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泰山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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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7 ） 查收入 
我和李玉（1985年，圆明园）
在这次 “ 清理整顿 ” 之后，张福森曾召集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公司开过一次总结会。京海的王洪德在会上说： “ 我们这些民办企业，就像一个婴儿，已经从娘胎里生出来了，想把我们再塞回去，没门儿！除非把我们掐死 ……”
话说得有点糙，但说出了大家的真实感受。
到 1985 年 5 月底，对我们四家公司的调查有了初步结论，写出了调查报告。 6 月中，调查报告递交给中央。孟志元在文章中说，报告对四家公司是基本肯定的。我相信这是海淀区和北京市的基本态度。但 “ 上面 ” 确实有人把我们，特别是把四通看成洪水猛兽，想把我们 “ 掐死 ” 。
若干年后，在赵紫阳公开赞扬四通之后， “ 上面 ” 还有一位大佬，当我的面，用威胁的口吻说： “ 要摁死你们，不就像摁死一个蚂蚁一样！ ” 在背后，则蛮横地说： “ 像四通这样的公司，要限制！ ”
在 1985 年的 “ 清理整顿 ” 中，我们确实面临被 “ 掐死 ” 的危险，是地方政府的力保，也是我们据理力争，奋力突围，才渡过了这次难关。
在张福森召集的那次总结会上，我谈到了我们被清理整顿的五个方面。李玉说，那次讲话 非常精彩 ，可惜已经找不到文字记录。现在我只记得：这五个方面是指收入、税收、物价、外汇和信贷。
那一年，我们经历了过五关的严苛考验。
我们这些民办公司的薪水高，是引发 “ 红眼病 ” 、被告状的一个主要原因。汪德昭在告状信中，就说四通 “ 一九八四年分红利每人达万元以上 ” 。
在调查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四通，有这样几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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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 ” 即北京四通总公司， 1984 年 5 月成立，是一部分在职科技人员与海淀区四季青乡合办的联营企业。现有 87 人，其中正式调来 9 人，占 10.3% ；知青 26 人，占 29.9% ；其他单位在职人员 52 人，占 59.8% ；其中科技人员 35 人。经营活动主要由总经理万润南和副总经理沈国钧负责。万润南同志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工程师，今年 3 月正式调离科学院，他是中纪委书记李昌同志的女婿。沈国钧同志原为科学院计划局工程师，于今年 4 月正式调离科学院。
公司成立时四季青乡提供资金两万元，该公司主要依靠贷款开展经营，先后从海淀信用社贷款 2479 万元，截止 1985 年 3 月底，尚欠贷款 1539 万元。去年与持汇单位通过购买、联营、借用等方式共获得外汇 475 万美元。该公司去年主要是经营计算机的外部设备，并开发打印机的汉字应用，截止今年 3 月，营业额 1462 万元，盈利 198.9 万元。
关于反映四通、中科和科海有倒卖的问题，调查发现，从国外进口高科技产品销售给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国家部委，均是这些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也是正常的经营内容。其中，四通公司经营销售的进口商品，是通过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的进口手续，销售方向也是营销给科研单位，不存在倒卖问题，更没有发现倒卖汽车的问题。
公司人员的薪水比较高，按 1984 年共有 47 人计算，月薪人均 352 元，年终分红人均 1364 元，最高的分红 4000 元。如公司副总经理沈国钧，原为科学院计划局工程师，现在月收入 800 元（包括工资 240 元，奖金 60 元，补贴 500 元），从 6 月至 12 月共发 3615 元，加上年终分红 4000 元，共 7615 元。 这个年薪水平在当时同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比起来，收入差距是比较大的。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确实对大院、大所科研队伍的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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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在说四通 “ 公司人员的薪水比较高 ” 时，报告举 “ 副总经理沈国钧 ” 为例，却漏掉了 “ 总经理万润南 ” 。是故意疏忽吗？当然不是。有一个可能让你们难以置信的事实：在我正式辞职、把人事关系转到海淀区之前，也就是从公司开张，到一九八五年三月，调查组进驻之前，我这个 “ 总经理 ” ，没有从公司领一分钱薪水！
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说明，办公司，不是我的人生规划。我是受人之托、我是帮忙、我是跑腿、我是客串。而且，我也很清楚，将来要出事，就出在拿钱上。我当时就对老沈他们说：只要我不拿钱，你们拿多少都安全，因为责任可以由我来扛，你们的报酬是我定的。年底分红时，老沈给我也分了 4000 元（不是汪德昭说的万元之上），当时我在美国，并不知情。回来后，李玉把这笔钱退回去了。
当这场风暴来临的时候，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条件可以选择 “ 全身而退 ” ，但我没有。相反，我选择了破釜沉舟、落草为寇，客串串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当时引起的振奋，可想而知。
我相信，调查组也有一分感动。进驻时，赵陆没有用正眼瞧过我，也没有和我搭过一句话。现在，他找我谈话了。
一开场，他就调侃我： “ 那三个公司的总经理，都是上级任命的。你这个总经理，是谁任命的呀？ ”
我也用轻松的口吻： “ 我这个总经理，是我自封的啊！ ”
赵陆相当善意地说： “ 你们，还是很谨慎滴 ……”
我无言以对。他拉高了腔调： “ 但是，你们应当谨慎！ ”
“ 那为什么呀？ ” 我平静地反问。
“ 啊！ ” 他声调又高了八度，几乎是声嘶力竭： “ 国营企业要烂，是肉烂在锅里；你们要烂，就烂到你们自己的腰包里啦！ ”
我只能无语：唉，什么逻辑 ……
对于外界说四通的个人报酬过高，我并不以为然。我说： “ 首先，我们是泥饭碗，没有大锅饭。个人分配必须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干得好才有饭吃，干不好就得挨饿。吃得好一点，有人来攀比；挨饿的时候，还有人来攀比吗？ ”
“ 我们民办企业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退休保障、没有住房补贴，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单拿 ‘ 薪水 ’ 这一块来和国家单位比较，这对我们不公平。 ”
说到 “ 公平 ” ，我说： “ 平等的收入并不公平。不同的劳动，创造了不同的效益，却不能得到不同的报酬，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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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8 ） 罚税款 
我和储忠（1985年，泰山）
高薪，是引来告状的主要原因，也是这次 “ 清理整顿 ” 的主要内容。这个问题好解决，虽然我们说得理直气壮，但在心理上，应该顾及左邻右舍。四通暂时把大家的报酬砍掉了百分之四十。这件事，对公司将来的发展影响不大。也有个别人因此离开，离开就离开，这样的人早晚会离开，早离开比晚离开好。
其它四个方面的问题：税收、物价、外汇、信贷，对我们而言，却是伤筋动骨的四把刀，而且刀刀见血。
据说， “ 上面 ” 有人问调查组：四通去年赚了多少？
答：一百多万。
“ 上面 ” ：罚他们一百万，把他们罚光！
在调查组里，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大有人在，他们也看不惯 “ 上面 ” 的蛮横和无理。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他们悄悄向我们透露了 “ 上面 ” 的旨意。
罚款需要理由，第一招，就是查税。当时所有的公司都要缴一种税：营业税。税率是营业额的 3% ，我们一分钱也不会少。 1984 年，在中关村一条街上，惟独四通还要缴另一种税：所得税，因为我们是乡镇社队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很高， 55% ，因为四季青当年蔬菜任务完成得好，政府给予减税 20% 的优惠，所以四通要按利润的 35% 缴纳所得税。
将近 30 万元营业税，我们缴了；将近 50 万元所得税，我们缴了。我当时还对大家说，不要怕贡献大，这是花钱买安心，花钱买安全。应该说，在照章纳税这一点上，四通做得无可挑剔。
但遇到存心要整你的主儿，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四通自己没有外汇，为了做成生意，要找有外汇额度的单位合作。合作的潜规则是，每使用对方一美元外汇额度，要以 “ 利润分成 ” 的名义给对方一元人民币。
问题就出在 “ 利润分成 ” 这个名义上了。
1984 年，我们使用了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 123.2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按合作协议，我们给对方转账了 123.2 万元人民币。理所当然，这 123.2 万元人民币，对我们来说，是经营成本。
调查组却说我们不该把这 123.2 万人民币摊入成本，因此漏税 36.96 万元，必须补缴。
我们争辩：要纳税，那也是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事情。谁得利，谁纳税，天经地义。
他们 “ 歪理 ” 十足：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家单位，罚他们，是把钱从国家的一个口袋里，转到另一个口袋里，那有什么意义？！只有罚你们，才能增加国家收入！
我咨询万老。他说：当时协议上没有说清楚利润分成是税前或税后，现在他们要按税后分成来处理，我们就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只好认罚，补交了 36.96 万元的税款。
这种一次性的罚款，算花钱买教训，不至于影响我们的长远发展。
但 “ 上面 ” 要再罚我们一百万，于是，他们又从物价着手，找我们的麻烦。这一回合，非常凶险，如果这一次认了罚，就是断了我们今后发展的活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
事情是这样的，调查组在报告中认为： “ 四个公司普遍存在擅自定价违反物价政策的问题。商品一般加价 20% 至 60% ，有的加价还高些。如四通公司去年进口 1300 台 M-2024 打印机，每台 500 美元，加上关税等费用每台成本合人民币 1800 余元，自定销售价格每台 4100 至 6900 元，已销出 986 台，盈利 171 万元。”
和我谈物价问题的，是北京市物价局的一位年轻官员。他说：你们在 M-2024 打印机的销售中违反了国家物价政策，要罚你们一百万。
我说：同样的机器，为什么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的公司卖 9000 元是合法；而我们卖 不到一半的价钱 却是非法？更何况，其中还有我们开发的软件，难道软件不值钱？
物价局官员：因为他们是部级单位，自己有定价权，所以他们卖多少都是合法的。而你们没有定价权，商品定价必须由我们北京市物价局来规定。
我：那你们的规定又是什么？
官员：按照国家一、二级批发站的规定，加费率不能超过 10% 。 M-20 24 打印机的成本是 1800 元人民币，合法加价不能超过 180 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即是非法收入，应予罚款没收。
我：我们每销售一台打印机，给提供外汇的合作者就要分成 500 元人民币，加价却不许超过 180 元，这 500 元还不许摊入成本。而且，我们钱是借来的，房子是租来的，贷款要付利息，房子要付租金。就算我们不吃不喝，做得越多，赔得越多，这让我们如何生存？
官员：这就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了。
我：如果国家要我们作贡献，我们可以把赚到的钱都捐给国家；但是非要说我们是非法收入，是罚款，我们绝不同意。我们不能花钱买不光彩。
这位年轻官员动了恻隐之心：万先生这么讲，我们就不好意思啦。然后悄悄和我说：罚你们 100 万，是 “ 上面 ” 的意思，我们只是 ……
他递过来罚款单，我拒绝签字。
在物价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易妥协，因为一旦同意他那个 10% 的加费率，把我们罚得倾家荡产是小事，还意味着今后根本就没法做生意。明摆着，这是逼你关门。
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到 1985 年 9 月 25 日上午，我和王安时最后一次去北京市物价局，才谈成了妥协方案：今后的物价，由我们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定价后报备北京市物价局，物价局不提出异议，即为合法。但我们要上缴 50 万元，作为以前没有及时向物价局报备的罚款。这就给我们今后的发展留了一条生路。
据说， “ 上面 ” 对物价局的处理结果大怒： “ 让你们罚 100 万，为什么只罚 50 万？ ” 物价局拒绝再找我们的麻烦。于是， “ 上面 ” 找到外汇管理局，要他们来再罚我们 50 万元。
本来，我们不是涉外单位，外管局管不着我们。而且，我们已经按税后利润分成补缴了税款。如果要罚，也应该罚那些不当使用外汇的单位。更何况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留成外汇这样使用的，后来的政策不允许了，也不应该用现在的政策去规范以前的做法。他们的理由同样荒谬：你们是民营企业，不罚你们罚谁？是的，在政府眼里，国营单位是亲儿子，民营企业是野孩子。亲儿子和野孩子一起犯了错，当然要责罚野孩子。
问题是，无论是亲儿子还是野孩子，当时我们并没有错。老沈陪我去应对外管局，他们悄悄告诉老沈，这是 “ 上面 ” 的意思，他们也没办法。
很无奈，我们又缴了 50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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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9 ） 抽银根
楼叙坡（1985年，山东曲阜）
雪上加霜的是， “ 上面 ” 要抽我们的银根，切断我们的资金链。
一个企业是否健康，关键是看它的现金流（ Cash Flow ）。企业现金流的循环，好比人体的血液循环。如果把一个人的血液抽干，这个人还能活命吗？同理，如果掐断了一个企业的现金流，这个企业就只能关门。查收入、罚税款、限物价、查外汇，都没有把四通整垮，这抽银根，是最厉害的一刀，它砍到我们的命根子上了。
四通的现金流，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时，从国家银行那里，我们贷不到一分钱，我们唯一的贷款来源，是一家农村信用社：海淀信用社。崔铭山和信用社的老祁是老交情，他们之间的合作在小崔加盟四通之前就开始了。那时候小崔在科学院发育生物所的劳动服务公司。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是月息 7.2 厘，要比国家银行的 6.6 厘高 10% 。四通先后从海淀信用社贷了约 2500 万元。到 1985 年 4 月调查组进驻时，尚未归还的，还有 1500 万元的贷款余额。
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一个企业的贷款额度不能超过其注册资金的二倍。四通成立注册时只有四季青提供的 2 万元。明摆着，我们不可能再贷到新的资金了。
这 1500 万元，是四笔半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 7 月份到期 200 万元， 8 月份要还 300 万元， 9 月份和 10 月份各有 500 万元贷款到期。只要其中有一笔还不上，政府就可以派人来接管、清理四通的资产。所以，其他公司的调查组先后都撤了，在四通的调查组一直到 1985 年 11 月 7 日才撤，我想，他们是在观察四通的还贷能力，或者说，在等待取缔四通的机会。
结果让他们失望了，这四笔贷款，我们居然每一笔都如期还上了！但这背后的艰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胜唏嘘。
四通超强的行销能力，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逼出来的。在 1985 年 5 月 6 日 的公司会议上，我曾提出年销售 目标是 2500 万元，日销售额不能低于 9 万元，就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结果我们做到了，甚至做得更好， 1985 年我们的年销售总额，超过了 3000 万元。
做生意其实很简单，就两件事：一是买，二是卖。这是一位哈佛的末等生说的。
在《哈佛学不到的学问》一书里，曾有这样一则故事：两位哈佛毕业生，若干年后在街头相遇了。一位是当年班上成绩最好的优等生，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白领；一位是班上成绩最差的末等生，现在是成功的企业家、百万富翁。优等生问末等生：当年在班上没看出你有这两下啊，说说你怎么做的？
末等生嗫嚅道：其实很简单，就是把 2 元钱买来的东西， 5 元钱卖出去 ……
在四通，这两方面，都有超一流人才。王安时会买，崔铭山会卖。进什么货、要 2 元钱买得到，需要智商和精准的市场眼光；要 5 元钱卖得出去，需要情商，需要一般人学不了的“行为艺术”。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崔铭山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抓门市销售，还驾着大篷车到全国各地搞展销，不仅把货卖出去了，还为四通建立遍布全国的销售网开了先河。
但是，再怎么会卖，到货、出货需要一个周期。资金链还是有短缺，当时为了渡过难关，我们到处借钱。万幸，我们借到了两笔救命钱。
那时候，我到处寻找可供短期周转的资金。当时，清华校友沈如槐刚接掌康华公司。康华答应可以为我们银行贷款作担保，但要收 1% 的担保费。担保费好说，问题是那时候没有一家银行能給我们贷款，所谓同意担保，不过是一个空心汤团。
我和李文俊去找四季青信用社。我至今还记得信用社小林那种带嘲讽的冷冰冰的目光：“你们这样的大公司，我们小小的信用社，哪里配得上给你们贷款？”
气得文俊黑了脸拉着我转身就走。是啊，文俊的哥哥李文元，一乡之长，因为四通的事情，正在做检讨，至今还没有过关。
熟门熟路的，我们找遍了，没有借到一分钱。无意中遇到两位陌生朋友，却帮了我们大忙。
清华校友叶延红，是印甫盛和刘菊芬的好朋友，逢年过节，我们三家常在一起聚会。老叶家住在石油大院。叶延红听说我们到处在找资金和外汇，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海洋石油测井公司非常有钱，也有外汇额度，建议我们去找一下公司的段总。
我们结交的第一位陌生朋友，叫 段康，海洋石油测井公司的老总。
1985 年 7 月 9 日，我和李玉去他们那里谈合作，这是我和段总第一次见面。之前，李玉曾找过他一次。我介绍了四通和准备开发的项目。然后我说：“我们有技术、产品和市场，你们有资金和外汇，两家组成联营公司，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段总表示非常有兴趣，希望我们进一步提出可行性分析、市场预测和经济效益概算。我一口答应。
我说：“合作是一个过程，尤其涉及到外汇，从立项、论证到批准，周期很长。我们可以先从人民币合作开始，作为将来大项目合作的准备。”
段总说：“人民币合作简单，我就可以说了算。你说吧，怎么合作？”
我非常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样，你们拿 1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三个月，我们按月息 1.2 分（是银行借款利率的 2 倍），给你们分利 3.6 万元。”
段总二话不说，打开抽屉，拿出支票本就签字盖章。
当我把 100 万支票交给万老时，老头很激动，这可是雪中送炭啊。四通账上差不多已经被罚空了，这个月到期的 200 万还贷，还没有着落。当月销售收入估计能有 100 多万，这天上掉下来的 100 万，正可解燃眉之急。
很不好意思，我们从段总那里拿走 100 万元支票时，连个收条都没有打。三个月后，段总如数拿到了 103.6 万元。从此，段总成了我们的铁杆朋友，每年周年庆典的贵宾，直到 1989 年……
我们遇到的第二位陌生朋友，叫 宗祥厚。他登门到四通来，是要推销他压在手里的一批黄卡其布休闲裤。他可能是楼叙坡介绍来的，这位姑奶奶，常常有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据说，宗是总后一位副主任的女婿，路子很宽。我问宗，能帮了短期融资吗？他一口答应，还留下了他的联系电话。当时北京市的电话号码还是 7 位数。我至今还记得，他家的电话号码是 8147926 。
不是我的记性多好，而是因为楼叙坡当时开了他一句玩笑：“老宗，你这个电话号码不好，想办法换一个。”
他一脸疑惑。姑奶奶说：“你自己听听，多不吉利：爸已死，妻走儿溜。你也太惨了吧？”
大家哈哈一笑。他的黄卡其布休闲裤，四通人包了圆。我也和大家一样，买了好几条。后来大家都穿它上班，戏称这是“四通裤”。
宗祥厚果然厚道，三天以后， 8147926 回了电话，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如约前去，他带我到一家部队办的公司，好像叫新兴公司，公司的老总是张竹桥。张总和我寒暄了几句，便点点头，说：“具体事情，你去和小宗谈吧……”
我大概天生了一付见了就让人放心的那种面相，否则很难解释段总和我第一次见面，就肯借 100 万；张总和我见面几分钟，就答应借我们 300 万！有人说，这叫“面善”，相书上说：“相由心生”。应该是“心善”所以“面善”吧？但也不尽然，后来张竹桥对我说：“其实，我已经在一旁观察你们很久了……”。
宗祥厚和我谈的借款条件不算厚道： 300 万，借款三个月，利息 30 万。
我回来和大家商量，连一生谨慎的万老都认为可以接受。因为 9 、 10 两个月我们分别要还贷 500 万，总额 1000 万，这 300 万，真可谓大旱时遇到了及时雨。
到年底，四通账面上已经相当宽裕，我们非常从容地还了新兴公司 330 万。据说，这次合作，让宗老兄很有面子。后来他去了日本，我流亡到巴黎之后，还有过一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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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50 ）真小人 
王鹤寿（1909—1999）
四通连闯五关成功、泰山压顶而不垮，感动了许多人，许多内心光明、心地善良、为人正派的好人，但不包括“小人”。在处理四通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提到的那个蛮横无理的“上面”，不是泛指、也不是虚指，而是实指。我一直没有点穿，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了：这个人，是王鹤寿，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人”。
王鹤寿是当时中纪委的常务书记，李昌的顶头上司。他把整四通当作整李昌的机会，用心之恶、出手之狠，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为此，李昌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在中纪委，李昌经常和王鹤寿意见相左。最激烈的一次争论，发生在 1983 年。关于是否开除雇工党员党籍的问题，在中纪委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王鹤寿等多数人坚持要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唯有李昌不同意：“短短两三年内，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广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顾去坚守某些教条。”后来李昌回忆说： “中纪委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我虽然陷于孤立，但一直坚持不能开除雇工党员。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
一直吵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没有直接表态支持李昌，而是建议暂缓讨论，等两年再说。
这一缓，救了一大片。后来黄华说：由于李昌的坚持，国内至今还没有一例企业家党员因雇工超标而被开除党籍的事例。
虽然我们通过了严苛的“清理整顿”，但在此后中纪委下发的关于“干部子女违法乱纪”的文件中。我依然榜上有名：“万润南：李昌同志的女婿”；罪名：“经商办企业”。
1986 年初，两会期间，李昌因为四通的问题受到与会代表的密集攻击，他终于病倒了，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和李玉去医院探病，老人家有点无奈：“唉，你们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大？”
如果说，在党员雇工问题上，是因为观念不同；在四通问题上，是恶意整人；后来在胡耀邦的问题上，王鹤寿无耻告密、卖友求荣，就是典型的小人嘴脸了。
延安时代，胡耀邦、王鹤寿和陶铸号称桃源三结义。 1987 年，在逼胡下台的风波中，胡曾对自己当年的的“铁哥儿们”王鹤寿说了句心里话： “这儿皇帝，不好当啊……”
结果王鹤寿转身就到邓大人那里去告密，成为促使邓下决心拿下胡耀邦最关键的临门一脚。
所以，在 GCD 高层，王鹤寿也被公认为是“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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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