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云覆雨毛泽东==16 到 20
16、从“百家争呜”到两家斗争，再到一家独呜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讲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还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的发展。”1毛泽东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及其解释，都是不错的。
但是，没有过一个月，他的话就变了。也就是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提倡百家争呜，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这里，毛泽东把所有知识分子都打入资产阶级的行列，当然都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家，按毛泽东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显然，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了两家的斗争，所谓“百家争鸣”也自然化为乌有，变成一家独鸣了。。他许诺过的知识分子争鸣的权利没有了，只有被专政的份了。
“文化大革命”初起，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中提出，对学术问题应平等讨论。这本是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基本态度。不料，毛泽东对此十分仇恨。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写了一大段火药味很浓的话：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消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资产阶缀、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能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31
这一来，不仅百家争鸣没有了，两家争鸣也没有了，两家平等讨论也不可能了。对任何不符合他意的学术见解，毫无根据地扣上什么“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放肆地滥施专政、独裁。既然不允许另一家争鸣，那就只剩下他一家独呜了。由此看出，毛泽东对于“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重要方针，也是任意废弃的。
17、吴晗因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海瑞的文章而受批判
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的。本文不去谈姚文元为什么要批判吴晗，只谈毛泽东的出尔反尔和吴晗遭批判、迫害的冤枉。
吴晗写《海瑞罢官》，原本是响应毛泽东号召才写的，要是他不那么积极，可能不至于遭到横祸。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还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一次毛泽东在看《生死牌》时，又讲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说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胡乔木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吴晗听，鼓励他写这方面的文章。吴晗是明史专家，欣然应允，很快就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此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 。9月17日，吴晗又写成《论海瑞》，交给胡乔木。此时庐山会议刚开过，胡乔木把批判彭德怀和毛泽东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告诉了吴晗。据此，吴晗在文章的结尾，特地加了两段批判所谓“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评“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的话，以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此文于9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不久，就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等人要求，编成京剧，取名为《海瑞罢官》，发表在《北京文艺》1961年l月号上。此剧写的是明朝大臣海瑞在就任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徐阶之子徐被（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的故事，宣扬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并且还看过，还赞扬过。
有这样一段材料：在1966年初，“吴晗告诉翦伯赞：‘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了几段。毛主席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1
可是，后来毛泽东为了阴谋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找一个突破口，硬是生拉硬扯，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和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联系起来，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刀。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编排的，文章胡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斗争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1959年写《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硬扯在一起。
这事原来是毛泽东的主意。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吴晗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舆论的。在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答，吴哈有些问题，可以批评。1965年12月2I日，毛泽东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讲，“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讲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
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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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459页。
是要骂娘的。”1
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问彭真两次，能否讲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自己作了肯定的回答：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批判要联系庐山会议。彭真几次当面向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也没有其他直接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但毛泽东不予理睬。19 6 6年3月2 8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讲，为什么批判《海瑞罢官》就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吴晗的文章，不是他自己已经提出来联系庐山会议嘛？有人说“主席不叫联系”，这就怪了，我不是讲庐山会议罢了官了吗？他又说，上海姚文元文章发表时不敢告诉中宣部。中宣部是“阎王殿”，告诉他们就不叫发表了。3 0日毛泽东又说，姚文元文章中关于海瑞修吴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无名的，修水利是还不如张居正的。海瑞的《平黎策》要好好批判。他还画了地图，很反动的，要加以批判。
经过毛泽东几次三番的讲，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与庐山会议彭德怀的“罢官”相联系的，即是在为彭德怀翻案的，是代表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那自然要坚决打退。
这有多奇怪，原来 号召大家学海瑞，现在，出了个真海瑞——为民代言的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为响应号召，写了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遭到批判。那么，毛泽东当初号召学海瑞，岂不是别有用心吗？
现在有人为毛泽东辩解，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江青搞的。官方编写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里写道：“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2按这个说法，是乎江青是主谋，毛泽东只是协同。是这样的吗？。请看，毛泽东和江青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天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拨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3
其后，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说过这件事：
“我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4
可见，毛泽东自己承认，批判《海瑞罢官》，是他“建议”，也就是他出的主意。江青“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说明江青只是奉旨行事罢了。
文章发表前，除毛泽东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其他的人就更不可能知道了。这就是江青说的“对外保密”。这个“外”是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们。毛泽东这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是另立司令部，是分裂党，分裂中央。但他以攻为守，强词夺理，说别人另立了司令部。”5
毛泽东没有通过政治局就批准发表，并示意全国转载。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对此，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对此文章的发表，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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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６３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３９８页）
3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4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446页。
5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446页
为什么会感到震惊？吴晗是因积极响应号召学习海瑞，学习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才写了
《海瑞罢官》。吴晗与彭德怀之间，既无组织联系也无其他任何联系。凭什么说是为彭德怀翻案呢？吴晗写出《海瑞骂皇帝》在时间是1959年6月，不可能知道三个月后有个庐山会议，更不可能知道会出现彭德怀被罢官的事，罢官的事尚未出，怎么能去写翻案文章？为彭德怀罢官翻案呢？以后发展的情况说明，毛泽东的本意也不在于搞吴晗，而在于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有文章指出，“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1 “从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来看，关于如何评价《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策划好了的政治阴谋。”2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文章写道：“1965年底，少奇同志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3要搞阴谋，又是无法无天，还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
历史学家苏双碧写道：“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判吴晗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的势力，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这批人就当时的实力而言远远超过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些人，这就是他必须动员群众起来造反的原因。”2苏双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围绕批吴性质的一场争论》，载邱石编：《共和国重 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从此开始，锋芒直指彭真，打倒北京市委，继而捣乱全国，再将矛头指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所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就莫明其妙地成了这个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还值得深究：除了吴晗自己太书生，不明毛泽东的阴谋撞到了刀口外，毛泽东为何专拿吴晗开刀？原来，在毛泽东眼里，吴晗是有“前科”的。吴晗写了《朱元璋传》一书，书中，写了朱元璋滥杀功臣，大兴文字狱等事实。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很不高兴。毛复信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4当1965年4月，《朱元璋传》刚一出版，江青就出来说：吴晗是为了稿费，为了要名，并扬言要批判这本书。5其实，这个话是毛泽东说的，由江青放风出来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吴晗挨头刀，其根子已在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时种下了。
围剿吴晗和“三家村”的运动，从中央推向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省、市、自治区，各机关，都在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人只是因为爱读书，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也未能幸免。
冤情最深，受害最大的，当然是吴晗。吴晗一家4口人，被迫害死了3口。加上他的弟弟吴春唏，一共死了4口人。
1966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吴哈化名李明光。在一次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竟说流氓、小偷是受了吴晗的影响。吴晗当场脸都气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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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39页。
2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2
3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1页。
4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299页。
5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04页。
1966年5月，一天下午，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和七岁的儿子吴彰，从学校领回任务，要他们写稿批判吴哈。吴晗夫妇只 得代他们起草，再让他们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家大门口、院子里，贴满“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珍藏的古籍，辛勤劳动的书稿，以及资料卡片、书信，全被抄走；文物、礼品，以及电视机和孩子们的图画，统统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吴晗被强迫跪在地上，一群人围着他拳打脚踢。深夜里，吴晗被一伙凶神从被窝里抓走，一抓去就是几天挨斗。
烈日下，吴晗双膝跪地，被绑在树干上，膝盖渗出血珠，红卫兵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不时地抡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和耳朵。
吴晗被对立的两派抢来抢去，争着批斗。抢到吴晗的一派，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把他涂成大花脸，并到处转移，一连几天不知去向。
在劳改队里，吴被打成内伤，口吐鲜血，经常是旧伤未愈新伤又起。
1968年3月，吴晗被正式逮捕下狱。康生、江青加给他的罪名是“特务”。康生说：“吴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务，有可靠的材料。”所谓可靠的材料乃是：1947年苏联驻华使馆一位文化参赞，曾找吴晗了解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吴晗提供了一些情况，以争取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这本来是吴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的一个贡献，竟被康生扣上“苏联特务”的罪名而蒙受奇冤。
吴晗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遭江青一伙迫害。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劳改队。她体弱多病，住在旧浴池里，熬不过酷暑严冬，终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7日，袁震第一次被允许回到家里。没有晚饭，住在楼上的万里家给了一锅红豆稀粥。这竟是她最后一顿晚餐。半夜，她由两个孩子送进医院。因为她是吴晗的妻子，医院方面百般推诿搪塞。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想喝口稀饭。8岁的儿子吴彰向医生哀求，遭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绝。袁震难过得直掉眼泪，没过多久便含恨离世。
9个月以后，10月11日，吴晗戴着手铐，被人押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已被揪光，大口大口吐血，悲惨地死了。死时，连一个亲人都没有见到。
吴晗夫妇死后，留下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女儿吴小彦，15岁；小儿吴彰，11岁。姐弟俩，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仅靠少得可怜的生活费维持少小的生命。他们备受生活的煎熬，人世的凄凉，无端的凌辱，精神的折磨。吴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小彦愤怒地说：“如果有颗手榴弹，我就拿着它冲到姚文元家里炸死他！”“四人帮”以影响首长安全为罪名，把她逮捕入狱。小彦被捕当天，患阑尾炎正要入院手术，身上还有医生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说她是装病装疯，将她投入牢房，戴上脚镣，进行拷打，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用死表示了最后的抗议。
在批判《海瑞罢官》中被迫害的岂止吴晗一家，至今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受到株连。影响较大的有：
剪伯赞、翁独健教授横遭迫害。剪伯赞备受折磨，含冤而死。
周予同一直被张春桥骂为“右派”，定为坚决打击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以致全身瘫痪，卧床不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过一句“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该院副院长姚耐说过一句“姚文元就是爱打棍子，总不能一棍子把海瑞打死吧！”从此遭到残酷迫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因为在“清官”问题上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就抓住他不放。诬陷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逼得他含恨而死。
张春桥提出“围城打援”，一方面揪住《海瑞罢官》和吴晗不放，同时向史学界、文艺界，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揭盖子”，举凡在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以及对史可法、朱元璋等的评价问题上，讲过同他们不同的意见的，均一个个被“彻底扫荡”。大批作者和作品横遭祸殃。
1959年8月上演的京剧《海瑞上疏》，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的建议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同两年后上演的《海瑞罢官》毫不相关，也被江青、张春桥视为“大毒草”，说什么两剧一“骂”、一“罢”，相互配合，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陶雄、许思言、蒋星煜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株连到周扬。周信芳遭到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终被折磨致死。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讨论《海瑞罢官》时杜任之说：“观众对‘平冤狱、除霸’一场拍手称快，对海瑞被罢官感到可惜。这都说明这个剧的编写和演出是成功的”。“姚文元说‘平冤狱、退田’是鼓动1961年的‘包产到户’与‘翻案风’。真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吴晗同志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怎么能定出1961年的某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和‘要求平反’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杜任之立即遭到批判、围攻，后来竟被关进监狱，坐牢6年半。
张习孔以羽白为笔名写文章反驳姚文元，揭穿他“有意识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他因此而被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达十余年。
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情不自禁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呵！”1这就是“四人帮”迫害吴晗、株连无辜的自供。这就是他们制造千万奇冤的罪证。
历史是无情的判官。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四人帮”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吴晗和因坚持真理和正义而被株连的无辜者—一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9月14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吴晗和袁震的追悼会。《海瑞罢官》重新搬上舞台。为纪念吴晗，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校园里，修起一座古雅的亭台，命名“晗亭”。
18、先同意《二月提纲》，以后又猛批《二月提纲》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由于文章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横加批判，乱扣帽子、乱打棍 子，以势压人。在全国文艺界、学术界造成巨大震动，引起众多学者惊恐。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3日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问题，设法对运动的极“左”思潮与粗 暴做法加以引导。
这个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5、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成立的。其任务是在中央政治 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由组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 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副组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和康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周扬（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组成。参加这次会议的 ，还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在会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 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们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陆定一同意彭真的意见，他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会议决定：“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 、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会议结束时，彭真作了全面发言。他强调：在这场讨论和斗争中，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 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并且决定许立群、姚溱根据会议 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后打印出来，分送与会各人。《提纲》讲了六个问题，最主要的是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与方针。《提纲》指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同时强调：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 及到的各种学术的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并且指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的批准。”《提纲》还特别指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2月5日，刘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林彪因病未出席），彭真带着 许立群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会上对《提纲》作了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表示同意。
2月8日，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印发。 对此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所以后来才批判《二月提纲》。但有多种材料说明，毛泽东当时是同意了的，至少 是没有表示反对。林默涵的回忆文章说：在负责制定《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毛主席汇报后的第二天，许立 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一些。主席还说：能说他（ 指吴哈）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致于搞乱了。1另据郑惠的文章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人追问许立群，为何要说毛主席同 意了《二月提纲》，造毛主席的谣。杜晓彬代表党组织劝许立群交待，许立群私下将他在武汉当面听毛主席谈话的纪录交给她看，那上面用红铅笔赫然标出所记毛主席的话，是表明了同意《二月提纲》的意思。2据康生编的大事记的记述：“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又据龚育之回忆文章说：“2月8日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们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他拿出一份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3
由于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彭真才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于2月12日将批语传给 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常委们传阅后，批发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以中共中央的 名义作为学术批判运动的指导文件，发至全国。之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后来的事实说明，毛泽东对《二月提纲》从根本上就是反对的。3月28一29日毛泽东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我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还多少考虑了一下政治局常委们的意见，心里反对，也不好明说，态度上是表示同意的。至少，没有表示不同意，或者表示反对。
对《二月提纲》，由毛泽东安排，让江青去苏州找林彪这掌握枪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召开部队文艺 座谈会，以便向文艺界进攻。不久，搞出一个《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 修改，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3月17日。毛泽东对江青 送来的信和《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 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 个《纪要》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全面否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个《纪要》按毛泽东指示“用军委名义”表明，是要动用林彪和部队的力量，来对付党中央正式任命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他们起草的《二月提纲》的。从批判吴晗开始，要清洗一大批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大批人在中央是多数，而毛泽东、林彪是少数，要是按正常的决策程序行事，毛泽东和林彪、江青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要击败党中央的多数，只好动用枪打子来胁迫他们就范。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泡制《纪要》的同时，还组织人马批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讲了学术批判问题，他说：要用5年到10年的功夫，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能指望那些老教授，要培养我们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现在全国只有15个省市参加批判吴晗，还有13个省市也要动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有些共产党员也反共，搞的是修正主义。他们培养的人也要搞修正主义。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谈话，批判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和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要解散，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说吴哈、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哈、廖沫沙写稿的《三家村扎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些重大问题，不经过中央集体讨论，就发布，说明毛泽东完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个讲话，导致撤销《二月提纲》和批判彭真。
毛泽东发话之后，4月1目张春桥拿出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提纲〉的几点意见》，攻击《二月提纲》。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月14日，毛泽东对《通知》草稿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4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撤销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的决议。
4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日，毛泽东对康生、陈伯达谈到：“你们写了《通知》，我逐次增加，加油加醋。”
他“加油加醋”的主要内容有：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消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缀、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能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毛泽东在《通知》中，还添写了以下两段令人震惊的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 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 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 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 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
4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按照毛泽东在会前的部署和安排，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了揭发批判，给他们加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通知》除上述毛泽东写的几大段话表明了会议主题外，还不顾事实，硬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通知》还指责彭真等，在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包庇吴晗这一类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说，“《二月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通知》还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有上述内容的《通知》，于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不仅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而且接着就批判和打倒彭真、 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天下大乱的号令，也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 志。历史的实践说明，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的判断，对《二月提纲》所作的种种指责，说《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严重的政治 性质”，是“为资产阶级复辟”的修正主义纲领，出现资严阶级复辟的危险，等等，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完全错误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二月提纲》，毛泽东在开始时并没有表示不同意，已经党中央批发全党和全国后，突然反过来又狠 加批判，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下令予以撤销。虽然《五·一六通知》后来也经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但那是在个人迷信已经 很盛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氛下进行的。这一事件充分说明，毛泽东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而且也是出尔反尔。或者说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9、先同意派工作组，以后又说这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为维持党的领导和维护社会秩序，按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由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于1966年5月9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当时经周恩来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刘少奇子女回忆说：“6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1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陆续派出工作组加强运动的领导。对于 派工作组一事，是中央领导集体决定，又经毛泽东书面批示同意，但是，不久毛泽东就变卦，翻脸不认账。把此事斥责为是刘少奇镇压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前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回京主持工作，毛让刘、邓“相机处理。”2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在江青、康生一伙煽动下，将六十多位干部和教师押上“斗鬼台”，对他们采取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还发生多起污辱妇女的行为。工作组当即加以制止。这就是“六·一八事件”。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件事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批发全国。中央的指示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这是革命事件，中央的处理错误。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他在听了一些汇报、看过几个大学的简报后，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在看到刘少奇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3 7月24日，毛泽东在钓鱼台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4
于是，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由中央文革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
8月5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将无产阶级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以后，毛泽东对工作组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就被当作“资产阶反动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刘少奇的一大罪状，直到把刘少奇整垮、整死。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又一次充分说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伎俩。
20、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过一个轰动国内外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这个案子的原由，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如何参与处理此事，毛泽东原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后来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还不足以置他于死地，而借此事把刘少奇打成“叛徒集团”头目，则可达到其阴险的目的。于是，翻脸不认账了。
一、 这个案子的由来
这个案子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六十一个人，1936年被关在北平国民党的监狱中。当时，日本侵略势力正在蚕侵华北，为了使这些同志得以出来参加抗日斗争，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离开监狱。
当时这些同志，已是党的重要骨干，曾担任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特委书记等职，在狱中尽管遭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坚贞不屈，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被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的侵略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十分需要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我党抗日急需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还考虑，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如果日寇侵占北平或被蒋介石押往南京，他们都可能被杀掉。
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建议，上报党中央。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一把手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张闻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他收到刘少奇的信后，召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开会，经过细密研究，决定让那批干部出来，遂批准了这个建议。由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北方局和刘少奇回电。当这个决定经过秘密渠道传达到狱中党支部时，狱中党支部却拒绝执行。到1936年夏天，经过对狱中同志再次作工作，说明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化名）同志通知的。薄一波等才勉为其难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二、毛泽东是否知道此事的来由？
“文化大革命”中，办案的人，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毛泽东错误辩护的人都说，此事毛泽东当时不知道，是背着毛主席，由张闻夭、刘少奇他们干的。毛泽东自己也说，他不知道。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的时候，一些人不好，也选进来了。“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1实际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真不知道吗？好多资料说明，毛泽当时是知道的。
薄一波《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斗争——兼答19 3 6年出狱的经过》中写道：“19 4 3年秋，我到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毛主席找我谈话时，我将这一段监狱生活和出狱经过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当我谈到监狱中对某些问题有很大争论时，主席说：‘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我汇报我们是执行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启事之后出狱的，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后来，主席让我把这次出狱的人开了个名单，我写好后送给了主席。主席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1945年1月薄一波写出。”毛泽东还说：“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1
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话谈到出狱—事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张闻天的老伴刘英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2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3这说明，办案人员也晓得，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们揪斗此案的薄一波、刘澜涛等人时，周恩来于11月24日为此写报告给毛泽东。报告说：“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党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示：“照办”4
1967年2月18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信，谈及此案当年的处理经过。毛泽东对此信写了如下字样：张闻天关于一九三六年处理北方局领导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以便早日释放关在北平监狱中的干部，给中央的信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出处同上）可见，毛泽东知道此事，至少是没有否认知道此事。
参与这一案子平反工作的何载说：“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决策，遂由刘少奇代表北方局请示延安的中央。张闻天时任中央总书记，他征得毛泽东等人同意，批准了这一重大决策。”1978年l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调查报告》中说：“19 3 6年张闻天同志是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对他的批复，应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还证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过：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5有一篇文章谈到，当年延安张闻天当总书记时，“当时常开会，照毛泽东的说法，‘洛甫（张闻天）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议。”6既然每天都开会，有毛泽东参加。而张闻天又是被毛泽东称为“明君”的，难道能避开毛泽东来议论此事并作出决定吗？凡去延安参观过的人都知道，当年党中央的领导人的住地，都集中在一块，相互来往也就是走几步路的距离，即使张闻天想避开毛泽东也是不可能的事。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并不像后来个人迷信时期那样显赫，张闻天完全没有必要避开毛泽东。
以上材料说明，当年在延安的毛泽东，知道此事无疑。
三、此案是否毛泽东批准的呢？
有人说，这个案子是康生等人搞的，没有毛主席的事。这事的确是康生等人搞的，但是又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1978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等人提议，是不是把这些重大案件的材料交给中组部复查。6月9日，汪东兴等人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时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中央决定成立的，由
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现在应该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一个曾是薄一波任太岳军区政委时的老部下，又当上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的人，薄一波托人向这位故旧捎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机会，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实情。他却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1
毛泽东明明知道这件事，当年张闻天与他等人商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康生等人和造反派们要批斗薄一波、刘澜涛等人时，周恩来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报告，说明“七大、八大均约已审查过，党中央必需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亲自见到并批了“照办”二字。为什么还要说“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呢？为什么要批准它为“叛徒集团”案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翻脸不认账？
如前所说，在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上指出： “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示“照办”。 说明他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知道是自己当时也参加的中央批准的，不是刘少奇个人的责任。
按说，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就应当过去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相当大，他能用来清除刘少奇及同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干部的罪名，除了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再也找不出什么了。而那批干部不除，他们就还会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开起会来都还有一票。要是按法定程序搞掉刘少奇，就得召开中央委员会来讨论通过，那么，毛泽东的图谋很难得逞。这是他绝不愿意的。于是，他利用红卫兵抓“叛徒”、“自首变节分”的机会，将刘少奇以及在“白区工作”的一大批干部，统统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就可置之于死地。这样既方便省事，又乾净彻底。
毛泽东在1967年2 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2
毛泽东在这里完全在是睁着眼睛撒谎。薄一波等人所谓“履行手续”的事，你当年亲自参与处理的，你怎么不知道？如果年代久了，记不清了，还有点借口，可是，就在前不久，周恩来给你的信上专门提醒过你，而你又批发“照办”，你还能说不知道吗？
毛泽东说，“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更是在骗人。你查了吗？或者你的心腹江青、康生查出什么新东西了吗？都没有。毛泽东根本就用不着去查，查也不会有新发现，“七大”、“八大”不早查过了吗？事情明摆着，还需要再查什么呢？
“现在一查出来”或者说“现在已经查明”，是毛泽东发明的且贯用的一大武器。早在1955年作家胡风对文艺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就用了“现在已经查明”而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来平反，这是个子虚乌有的事，说明书毛泽东根本没有去查过，纯粹是毛泽东胡乱扣上的。1959年庐山会议时，刚直的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意见书，毛泽东又把这武器拿出来：“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形成了反党集团。这个冤案在毛泽东死后彻底平反，说明毛泽东也是根本没有去查过。1966年5月，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点火，把邓拓拿出来开祭，也是这样宣布的：“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毛泽东也没有去查过。毛泽东为什么屡次撒谎能够得逞？就是他利用个人迷信、造神运动而站在神坛上的绝对权威，根据他以往多次撒谎的经验，他说查了就是查了，反正谁也不会、谁也不敢去追究他。因而，毛泽东也就更加有持无恐，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只要确保把刘少奇和那批干部打下去，撒谎、骗人等不道德的行为，也就不管它了。
所以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对于文件中说的“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显然非常满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着毛主席干的”是句谎言，大笔一挥，批准印发全国。这样一来，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铁板定钉了。
为了将“自首叛变”的罪责完全安在刘少奇头上，专案组审讯薄一波等“叛徒”们时，不许他们在交代材料中写上毛泽东知道他们出狱的事。薄一波坚持如实写下曾向毛汇报过，并给毛写信申诉。可是没用，毛泽东不认帐了。此时刘少奇被软禁，周恩来再也不吭声了，只要毛泽东活着，这“叛徒集团”的案子就翻不了。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8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页。
3 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1见柏生：《吴晗和他的一家》，《吴晗纪念论文集》第243 页。
1载《百年潮》19 98年第4期第6页。
2载《百年期》1998年第5期第36页。
3见《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91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一44页。
1 见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75页。
2见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7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42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424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 《学习》1993年第2期。
2《历史谜底揭秘》，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1页。
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 0页。
5《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年版，第54、47页。
6《炎黄春秋》2001年第1 期第27页。
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
2魏敬民：《“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始末》，载《百年潮》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