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她是带着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走的……”这是我4月11日代表家属在妈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致悼词。
3月23日。早晨7点多钟我刚上班，在阿州蒙城的侄儿打来电话，他让我赶紧给他在国内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弟弟打电话，有急事。我顿时被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一定是妈妈的健康出了问题。我电话打到弟弟的家里，是姐姐接的电话。和姐姐的通话中我知道妈妈昨天住进了医院，昨天（3月22日）是爸爸去世整整30年后的第1天。今年88岁的妈妈感到不适没几天，但住进医院时情况已很严重，腹腔胸腔都有积水，有一项标志恶性肿瘤的血象指标非常高。这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在弟弟家，他们在商量对策，并和我取得了联系。
接下来的几天。一开始医院的方案是先对症治疗同时确定肿瘤的部位。几天下来无论是从CT扫描片中还是各项检查中都无法确定肿瘤的部位也找不到癌细胞，对症治疗成了唯一的选择。这几天里妈妈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我一天两次跟国内联系了解情况。有一次打电话回去听见姐姐在哭，那天妈妈出现险情，医院正在抢救。
我心急如焚，让朋友帮忙办了加急签证，匆匆踏上归程。
4月3日。1万米高空，飞机以时速1千多公里飞向国内，但我感觉此时此刻的飞机就像一只爬行的蜗牛。机上座位很空，我一人占了三个位置。我安置了一个舒适的“卧铺”，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对妈妈的记忆像电影一样浮现在脑中。
那是在我儿时，清晨薄雾中，天有些冷，妈妈牵着我的手。
“你知道‘天有些冷’还可以怎么说？”妈妈问。
“我不知道。”
“可以说‘略有寒意’”妈妈说。
“要再冷一些呢？”我问。
“颇有寒意”
后来，我长大了一些，那时满大街的人都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妈妈下班回家会冒上一句“晚上回来鱼满仓”。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们喜欢上了集邮。妈妈每次下班都会给我们带上一包“大邮票”（纪念邮票），有国庆十周年的，有金鱼的，有菊花的，…
……
后来文革开始了……
后来文革结束了……
后来改革开放了……
后来我出国了……
……
4年前我回国探亲，全家人欢聚。弟弟和姐夫们兴致很高，白酒喝了一瓶又一瓶。妈妈把我拉到她座位旁，指着我对弟弟和姐夫们说，“你们怎么喝我不管，但你们不能灌他。”妈妈爱护我，对我重点保护。
想到这里我已不能自制，泪流满面。
4月4日晚。在通向重症监护病房的走廊上，从火车站直接赶到医院的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疾步前行。走廊的尽头站着一群人，那是姐姐弟弟和几个亲戚。姐姐迎上来对我说，妈妈的今天的精神要好一些，可能是早上姐姐告诉她我今天就要回来看她。妈妈今天多次睁开眼睛，而昨天她一直闭着眼睛昏睡。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病床前，妈妈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差得多。妈妈已完全不能进食，生命全靠鼻饲，输液和呼吸机维持着。硕大的氧气面罩捂着妈妈狭小的面颊，为防漏气，氧气面罩的边缘塞满了纱布，妈妈只露出一双眼睛。监护器一天24小时监视着生命的各个指标，心跳、呼吸、血压和血氧。妈妈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从她眼神中我感到妈妈认出了我。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妈妈嘴里嘟囔着，隔着氧气面罩，我清楚地听见妈妈在叫我的名字。我拿出儿子和女儿给奶奶的信念给妈妈听，这是儿子和女儿在我离美的前一天写的。妈妈的身体在扭动，像是要说什么。姐夫迅速摘下妈妈的氧气面罩，在场的人都清清楚楚听见妈妈喊了三声我儿子也就是她心爱的长孙的名字。我当即决定让儿子和因签证耽搁在美的太太同机赶回，那应是在4天之后，我们谁也没有把握妈妈是不是能撑到那时。在后来的几天中我们再也没听见妈妈说什么了。
4月5日，4月6日。这两天妈妈安静一些，几乎都在沉睡，偶尔会睁开眼睛。白天时间我基本都在医院，想多陪陪妈妈，把多年的亏欠弥补一些。坐在病床前，我心里很矛盾。我想让妈妈知道此时此刻她远在海外的儿子就陪在她身边，但又怕妈妈知道了会激动，会消耗她已十分虚弱的体能。有几次我甚至避开了妈妈的目光，妈妈的目光无望、无助。我仔细端详着妈妈，妈妈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时而激动，时而平静。我相信妈妈这时是有知觉的，她也许正在回顾她的一生。她也许想到了日寇的铁蹄践踏国土时她去乡下逃难；她也许想到了她二十岁时不愿做亡国奴去重庆大后方求学；她也许想到了日本人宣布投降那天同学们在学校操场上彻夜狂欢；她也许想到了4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中学生集会与国民党的军警马队对峙；她也许想到了49年春节前她去老家泰州参加解放区的工作，在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后一路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她也许想到了她在文革中遭受的摧残；她也许想到了她在90年代初和我们一家在美国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她也许在盼着和心爱的长孙再见一面；她也许……；也许，也许她什么也没想，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着人生最后时刻的到来。
医院方面找我们兄弟姐妹谈了话，妈妈的病确定为恶性肿瘤引起的多脏器衰竭，医生让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
4月7日。那天妈妈很烦躁，身体不断抽搐，两眼无神地睁着，目光弥散。下午6点半左右，监护器上标志生命的各个指标，心跳、呼吸、血压、血氧在几十秒内骤降至零，生命离妈妈而去，如决堤之水，无法阻挡。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妈妈床前，都在她老人家的身边。
摘除了氧气面罩的妈妈躺在病床上，神色安详，没有痛苦。这时我看清楚了，比之4年前，妈妈瘦了，妈妈老了。
4月8日。太太和儿子没能赶上见妈妈最后一面，他们赶到在天津新村的老居里妈妈的灵堂前向妈妈的遗像三鞠躬。那晚姐姐、姐夫、弟弟、弟妹都在，屋里一片静寂，此时此刻我们都真切地感受到，妈妈离我们远去了。
4月11日。妈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石子岗举行。按照妈妈的生前遗愿，后事从简。告别仪式的规模很小，只有我们家人和亲属以及妈妈生前工作过的南师大附中的领导和一些老教师共40多人。南师大附中的领导，家属和亲属分别致悼词。
妈妈和爸爸合葬在南京市郊的普觉寺公墓中，在分别了三十年后，他们又聚到一起，这次相聚是永久的，永恒的，永远的。
我的耳边响着一句话，这是出发前女儿给我做的生日卡片中不知从那儿摘抄来的。
“每一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