特’或是‘伏尔加’，没啥问题，您在家等信吧，会很快的！” 也不知道万魁元从哪儿给弄了辆“伏尔加”。亭亭抱着孩子和她蕙姐坐在后面，林玉川坐在副驾驶位置，“伏尔加”就沿着还没有很好修整的公路向东南驰去。不到两个小时，“伏尔加”在劳教所的大门岗前停下，司机小罗先下车和大门警卫说明，说劳教所给林玉川发电报让来谈事，请通报一声。 警卫小唐让他们先到屋里等等，随后他跑进小院，就在司机小罗调车工夫，彭所长和孙科长及那位女干事都来了。人们相互握手（家属探望极少见有握手的）。林玉川说，“我接到电报就赶过来，我先向各位领导表示感谢。” 彭所长问亭亭和宁蕙，“你们也是姜凤枝的亲属？” “不是，我是来看望爱人的，她是我爱人的姐姐。” 孙科长笑着说，“你得告诉我们你爱人是谁？” 亭亭自个也笑了，把孩子往上耸耸，说，“宁慎。” “我是宁慎的姐姐宁蕙。”她很大方地自我介绍。 彭所长说，“孙科长，你领宁慎的家人去通讯组，”又让小蔡去告诉姜凤枝。说完又喊进警卫小唐，“你去问问司机，车能在这儿停多久。”然后对林玉川说，“请到办公室谈。” 亭亭抱着孩子和宁蕙姐随孙科长走进大院（这是高规格的待遇，一般都是在门岗旁边的接待室里与家属会见），姐俩儿自然是一边走一边看大院，好像在搜寻什么。第一印象觉得房子还可以，门窗也跟普通人家的差不多。这与她们想象中的监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和所长、科长以及女干事的短暂接待中，也让她们感到和普通机关的干部没太大的不同。于是姐俩儿的心情也好多了，似乎也踏实了许多。孙科长对她们说，最西边那间就是通讯组，通讯组的人可以自由到各个工地采访，但他们都很累，如果把整个工地走一趟得要半天时间，而且走的都是稻田很窄的土梗上。说话间就走到通讯组门口了，孙科长一边轻轻敲几下门一边说，“宁慎，你爱人和你姐姐来看你了。”有回头对她们说，“我先回去了，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这里允许夫妻同宿。”说罢，走开了。 屋里有宁慎的声音：“谁？”宁慎随即开开门，“哎呀，怎么是你们呐？”亭亭立马把孩子交给蕙姐，和丈夫紧紧抱在一起。潘星辉和费德福一见这种情况，寒暄了几句，对她们说，“你们坐，这里挺安静的，我们出去写黑板报。”两人逗了逗孩子，出去了。 宁慎和爱人抱着、哭着，彼此擦眼泪，他说她瘦了，她说他瘦了，一边说一边哭，还不时地擦眼泪，没想到他们的儿子看清了抱他的不是妈妈，哇哇地大哭起来。亭亭抹了一把泪抱过儿子，宁慎拉着姐姐的手，“咱爸怎样？”姐姐说，“你先看看你儿子，别的话挨后说。”亭亭要把儿子送到丈夫手上，宁慎拍着手表示要抱儿子，但孩子却扭过脸小手使劲地搂住妈妈的脖子。宁慎再试着去抱，小家伙又把脸转过去又哇哇地哭了。 蕙姐说，“亭亭，给孩子吃口奶吧，孩子可能又困又饿又乏，多大点的孩子，这一路不哭不闹的，够省心的了。” 亭亭给孩子吃奶，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也是怕孩子放到床上不舒服，亭亭就一直抱着孩子说话。宁慎介绍在这里的情况，他说，“总的情况比原来想的要好，主要是吃和住。据说外面城市居民有吃代食品的，我们这儿不吃代食品，你们也看到了，住的环境也算可以，一冬天没冻着；至于所谓改造，那当然很苦，苦到什么样也很难让你们想象到，有几位队长很凶恶，没文化、没教养，几乎都当过兵，满脸的阶级仇、阶级恨，几乎把我们当作罪大恶极的囚犯。总觉得他们对知识分子生来就不共戴天。尽管知识分子始终不明白怎么就得罪了工农，可是出身农家的公安干警，在这里一见我们就分外眼红。” “我看所长他们对人挺好的呀。”宁蕙说。 “对。那是劳教所最难得的好人，他们富有同情心，对我们从来不说你们好好改造呀、重新做人呀、脱胎换骨呀，这种话队长几乎天天讲。前些日子抓走了一个。” “这里还抓人哪？”亭亭好像一激灵，惊诧地问。“为什么呀？” “因为他拒绝出工，他说这里关的是坏人，坏人应该干活去，他说自己是好人。” “总得说了点什么当局不爱听的话吧？当然罪名满天飞，飞你身上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在鸣放期间他什么都没鸣放，只是表示同意北京人民大学林希翎的意见。” “这就足够了，知识分子挨个是，反右领导小组让你‘中风不语’，你偏要表示自己大脑健康。都这样！咱爸也是。妈让我告诉你，你就闷头干活，你一个大小伙子干种地活儿累不死人的，千万别和任何人再辩论谁是谁非。留住命就是胜利！其它一切都无所谓。咱爸呢，认是认头了，心里老憋着劲，爸的罪名是组织右派小集团，爸曾多次问有关反右当局：既然认为我组织右派集团，请告诉我都是谁在我这个右派集团里？没一个人正式答复，有一个倒像个钦差大臣，对爸说，这个问题是你应该问的么？爸气愤地说，这是整风呀还是整人？你猜那位钦差怎么说，‘是在风里整人！’咱爸说，没想到新中国这么快就变得不是《论联合政府》说的那样了！” “好在没把爸爸流放，留在家里整理和修改旧作。有时候爸对妈说，你说 1946 年我像疯了似的，非要丢家舍业、不顾生死地去东北解放区，革命需要我什么呀？我当我的教授不是很好么？一家子又能在一起过日子，我这是干什么呀？” “宁慎也这样，知识分子都患“热血沸腾病”，麻木不仁没事，变成冷血动物也没人碰你。我就不热血沸腾，我只为我们的儿子长大牵肠挂肚，哦，虽然我是学外科的，我就愿意当保姆，护着儿子，我没工夫去救死扶伤，我去了，谁救我的丈夫？”亭亭又瞧着蕙姐说，“宁慎什么时候出来我什么时候工作。” “亭亭，老爸老妈身体好吗？职工医院的事儿找一个助手张罗就行了，不必面面俱到，何况老爸不操那份心，也没人敢说三道四，老爸老妈也是命大造化大，该享福了，一想起他们的苦难经历，我就想哭一场，他们的革命好象是在赎罪。咱们两家都太难了，亭亭你又带着孩子，又惦记我。” “别说这个！这个小东西让老爸老妈一天高兴地就没法形容了，我也觉得我这个女人当的有滋有味的，小东西一哭，我妈就大声冲我喊：孩子饿了，你不知道啊？跟你说吧，这小东西来的真是时候，他哭呀、他尿呀，几乎就是家里最生动的节目，什么窝心的事儿都让他给扫荡干净了。” “姐，你看，这小东西多伟大，能在人们最失落的时候给你振奋和希望。” 宁蕙勉强地笑了笑，这个侄儿也给我一种寄托，可以想见，爷爷奶奶看见会是怎样的情景。宁蕙掉下眼泪。 “姐，你别难过，我给你们讲讲三件惊心魂魄的事。全是展示右派的优秀品质的。第一件事，冯文义是如何为救一村民免遭凶杀，导致一小队长被开除党籍留场察看的处分；第二件事，文笑寒为姜凤枝‘害口’冒险潜进琢鹿购买红糖；第三件事，还是这个文笑寒引起的，轰动全场的“大王八事件”。”每件事都让宁慎讲得有声有色、绘影绘形。第一件让姐俩惊恐，第二件让姐俩担心，第三件让姐俩大笑不止，连连说精彩精彩。 “可是我们这里人们心里常私下说：人祸横行躲不过去。我们的历史有反右这一章，那真是‘当惊世界殊’。”宁慎又说 “说得对，这是经典的结论。”亭亭挑出大拇指。 这时候宁蕙像在想什么，而且思绪好像缠绕在一个点上。许是时间紧迫，他问弟弟：“你说的第二件和第三件事是谁干的？” “他叫文笑寒，是大堡的作家和音乐家，是一位挺有影响的青年人，我读过他的作品，他还做了一首很轰动的歌曲，他很有才气，而且社会公认。他被定为极右分子，据说全市共定十名极右分子，文笑寒列居第一位。” 宁蕙出人意外地急着问：“他鸣放什么了？他都反动什么了？”宁蕙特别认真眼盯着弟弟。 “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我在协和医院陪床很长时间，那段时间的报纸没看过，但几乎各界都知道他对毛泽东争鸣了，对现行政策也有不同看法。” 宁蕙竟然气愤地说，“神经病！”虽然是这么骂了一句，但眼眶里却是泪水盈盈了。 亭亭愣愣地看了一眼丈夫，宁慎一时也摸不透姐姐这是怎么了。宁慎忽然想起文笑寒曾说过，他在东北解放区一所学院文艺系学习，父亲是这个学院的副院长，好像和姐姐也认识。对对，文笑寒只要到北京，一定去看姐姐。宁慎冒冒失失地问：“姐，你认识文笑寒？” “我们在东北相识，到了北京后才开始相爱。从相识相爱到分手是五年时间，从分手到今天又是一个五年过去了，从一个真爱的角度，爱情的最后失守，还是两人没有真爱过，所以要说错，都有错，要说没错，谁都没错。即便是对方的不贞，也不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不说了，不管是美好还是痛苦，再去咀嚼往事没啥意思，昨日黄花早已飘零了。” “事情有时候也很费琢磨，文笑寒也当右派了，我和他竟到一起，并且还同在通讯组，这会儿他偏偏又出去采访了，若不，你们还能见一面，总有那么一个过程，对谁都很难忘却的。” “见不见的吧，都挺伤感的。时过境迁，再风华正茂，也经不住这种莫须有地摧残。” “姐，你说错了，刚来时有很多人想认认文笑寒，因为报纸上几乎天天有他答辨和反驳的文章，从老辣的文笔看，人们以为文笑寒至少有四十岁，所以人们就在这个年龄段里找——” “那能找到他吗？他今年二十八岁，和姐同岁。” “就这么折腾他，狂风暴雨淋他，姐，我跟你说你肯定不信，人家文笑寒照样是风华正茂，而且讲义气。姜凤枝妊娠的强列反应，若不是他给弄来红糖，姜凤枝都想去死了。他和我说，一旦云消雾散，拥有阳光的时候，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向后人讲述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灵魂被洗劫的悲惨历程。” “他能这样也让我感到挺欣慰的，回去后，我给爸妈讲讲他。那时候爸妈都挺喜欢他的。” “姐，”是亭亭叫宁蕙。“我想问姐，你还爱他吗？” “心里有这么一个人，但，离爱太远了，我们谁都够不着了。” 宝宝醒了，亭亭给宝宝换了一块尿布，把湿尿布给了宁慎，说，“留给你做个纪念，等下回再来时用。”亭亭把蕙姐逗乐了。 这时孙科长进来，对宁慎说，“咱们这儿有房子，让你爱人和孩子留下过夜吧。” 亭亭马上说，“谢谢，不啦，孩子太小，再说也让姥爷姥姥太不放心。以后再来时会给您添麻烦的。这次趁着有车还是得回去。我们希望您和所里各位领导多帮助宁慎，能让我们夫妻早日团圆。”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最关键的是得有政策。好吧，他们在门口等着呐。” 姜凤枝和林玉川已在汽车旁了，宁慎问：“怎不上车呢？”林玉川说：“凤枝说再等等，她要和文笑寒告个别，她说，这一别谁知啥时候还能再见，她说文笑寒是她的恩人。” 正这时文笑寒乐呵呵地走到大门口，还挺纳闷的，咋有汽车了？姜凤枝拉着丈夫的手档住文笑寒，她说，“文笑寒，我向你介绍，他叫林玉川，是我丈夫。” 文笑寒和林玉川热烈握手，说，“小姜正盼你来你就来了，好啊，你们都有希望了，祝贺你们！有好消息给我来信。” “我保外在家待产，也算暂时离开劳教所，在我最难熬的日子里，是你帮助了我，这是大恩大情，我们一家人都铭刻于心，将来总有一天我和丈夫领上孩子去看你，不说别的了，一句话，衷心感谢，我和丈夫给你鞠个躬，祝你保重。谨言慎行。一定要健健康康地出去！” “唉唉唉，你们这是干什么，又鞠躬又致谢的，用不着，真的！你们这样，我怎么受得了，我没做什么，怎么成了你们的恩人了？不过是大家都在难处，帮一下、扶一把这不是举手之劳么，一个女人在那种情况，谁看谁不可怜？” 林玉川拥抱文笑寒，竞热泪盈眶，说，“患难见真心，谢谢你，北京见！” 文笑寒随口也说了一句“北京见”！ 在这一霎间，宁慎硬把姐姐拉到文笑寒的眼前，他说，笑寒，你看她是谁？ 他一看惊诧地说，宁蕙？宁蕙！她咬住嘴唇，握了一下他的手，钻进了汽车…… 四 文笑寒傻乎乎地望着“伏尔加”拐向大路，耷拉着脑袋，整个身子都疲软了。宁慎在门岗那儿等他，文笑寒走过来，宁慎拉着他胳膊，缓慢地向大院走。宁慎说，“我姐没和你说话，不是她还忌恨你，你想你都这样了，我姐能雪上加霜么？毕竟你和我姐相爱过，我姐怎么会忘记你们曾有过的好时候？你没见我姐那会儿眼里全是泪，她是怕你看见她哭啊，她现在也很苦，你想呀，父亲右派、弟弟右派、男友背离了、妹妹颠儿国外去了，北师大的工作能不能坐稳当，也有很大的未知数。这会儿又突然看到你，你想想我姐心里是啥滋味？” “你说的都是实情，就是宁蕙恨我也应该，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她。我和你姐最终没走到一起，责任全在我，我不懂得珍惜，我荒唐得无可救药。话又说回来，我真要是和你姐结婚，你看这场景岂不是更不堪忍睹了？那会让你姐姐更难以支撑了。” “我姐悄悄和我说，爸爸有一次从章伯钧那儿回来对母亲说，章伯钧和罗隆基一直是死对头，这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可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谁都不知道了，于是众口一词：章、罗有‘密谋’，又于是水到渠成，定成‘章罗联盟’，但两人一见面还是决斗的架势；本来是子虚乌有，硬弄成政治上的“反党联盟”，弥天大谎竟堂而皇之变成铁案，用心良苦啊；这是政治运动中最绝的一招，最损的一招，也是最致人与死地的一招！他能在运动的一瞬间化友为敌！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事态不管多么千奇百怪，所有政治运动都以整知识分子开始，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一种掩盖，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政治谋略。 “你是说他在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从来不空想，只要想了就干！比如，他根本不熟悉的经济建设，但也有恃无恐，淋漓尽致地展示他的主观随意性。不是听说要大炼钢铁么，而且是全民炼，这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钢铁战士。问题是钢铁是人人都能炼的吗？这方面我们的专家为什么不表示：全民大炼钢是不合乎科学规律的！难道我们的专家不相信科学？不是！不仅仅是没胆量说，因为科学在领袖面前等于零！它的确等于零，我们不能责怪科学家胆小怕事，君不见所有政治领袖们都双手赞成！于是偌大的中国，为大炼钢铁在各个角落包括外交部大院都有了小高炉。即使就要收割的庄稼也一律清除，垒砌小高炉。但，大炼钢铁的后果不仅看不到钢，而且把人们的各种大小铁器、铜器扔进炉里，炼成一堆废物。而老百姓自然是不敢怒、不敢言；试想，在农田上建立小高炉，这会给土壤造成多么大的破坏！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人定胜天的理论，是穷则思变的畸形飞跃。但，让我们“纲举目张”吧，天晓得这是福还是祸，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都等着敲锣打鼓么！ 老百姓不操心看清看不清、明白不明白，就是能吃个多半饱就感恩戴德了，而假若有人问各级党政官员，你们认为大炼钢是否再有 15 年我们就“赶英”啦？他们当然豪情万丈，极响亮地回答：中央说的清清楚楚，说用 15 年时间不是“赶英”而是“超美”，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 兴许是反右运动，扫除了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障碍，人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全面胜利，高歌猛进！ 晚饭时刻，郁大千和费德福拎着桶去打饭，却被宁慎和文笑寒抢过来，他们去饭堂前排队。前几天死了一匹马，经过县防疫站化验可以吃，马肉炖萝卜的香味，在排队的人们面前飘来飘去，诱惑力太强了，何况近些日子人们粮食定量减少了，有些人腿上出现浮肿，闻到肉味，不仅情不自禁，而且都有大喜过望的神色。 通讯组的人今天好像过年，吃喝的意外丰富，不仅宁慎的爱人和姐姐给他带来很多肉类罐头，连林玉川给妻子带来的很多营养品，姜凤枝全给他们留下了。她还调侃着说，“我爱人没想到我会“保外”，这些女人怀孕的营养品请你们品尝吧。” “把冯文义也叫来，”后来潘星辉建议；“让文笑寒马上去找耿介民、丁惠志、钟谦、朱瑞祥等一批‘老住户’，都来聚一聚，凑在一起整 10 个人。”宁慎主持晚餐，他说：“咱们在一起是有缘分的，咱们一定要吃饱吃好，吃撑着了，也不碍的，咱们有冯大夫；吃是吃、说是说，但谁也不要忆苦思甜！好，为我们活着，开吃！” 姜凤枝“保外”走了，彭所长心里也轻松了。这里没有轻活，真要是因为劳动流产，一个生命没啦，他觉得对不住姜凤枝，当领导的不人道啊。现在好了，姜凤枝由她丈夫陪着回北京了，祝福他们吧。 彭光磊在没来当劳教所长之前，是市水利局局长。当时上级反复考虑，管理千八百人的右派，非常需要既有文化修养又要有政治立场坚定的干部，这有助于稳定右派的情绪，不会激化矛盾，造成混乱；当然也得有公安干警的参与，形成一些专政的气氛。应该说他对右派的了解只是从文件和报纸上，他没有参加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斗争（水利局没有右派指标，又经调查没人鸣放），再则，他在大堡算是一个有红色革命经历的老同志，他 1942 年初到延安，在“陕北公校”学习时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全过程，那年他 20 岁。 因他父亲在山西临汾在一个铁匠炉抡锤打铁，他的出身就是工人，个人成分是学生，是临汾一所初级中学的国文教员，在初级中学里，有一个教历史的高明远老师是地下党员，介绍他入党，不久介绍他去延安。一看就明白，彭光磊从出身到成分、从职业到政治面目，都可谓洁白无暇。但是，在那令人难以想象的惨烈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他照样得过关，过关就得经受几套刑法。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把他送到医院治了一段时间，是由苏敬山负责的，苏敬山告诉他，你的伤是最轻的，虽然皮开肉绽，但没有断筋伤骨。就在那时他认识了苏敬山。几个月过后，他出院了，苏敬山却进了破窑洞。彭光磊知道一进破窑洞就没个好了，打那以后他没再见到苏敬山。光听说给打得挺惨。其实他看到的太多了，在他看来都是冤案，都是好同志屈打成招。罪名太多太多了，一切都是骇人听闻。整风结束后，还有很多人躺在医院里行动不了，好在最后的政治结论还是革命同志，被开除党籍的一律恢复党籍。 从那时，他就暗暗发誓，如果我有权做点事，我绝不制造冤案！谁愿玩弄权柄我管不了，但草菅人命，我将尽我所能去制止。而我的下级仗权弄势，我绝不答应！他根据自己的经历所见，他根本不信什么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知识分子没用了，那就看国家往哪儿走吧。这么一个大国，而全国工农的文化水平平均高不过小学，怎么建设现代化？所以，他一直确信，右派总有一天会恢复本来面目的，甚至认为原来是什么都得还是什么。干部是干部，党员是党员，艺术家是艺术家。实际上他完全估计错了，老经验、老正确，在当今时代是一堆霉烂的垃圾了。说一千道一万，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偏见，那根深了去啦！ 他百思不得其解对右派处理是如此严厉！而且定性之高也出他意外——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不得不反复看文件，又找来不少报刊杂志，看看右派究竟都说了些什么，让领袖如此震怒！如此不能容忍，必以专政手段惩处之。 也是事出偶然，因姜凤枝怀孕能否办“保外”，他仔细地看了她的档案，这一看不要紧，像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他问自己：对艺术的这些见解，他觉得说的条条是道，怎么就影响人民民主专政呐？这给他一个直觉，谁要讲讲学问，谁要讲讲对某些事物的看法，谁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个有理想的国家能愚蠢到这个地步吗？彭光磊除了有这个疑问外，他计划重点地看看右派们的档案，从中了解反右运动，他认为这会使他在未来如何回顾反右历史时有了发言权。他在问自己：是不是谁说的越有道理，或是谁真正实事求是，谁就是反党？同样，谁坚持真理，谁就是反毛泽东思想？谁相信科学，谁就是反社会主义？ 他找来文笑寒的档案。没等解开袋绳，彭所长用手掂掂有一寸多厚的档案袋，摇摇头，好像说，这个刚刚二十八岁的青年人，究竟干了多少不能容忍的事，值得把档案装得沉甸甸的！他看了第一页档案内容的编号，居然在所有记载中，找不到文笑寒有任何特长，更谈不到有什么贡献，所见的当然全是“反动”，彭所长眯缝着眼角，唇边浮现一丝笑意，文笑寒只会“反动”，不会干别的？他心里问了一句，如此“反动”，他干嘛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他是国民党派遣的潜伏特务吗？ 什么是档案？档案是人的一生最有价值的记录，或好或坏都是最真实的，否则，档案还有价值吗？这么沉甸甸的档案，文笑寒当然不可能知道都装的是什么，也谈不到有些东西是否与本人核实过，难怪人们早就有说法，没人知道档案装的是什么，那就想装什么就装什么吧，命都在人家手里，档案算个屁！他认为，一般干部档案，理应经过认真调查和落实，涉及到重大问题还应听取本人的说明。档案不许弄虚作假，必须是本人已经做过的事情。而各次运动中，事实证明把人整错了，有的也向人道歉了，人家已经受到冤屈了，可是还把人家被逼供出来的交代材料及各种莫须有的检查，依然保存在档案里，这种保存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再有什么运动，给抖落出来，再次作为挨整的依据？以说明此人一贯反动！这能看作是对同志的负责吗 ?! 档案是人生的一扇门，门打开了，应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生。 彭所长还像看姜凤枝的档案一样，先看文笑寒自己填写的履历表。文笑寒生于 1930 年，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小业主，母亲家庭妇女（出身栏填了地主），个人成分学生，从幼年起就经名师教习音乐（小提琴和小号），文化程度大专， 1948 年 7 月 23 日 在北平华北学联地下党的安排下，离开清华大学去东北解放区。但走到锦州的大凌河（那里是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大凌河东岸就是解放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还有两名旅伴同时被捕），押回锦州国民党情报处审讯，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押了三天后释放，和一难友（后来知道他是诗人）再次渡河成功，便到了解放区：是年 8 月进辽北学院文艺系（系主任是诗人塞克）。 1949 年 6 月到北平，由辽北省省主席阎宝航通过华北局组织部，介绍到察哈尔省，又由省文教厅介绍到雁北专区大同第一中学任教。 在大同中学共教了三个学期，于 1951 年元月，调入察哈尔省文联创作辅导部工作。直到 1957 年末，文笑寒写了第二份履历。 这份履历与第一份履历的不同点，有个被开除公职的补充。他写道，调省文联，负责音乐工作，兼职省刊文学编辑。 1952 年秋省建制撤销，留市文联担任前时的原职，从供给制改薪金制，定行政十八级。 反胡风运动时，曾因与诗人鲁藜（初定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有过一次通信，与机关另两位同志一起定成胡风分子，后查无实证，纯属子虚乌有，三人同时解放，软禁半年之后重新工作。 反右运动初期，他说，“小说创作应写出人物的自身命运和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不是通过人物来注释某一政治宗旨。”（这类言论不少，全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的简历容不下有关批判和反批判或交代或检查的几万字的材料，故不记。 附带声明：他从 18 岁（ 1948 年）参加革命到二 27 岁（ 1957 ）打成极右分子，近十年时间，他没犯任何错误，所有交给他的任务均一一完成，除运动外，他没受到任何领导的任何批评。 彭所长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好像他面前有一大堆他没法捋顺的东西，他几乎没有勇气面对，他回答不出这里面任何一个问题。他在屋里慢慢走着，说出一句很深沉的话：这些人，青春是没有了，在未来他们还能找到什么，那就得看未来的政策是什么。 五 在见到宁蕙那一刹那，文笑寒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他几乎连宁蕙的身影都没看清楚，却在眨眼的一瞬，宁蕙就上了汽车，除此，什么都没有。文笑寒的心绞着疼，他好像变成一片落叶，被骤然袭来的一股强劲的风给刮到惊涛之上随波远去了。 那天夜里就是睡不着，辗转反侧，翻过身，宁蕙在看他，调过去，还是宁蕙在看着他。文笑寒和宁蕙 10 年前在辽北大地相识时他俩都是 18 岁。那时辽沈战役还没开始，不过还能听到炮声，空气中还能闻到炮火硝烟的气味。学院的设施非常简陋，两层红砖楼房可谓千疮白孔。但来自各地的大、中男女学生足有五百人，生活相当艰苦，高粱米饭、大酱、豆腐渣是主要食品。但没有人感到苦，一想到自己是在革命，都有一种自豪感涌上心头，生活很充实，特别相信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我在文艺系，在诗人塞克导演的《白毛女》和《血泪仇》中，我有时拉小提琴，有时吹小号。每当这个时候宁蕙就来看我们排练。后来我才知道宁蕙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父亲的秘书，没在系里学习。渐渐地我发现，宁蕙挺喜欢我的音乐，就是不排练时，只要我拉琴或吹小号。总能见她走过来。而我也就在这个时候，小提琴拉得更流畅动听，小号吹得也更有味道。朦朦胧胧中我觉得宁蕙是我的知音。有时很莫名其妙的，不见她来，我的琴声显得毫无生气，连音准都有了问题，似乎这一切都影响了我的睡眠。我忽地明白，大概这就是爱的萌动吧？可是宁蕙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于是我觉得自作多情的可悲。何况学院有一条明文规定：学员不许恋爱！违反者要受严厉处分。这就是说，大家是来革命的，不是来谈情说爱的。既然是来革命，一切就必须服从革命。那以后，我“庄重”起来，我不敢希 望宁蕙来听琴，我担心心底的秘密被人开掘出来。一是让组织怀疑你参加革命的动机，二是要接受班组的帮助，那个“帮助”非同一般，我曾领教过一次。起因是我曾用零用钱请一同志在市内一家饭馆吃顿馅儿饼。星期六晚上班务会，我请的那位同志却在会上说，文笑寒同志虽然是请我吃馅儿饼，我也得讲原则，我认为文笑寒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希望文笑寒同志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深刻地检查自己。接着是大伙对我轮流地帮助。先是弄得我莫名其妙，后又让我虚心接受。 我不懂呀，以为帮助无非是提点意见，心里也就说，提就提吧，真是没当回事。可是这种帮助一开头就让我愣住了，不仅说我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还说我思想深处还残留着地主阶级剥削意识，而且越提越分析，最后导致一个小结论，文笑寒同志，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青年，必须下定决心，通过对马、恩、列、斯、毛的伟大著作的学习，改变立场、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洪流。我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帮助，也是第一次看到帮助我时人们挥着强劲的手势。我真没想到自己花钱请别人吃几张馅儿饼，竟抖落出这么一堆无法分解、无力应对的“帮助”，我恨自己：你自己不会吃馅儿饼是怎么着？人家是丢钱免灾，你花钱买灾！ 当然我心里不服，我虽然没有革命经历，但我和我们同学面对面地和国民党斗争过，没惧怕国民党马队疯狂地冲、机关枪的扫射、水龙头的喷掷，还有国民党的特刑庭、特务骚扰和黑名单，我们照样跟他们斗。不为了革命我们放着书不念么，干嘛冒着牺牲的危险跑到解放区？文笑寒气愤是气愤了，但还是自己要革命是第一位的。再则，人家是知无不言，咱还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勉之。既然这种帮助不好理解，自己谨慎些、小心些，大家走到一起也不容易，谁有精力无事生非？文笑寒这样想过了，偶尔见着宁蕙，心绪也平稳多了，同时他发现宁蕙根本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什么“萌动”，而仅仅是在那样生活单调的环境里，听到琴声感到快乐而已。说起来都觉得不可理喻，从与宁蕙相识到文笑寒分配到文工团半年多的时间，俩人几乎没有单独说过话。充其量也仅仅是彼此相互欣赏而已。 文笑寒回忆到宁蕙父亲宁庄之那时给他的印象。宁庄之是辽北省教育厅长，在学院是副院长兼教育系主任，不要说学生了，就是诗人塞克对他也不熟悉，相对而言，文笑寒倒是对他有些了解，因为文笑寒读过他编写的高、初中英语课本，影影忽忽地想起自己使用的《英语词典》（只是想不起是“实用”、“模范”或是其它限定词）也可能是他编写的。宁庄之是教授是学者，这对文笑寒来说印象是深刻的。也许他只在上海和杭州几所大学当过教授，北方的学子们好象不怎么了解他，他也许忙于做学问，没工夫和别人闲聊，或是交流什么，一些人认为他是个不苟言笑的学者，就是必须参加的一些会，他也有时光听而不发言。在批判作家肖军的批判会上他和塞克都没发言。当时辽北省省主席兼辽北学院院长的阎宝航小声对宁庄之说，这个批判会是东北负责文化工作的刘芝明发动的，怎么表态呢？宁也小声说：沉默。阎点点头。给人的感觉，他们似乎也不清楚应该批判什么。 到底要批判肖军什么呢？引发的根由很简单：在哈尔滨松花江沙滩上，有苏联孩子和中国孩子玩耍，不知为什么苏联孩子打了中国孩子，而中国孩子不敢还手，正因为中国孩子不敢还手，苏联孩子竟开心大笑起来。 这个场景极大刺激了肖军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文章，发表在《文化报》上。这篇文章的发表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也赢得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的赞誉。不错，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从打他们进入或占据东北以来，他们的疯狂掠夺和强奸东北妇女极端无耻的野蛮行径，早已引起公愤，没人在心里还把他们把当作友人。令人十分震惊的是，肖军却被扣上“反苏”罪名受到严厉批判。 正因为侮辱人的是苏联，我们就该心甘情愿接受侮辱？自己民族的尊严就一钱不值了吗？这不就等于承认苏联是太上皇，而我们是它的臣子、是它的奴隶、是它的奴才！中国人能活得这么下贱吗？我们让他踢了一脚，再把脸挨过去让他再给一个耳光，这叫友好？ 塞克和肖军既是朋友又同在延安朝夕相处，他能随声附和对肖军落井下石么？宁庄之可能知道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有它的渊源。据塞克说，肖军在延安也没有低三下四过，从他个性说，他也不在乎刘芝明会把他怎么样！ 李教导员（是文艺系的专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主持批判会，他见几位上级领导没有发言，他理解为，是来听听这些革命青年对肖军“反苏”的看法的，可是人们都在下面小声议论，却没有举手发言，文笑寒坐在几位首长近处，李教导员看到文笑寒，想起了他来学院第一天，他就听了他向全院的报告：北平当局如何镇压和屠杀流亡关内的东北同学，造成震惊中外的“ 7 · 5 惨案”（ 1948 年 7 月 5 日 ），报告结束，群情激奋，高喊打进关去，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阎宝航院长热情地和文笑寒握手，宁庄之过来拍拍他的肩膀，高兴说，你报告的非常真实，类似的惨案我经历过，你是好样的。这几个镜头李教导员还记得清晰，鉴于批判会的冷场，李教导员想要文笑寒发言表态，他启发式的说，“你是学文的，你一定知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啥意思。”文笑寒站起来（坐的是马扎子）只说，“我的大学没念多久，在座的学历都比我深，还是让别人说吧。”李教导员的脸色有变，说话声音没前时温和，他可能认为文笑寒当着上级的面推诿不答，会让上级觉得自己无能，于是他把事情“原则”起来（在以后的生活岁月里这种情况就屡见不鲜了）。他说道：“组织上让你回答问题，就应该回答，任何人都不允许和组织讨价还价，这是非常严肃的组织纪律问题。文笑寒，你能回答吗？” “请允许我解释清楚方才我说的话，我丝毫没有不尊重您的指派，我真是觉得自己知识肤浅，怕说不明白而影响大家，好，我服从组织，我回答：肖军文章的题目是引自《礼记·曲礼上》，意思大概是对方非礼，我们就该做出相应地反应。” 李教导员想了想，问：“非礼的具体意思是什么？”这一问好象让几位首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都把目光投到文笑寒的脸上，一屋子人也在估摸文笑寒怎样回答。 文笑寒郑重地回答：“抽象说，凡不合乎人之常情、常理的言谈举止都属‘非礼’。作家肖军的这篇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谈‘非礼’：对方打你、骂你、欺负你、侮辱你、蔑视你等等，你却任其如此，而不敢对等反应也属‘非礼’。因为这也不合乎常情、常理。” 文笑寒在回答过程自己有种“闯关”的感觉，但一屋子人却给了掌声，连几位首长都含笑点头。李教导员大声问大家：“肖军是不是“反苏”？” 没想到性格倔犟的诗人塞克，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也大声说：“一个作家为自己国家的孩子受辱而鸣不平，为自己的民族尊严喊出正义，这怎么就成了“反苏”？如果，中国孩子被打死了，我们不能抗议么？就因为是苏联人造成的，我们就必须装孙子，连个屁也不能放？否则，就是“反苏”，或者，就是反革命！真是岂有此理！”塞克说罢，对李教导员质问：“请你告诉大家，中国人是不是只能喊斯大林万岁或是喊乌拉，否则，就是“反苏”？”塞克狠狠把门砰然一摔，拂袖而出。 六 这可让李教导员太栽面子了，他恭恭敬敬地看着阎主席，期求给拿个主意，阎主席说：“这样吧，会开到这儿结束吧。” 李教导员当即宣布批判肖军大会结束。然后他陪首长去了办公室。 公道说，李教导员是位好领导，平素对大家挺亲和的，不是一张口就是马列的那种人，他知道来辽北学院的绝大多数是“国统区”的大学生，放弃学业投身革命，这是进步，也是对革命理想的信仰。据说阎宝航主席和他讲过，要求李教导关心青年，爱护和保护青年们的革命积极性。能勇敢地和国民党斗争，又毅然决然地冒着危险投身革命，这就是人之大节，这是很有希望的一代。李教导也是遵循首长的要求，只是文化欠缺点，再说批肖军是东北解放区上层布置下来的，他是抓思想工作的，也就得有那样的情绪和态度。 阎宝航主席还是第一次在解放区参加批判会。偶尔听过几位老同志讲过 1942 年延安的整风，说那时肖军和很多诗人、作家都受到批判。当时阎主席因忙于自己的特殊使命，没怎么理会整风的事。现在经过《文化报》的介绍，才知道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肖军就被指名道姓地批判过；但不知道究竟涉及到什么问题。现在因《来而不往非礼也》一文展开对肖军的批判，硬定“反苏”罪名，实在是毫无道理。但他不能公开这样表态，自己长期在国统区上层社会，被历史定格为周恩来的“眼睛”，对解放区的这种批判方式可以说根本不了解，对批判内容和对批判对象的背后是否有某种政治背景，他也十分陌生。他对这位来自延安的李教导员不了解，也谈不到认识，只是和他谈过几次话（他不参与学院中层以下的干部安排）。所以对李教导员掌握批判会的失败，不仅没说他什么，还非常亲切地说：“对事或是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好事；认识事物总需要一个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当领导的要有耐心要会宽容。讲道理至少要心平气和，这么多青年人可以说抛弃了一切，一心投奔解放区，不就是为了革命事业么？我们得好好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不要因为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不够妥切，挫伤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不了解其它地方是否还在搞批判肖军，但，在辽北解放区的辽北学院，反正没有继续批判，也就是不了了之。“不了了之”是有充分理由的。辽北的四平正处在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的中心地段，上上下下都在积极准备战前的各项工作，没有时间也没精力搞批判；国民党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不时挥军袭击沈阳周边城镇，曾多次轰炸四平地区，辽北省委和省政府决定：把辽北学院转移到四平东北的梨树县。自然，也没人顾得上对肖军的批判，再说，即便执意要批判，辽北学院也没人支持这种奴性十足的批判。而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东北胡作非为、野蛮强横、无耻下作，我们不但不给予限制和抗议，反而不仅听之任之（客观上是怂恿），严重的是对此反对者却被斥为反苏，这就是非颠倒了，明明是苏联人蹂躏我们的尊严，我们还要口口声声称其为苏联老大哥，奴颜婢膝！是肖军小题大做吗？还是中苏之间根本不平等？而维护民族尊严竟是一种罪过！所以，肖军去哪了？可能流放、可能做苦役，或是到什么地方改恶从善去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见其身影了。（历史证实，他被赶进矿山接受改造，多年后，他写出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东北全境解放后，辽北学院解散了。这样人员也都有了大变动。让人相信，人的生活历程确非主观可以设计，几乎没有人知道将被现实塑造成什么样子。从 1949 年元旦小规模的舞会后，宁蕙和她父亲好象离开了辽北地区，文笑寒也调离辽北而进入辽西文工团。不知是疏忽还是彼此认为没有必要，文笑寒和宁蕙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再联系的地址或其它任何信息。这就等于说，两个人都在人生陌路上。在陌路上最容易消失的好像就是人与人擦肩而过的那一瞬。 文笑寒所在的辽西文工团是在锦州。当时，还能从战争的废墟中闻到还没有散尽的硝烟气味。来到新环境，文笑寒很兴奋，觉得自己的足迹也留在战火纷飞的辽西大地，在辽北辽西千里茫茫雪原上，那脚下咯吱咯吱踩雪声，经常在他耳边回响。那是他的人生难以忘怀的纪念。不过，锦州也给他留下另一个纪念，那是一年前即 1948 年的 7 月。 1948 年 7 月 23 日 ，文笑寒离开清华园坐上了由北平开往锦州的火车，在火车上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的挚友的诗人王明希。在车上他们都少言寡语。王明希比文笑寒年长 6 岁，一看就是个老练成熟的男人，而 18 岁的文笑寒依然是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学生模样；幼稚、单纯、毫无城府。 车到锦州已是夜色四合，锦州车站前却是灯火闪烁，特别是小商贩摊的瓦斯灯（ gas ）在夜风中摇晃着小火苗，一窜一跳的，配合着各种叫卖声，成就了灯火中特殊的一景。文笑寒和王明希被人群涌出车站后就谁也见不着谁了，实际上是文笑寒趁人群拥挤的时候，有意摆脱了王明希，因为他不了解王明希的身份。清华同学告诉他，每时每刻都要警惕身边的人，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危险。特别是在锦州地界，一条大凌河分开两个天地（大凌河铁路大桥已被炸断，导致锦州至沈阳线铁路中断），大凌河西岸有国民党的封锁线，东岸的北部分就是解放区，两军对立双方有个口头协议：允许两岸百姓、过往客商和探亲访友者来去自由。尽管这样，文笑寒一听封锁线心里就觉得它类似鬼门关。 文笑寒一挤出车站，就跑到理发馆改换了发型，又去小吃店吃了点水煎包，走进交通旅店（因为一清早才有马车去大凌河）。没想到王明希正在登记住宿，王明希一见文笑寒就亲切说，“咱俩住一间吧，一是安静，还能有个照应，明早还得起个大早，相互提醒点儿，别睡过头误了事。” 文笑寒对王明希稍作打量，点点头说，“好吧，今儿个真累了，我可能睡得挺沉，别忘了到时候喊我。” 王明希笑笑说，“放心吧，小老弟，我一看就知道你去哪儿。” 文笑寒一机灵，笑笑，“你会知道我去哪儿？天方夜谭！” “这还用猜呀，谁这时候跑到大凌河探亲访友？” “那，你哪？” “当然是过大凌河喽。” “你也去沈阳？” “我困了，不和你多说了，反正我们一路同行！” 两人一夜无话，文笑寒迟迟不能入睡，心里老问：王明希是何许人也？他一点不摸底。 第二天天还没亮，王明希把正睡得香的文笑寒推醒。 文笑寒嘟囔一句，“天还没亮呐。” “起吧，马车集市（去各城乡拉脚的马车都在那里）离咱这有二里来地，我打听了，几天前下过雨，路不怎么好走，咱们早点去，赶上头拨车，到大凌河也得九点。” 他们果然坐上头拨马车，有几段路面还有泥泞，一车坐十来个人，两套马的马车就是跑不起来。路程并不怎么太远，马却拉的挺费劲，让赶车的坐车的也感到很累。 文笑寒坐在后车沿，一个城里姑娘挨着他挤在后车沿。姑娘穿的挺时髦，白绸短袖上衣，下身是浅绿色裙子，脸上有淡淡脂粉，唇红似有似无，只是有种香水味儿从她身上飘过来，这让文笑寒心里特烦。 也许这位姑娘觉察到文笑寒有点讨厌自己，转脸和王明希攀谈起来，也无非是哪儿来哪儿去，是在读大学还是已经上班了？看起来谈得挺投机…… 到大凌河后，这位姑娘对王明希和文笑寒很诚挚地说，“大家都饿了，我高兰请二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