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医疗事业中的“毛式生产逻辑”
作者：老田
我的老家大体上消灭文盲，大致上是以我上学的年龄段为界限的，年龄比我大的乡亲中间文盲占据了绝大多数，年龄比我小的同乡中间，不识字的人就非常少了。这一决定性的区别，主要是在乡村教育中间引入一种低成本的福利生产逻辑而带来的，由于这一生产逻辑的应用和推广与毛泽东个人有着的密切关系，姑且命名为“毛式生产逻辑”。
我是1972年上小学的，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老家那个大队不容许有不上学的小孩，人人都必须上学。由于采取了这个“极端政策”，并且这个政策的执行面还很广，所以迅速就引发了原有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教师不足，教室不足，甚至连教材和作业本的供应都立刻紧张起来了。在通常情况下，缺乏足够的合格教师和教室，教育是无法开办的，但是，就是在这种非常规的情况下，“毛式生产逻辑”却能够运作。
因为没有教室，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坐在一个刘姓人家的祠堂里上课的，一年级学生朝前看，二年级学生朝后看，祠堂的主殿由于空间比较大，所以坐了两个年级，有两个老师分别对不同的学生群体授课。这个现象只持续了一个学期，等到暑假结束之后，我们就已经在新的教室里上课了。新教室的建筑也很简单，基本上不需要“硬投资”，木料和瓦都是利用旧房子拆下来的，土胚砖是大队利用水稻田“切”出来的，建房子需要的人工，包括木工和泥瓦匠都是大队社员中间的手艺人，人力物力都是就地取材，所以没有费什么事，新教室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第二个学期，我们大队1-5年级全体学生，都坐在新教室里头上课了。
老师很缺，但是乡下也还是有些识字的人，大队就让他们脱离生产劳动，专门当“民办教师”。很多老师实际上没有受到很正规的教育，按照老家的说法他们的文化是“漂”的（意思就是自学的）。当然，如果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是差的，教出来的学生的考试答题能力肯定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只要把一切预设的标准抛开，这个小学的成立和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还是很有价值的：小学教师从此开始了一个“边学边教”的“专业化”过程，而全大队的小孩都从此进入学堂进行连续五年的专职学习。中国成人识字率的急剧提高，就是这么来的。
我记得小学时期，只有最开始的那个学期领到了课本，此后就得依赖上年级的同学把课本遗留给我们了。因为课本很少有，所以我们每个学期交的五毛钱常常有剩余的，到了假期老师就一分一角把多余的钱退回给我们。今天回想起来，这个课本短缺固然反应了当时造纸业和印刷业很不发达，恐怕更反应了文革期间“毛式生产逻辑”快速推广带来的不适应：在小学教育快速扩张的同时工业生产系统完全缺乏准备。
在毛式生产逻辑之下，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短时期内实现全面覆盖，在低成本扩张的基础上进行低成本供应。我们上小学，没有任何学费，教室固然是大队投入人力从解放前的祠堂上拆下木料和瓦建起来的，老师原来就是农民，现在改行教书也没有工资开支，仍然在生产队里拿一份工分和口粮，参与每年的社员分配。因为建设成本和运作成本非常低，所以就不需要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我们上小学每学期只用交五毛钱，这是收书本费的，没有一分钱的学杂费。我上初中是每学期三块钱，高中是五块，这个里面大约包括一半的学杂费。
与毛式生产逻辑不同，今天的中国，在教育上还存在“资本生产逻辑”和“政府生产逻辑”。在后两种逻辑起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毛式生产逻辑起作用的空间，以及被彻底排除了。
教育上的资本生产逻辑，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教育市场化”，在这个逻辑下，教育的生产者以向学生收费的方式，来筹集兴办教育的资源。这一逻辑的要点是，预测未来若干年限内招生人数和收费水平的乘积，在考虑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贴现率）时，折合到今天的资金流量要大于投资数量。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投资100万办教育，他的起码要求是未来历年的学费收入，在扣除当年开销之后并计算贴现率之后，总和要超过100万，这样，投资教育才是合算的。
在现实的基础教育事业中间，真正的新投资是很少的，多数都是利用原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例如城市的重点中学等）作为依托，针对高收入家长设置一个高收费标准，对富人家的小孩免去或者降低入学选拔门槛。这样的运作模式基本上是武汉市中小学“教育市场化”的典型方式。
在大学阶段的教育中间，教育市场化的空间更为广阔一些。许多大学都为此设立了二级学院，这些学院基本上按照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热门专业”来设置科系，着眼于招生和就业方便――实际上也就是着眼于可能的“收费最大化”目标。笔者看到，很多二级学院的科系设置，实际上都是一九八○年代的“热门科系”，例如外贸、管理和计算机等等，这些专业在今天的社会中间，就业都已经极端困难了。可能这样的科系仍然能够吸引高中生的兴趣，或者与工农中间学生家长的对社会的理解和预测能够接轨，所以，依然是大多数二级学院设置科系的重点。从根本上来讲，“教育市场化”要面向人们对于教育的需要，要与人们投资教育的目标相一致，显然，这只能在与社会需要相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市场化的教育恰恰不能反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而是与人们的错误感觉，简单地保持了一致。这是市场化生存压力之下，教育生产者拒绝承担引导成本和风险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往往选择与过时的社会流行看法保持一致，以获得招生上的方便。从根本上说，这对于一个社会的教育生产和消费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费。
政府生产逻辑，在本质上与资本逻辑具有更多的共同性。政府开办一所学校，要以财政支出能力作为依托，包括新建校舍，雇佣老师等等。唯一不同的是，政府开办的学校，不需要以对学生收费作为生存条件。许多地方，特别是城市地区，为了减轻教育事业对于财政资源的要求，往往设置各种限制条件，缩小受益群体的覆盖范围，特别是强调本区财政支持的学校进进服务于本区居民的条款，在这一歧视性的政策下，受排斥的群体常常是农民工小孩。各个地区经常出台种种限制措施，对非本区居民收取各种名目的“资助费”“借读费”“择校费”等等。与市场生产逻辑类似，政府生产逻辑中间，也一样会对教育资源使用产生各种人为的限制。如果说，此种限制还与利润趋向关联度不高的话，那么，政府生产逻辑内部成长起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吸引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投入方面的作用，甚至已经带来了政府生产逻辑内部的革新者：他们需要引入市场生产逻辑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一九八○年代，强化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阶梯的作用，毛泽东时代的老式选拔人才的标准被放弃了。这一变革，急剧地增加了优质教育资源对于个人向上流动的价值，重点学校和上大学被视为“向上爬”的更好阶梯。因此，教育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就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原有的、由政府主办的教育系统中间，优质教育资源迅速具备了很高的市场价值。我们看到，今天城市（包括部分乡村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率先实现了市场化。虽然政府未必需要通过向学生进行“高收费”来增加收入，但是这一部分收入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掌握者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的。又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掌握者在制定教育政策中间，往往具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我们看到中国的“教育市场化”就是从“政府生产逻辑”内部的金字塔顶尖部分发生、发展并壮大起来的，迄今已经成为吸纳学生家长金钱的主要“提款机”。政府生产逻辑和市场生产逻辑就是这样“相生而相成”的。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基础教育的市场化，仅仅是增加了优质教育资源掌握者的金钱吸纳能力，本质上对于社会需要缺乏任何程度和性质的响应，这一部分市场化的结果是：以降低或者拆除高收入人群后代的入学门槛为条件，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到优质教育资源掌握者手里，最终的后果是把收入多少作为一个选拔标准引入教育再生产过程：优质教育资源更多地向高收入群体开放。
大体而言，毛式生产逻辑的限制条件是最低的，只要有基本的人力资源条件，就可以广泛地开办，普及性最高。政府生产逻辑和市场生产逻辑在优质教育资源部分，是相互连通和转化的，运作的逻辑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后两者与毛式生产逻辑都是相互排斥的，三种不同的逻辑要求有不同的运作基础，毛式生产逻辑要求一个集体经济或者可以进行高度分工的共同体作为依托，乡村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基础教育就无法继续运作在毛式生产逻辑上了，农民负担就跟着政府生产逻辑和资本生产逻辑而水涨船高了，最终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成为一种排斥性的社会机制，导致农村小孩大量失学。以此而论，只要是社会条件转向政府生产逻辑和资本生产逻辑，毛式生产逻辑就往往无法运作了，这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间，看得非常清楚。
从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兴废过程看，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与资本生产逻辑的基础是不同的。今天，中央政府认真地在乡村推广合作医疗事业，并由财政给予大量补贴，在笔者老家，合作医疗事业的要求是农民按一个家庭为单位参加，人年均出15块钱，此外，由政府财政补贴40元。可以提前预言，这一事业，由于集中的有限资源无法满足医疗系统的欲壑，农民居民患病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资金支持，在此条件下什么人优先取得支持，就成为管理机构的一个选择权了，这不可能不发生普遍的腐败并降低人们对这一试验的信赖和支持。因此，绝无可能取得广泛的成功。
反观毛泽东时代，在毛式生产逻辑的支持下，乡村赤脚医生本身由大队里的农民担任，只要具备基本的培训和起码的西药，就迅速开办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合作医疗事业，以不到全球1%的医疗资源，覆盖了22%的人口。毛式生产逻辑的关键是，基层三级合作医疗体系不是按照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来运作的，赤脚医生在事实上也不能以追求高收入为目标。当时，看一次感冒，私人负担的费用是五分钱，赤脚医生要上门三次进行青霉素肌肉注射，此外还有几天剂量的口服药品。集体和国家财政，需要补贴的仅仅是有限药品采购费用，按照今天的家价格水平估计，国家仅仅需要补贴大约十元钱，就足够全国农民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需要了。但是，由于医生和医疗单位都以最大收入为追求目标，即便是把补贴水平提高十倍，也不可能满足这个高度商业化医疗系统的需要了，因此，今天的合作医疗事业必定不可能成功的关键：在于农民个人和国家财政加起来的有限财力无法满足医生和医院的“发财需要”。从医疗事业看，毛式生产逻辑的成功之处，在于排斥了把福利事业作为个人发财需要来看待的可能，并且在制度上作出了有效的安排。
毛式生产逻辑欲政府生产逻辑和资本生产逻辑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条件不一样，为政府生产和资本生产准备社会条件的取向，都是否定和破坏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的，因此需要加以限制和否定，甚至是进行批判。对于社会上不同的群体而言，资本生产逻辑可以让富人家的小孩受到优质教育，从而降低他们向上流动的限制和门槛，并有助于把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集中服务于社会的上层。对于一般的工人农民而言，改变了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他们就将逐步失去获得教育和医疗福利的可能。对于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掌握者而言，在政府生产逻辑积累的基础上，引入资本生产逻辑，是个人和单位发财致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
按照美国教授霍夫曼的看法，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制度化多元主义”――每个行业的顶尖人士在制定行业政策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在政府生产逻辑内部，必然地要产生资本生产逻辑的需要――即便是仅仅服务于掌握优质资源的少数人的需要。这大体上是中国一九八○年代以来精英们呼唤“民主和科学”所诉求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有必然性，其社会基础就在于这两个行业的顶尖人士（掌握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发财愿望，他们如果不能捣毁毛式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和舆论氛围，就不能实现个人的富裕发达。反过来，毛泽东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精英们的发财取向和阶级本能，就不能在全社会实现毛式生产逻辑的运作条件，这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直到文革的中晚期，而且是在乡村集体经济存在了十多年之后，农村普及教育和医疗事业才成为逐步现实。
相比较而言，毛式生产逻辑对于精英阶层是他们发财致富、保持社会地位的一个决定性障碍，对于平民阶层而言，则是他们合作起来求发展的“合作利益空间”――以低成本生产并提供福利和改善生产条件的唯一出路。在毛式生产逻辑之下，精英们掌握的人力资本要服务于大多数人的需要，不容许作为私人发财致富的凭借，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学习和培训成本也相应地由社会负担。
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增长有其限度，无法在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方面获得今天技术进步所呈现的各种好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局限于落后状态。可以预料，由于农民的收入跟不上资本生产逻辑和政府生产逻辑需要的高增长，因此被排斥在福利事业的服务范围之外的情况就不可能改变，只要中国农村还不具备毛式生产逻辑的运作条件，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存条件的根本改善就是不可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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