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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对朋友说：“我要和她同归于尽……”朋友们都为我捏一把汗。但我知道他不会，他是个固执的男人，却不是个冲动的男人；他是个孤僻的男人，却是个善良的男人。所以悲剧最终没有发生。 】
（自去年9月回了一趟中国，中断了连载，11月回美后却再也没有了继续写作的激情，没来由地有了惰性。之前也有过犹豫，担心过于真实的描写，在宣泄自我内心的同时，却也伤害了他人。再说川现在生活平静安宁，这本书若面世，会不会影响他现有的平静生活？怎么办？继续还是就此打住？这半年来，几乎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有朋友建议我，写或不写，都听从内心的决定。想写就写，不要考虑太多。至于伤害，婚姻的悲剧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一种伤害，写出来反而是一种解脱，不然会一直纠结于心，终身不得安宁。何况，洋葱都已经剥得只剩内核，还在乎这最后一层吗？加上前几天有影视公司主动来找，要买《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的影视剧版权，说要改编成一部励志剧。由此再次触动心事，还是写吧，即使什么也不为，就为给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完满的句号。）
就从离婚写起吧！
好像从2002年起，川开始吃斋念佛，并且剃了光头。有次我回上海，看到客厅的电视架上供了一尊观音像，他早上起床后，净手焚香，穿上藏青色居士服，趴在地上磕头诵经。那一幕让我感到十分怪异，内心五味俱全。蓦然想起他18岁时说过的玩笑话：“我长大了要当和尚的……”莫非，一切都是因果注定？
他也曾向我传授过佛学，给我邮寄过各种宣传佛学光盘和书籍。我有些拆开看过，有些都没有拆开过。我崇尚一切真、善、忍，但我的信仰在心里，我并不迷信各种教派。而川对佛教的信仰越来越沉迷，对我来说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他经常在业余时间去苏州的寺庙做义工，整夜诵经念佛。当我在武汉的家中挑灯夜战爬格子挣稿费的时候，他正穿着居士服，打坐念佛，希望菩萨带给他好运。我们，好像背离得越来越远了。
经常在晚上，他会给我打来电话，他会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和我谈佛学，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有些悲凉：是他与生俱来和佛教有缘，还是我对他的冷淡造成了他对佛教的迷恋？
我们在相互背离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也许，我们前世注定只能相伴走到这一程，以后的路程，各有各的目标和信仰陪伴。
离婚，最后还是我提出来的。之前的犹豫和纠结，最后还是化作了义无反顾的勇气，毅然决定挥刀挖掉这块患病的疮。和我一开始听到他说“离婚”时的反应一样，川一时无法接受，他说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很奇怪：“你之前不是主动说要离婚吗？”“那是为了试探你！”他说。我顿时无语。
决定一旦做出，便难收回。此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川做出了任何一个想挽回婚姻的男人该做的努力。在一次电话中，他说离婚会让他非常没面子，他无法向家人交代，他甚至忧郁地说宁愿与我同归于尽。我的内心更加悲凉，事情为何会发展到这一步？我曾爱过的男人，竟是这样的性情？
离婚,是一场血泪合流的战争。十年婚姻，会把两个男人和女人捆绑成两棵盘根错节的树，关系错综复杂。十年夫妻，血脉亲情好比连体婴儿，怎么动刀都痛，怎么割都伤筋动骨，怎么分离都难免生死。
那段日子，他疯狂地给我们相识的所有朋友打电话，有时是深更半夜，神经质般絮絮叨叨，请朋友们劝我不要和他离婚。可朋友们大都反过来劝他放过我，因为朋友们都看得出，我们已经不在一条路上，继续走下去，除了耗费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他也对朋友说：“我要和她同归于尽……”朋友们都为我捏一把汗。但我知道他不会，他是个固执的男人，却不是个冲动的男人；他是个孤僻的男人，却是个善良的男人。所以悲剧最终没有发生。一年后，他最终同意离婚。
2004年6月1日，在我们当年拿结婚证的宝山区民政局，我们用大红缎面的结婚证，换到了两本紫红塑面的离婚证。那天太阳很大，我们都带着墨镜，进入房间后，我们都没有摘下墨镜，因为我们需要墨镜遮住肿胀发红的眼睛。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那一刻，我看到一串泪水从川的墨镜下迅速滚落。我背转身，仰起头，不让泪水掉下来。我知道，这一刻，我失去了此生曾经最爱的人！我和我的初恋从此一刀两断！我也从此失去了一个亲人！
没有孩子，没有太多的共同财产，我自愿放弃上海的房子，离婚原因是“性格不合”，所以手续十分简单。原以为工作人员会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番，谁知没有，整个过程利落得像是去银行换掉过期的存折。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从15岁的暗恋，到35岁的分手，20年的感情走着走着却一头跌进了深渊，再也不能生还。谁的责任？当然是我的。在离婚这件事上，我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我提出离婚，就是对川的最大伤害。
从民政局出来，太阳亮得晃眼，我们的心里却泪雨滂沱。我记得，多年前我们在老家结婚时，却是一个阴雨天，多么讽刺的反差。当天晚上，我在家里做了饭，我们默默无言地吃了最后一顿晚餐，然后分房而睡。第二天早晨，他依旧净手焚香，跪在佛像前念念有词。我知道他的心情极不平静，但愿佛祖能劝解他将怨恨化为慈悲，将悲伤化为宁静。
协议离婚时，川提出一个要求：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人我们离婚的事情。我自然愿意。我也不愿我的父母为我的离婚压上沉重的悲伤。
川还说，等他以后卖掉房子，会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给我，一份给他母亲，一份捐给寺庙。我说那你怎么办？“我出家当和尚去。”他淡淡地说。我再次无语。我知道，现在唯一能够拯救他的，也许只有佛祖了。
我极力劝他不要卖房，毕竟这是一个栖身之所。“卖了房子，你住到哪里去？”我问他。“那就等我以后宽裕了再补偿你吧，你跟我这么多年，也没享到我的福，我心里很不过意，我欠你的太多了……”说着说着就语咽了。我很庆幸，我和川都是难得的善良之辈，比起那些为了离婚打得头破血流、鱼死网破的夫妻来说，我们的分手多么安宁祥和。这也是我们的善缘吧！
我猜测川想卖掉房子，可能是因为还贷的压力所致，虽然此时他每月只需还银行600多元，但他在物业公司的收入并不高。我依然决定帮他。
离婚后，我曾将两笔稿费寄给他。有一笔他给退了回来，还有一笔他取款后给了我母亲。他拒绝我的帮助，以此维护他做男人的尊严，也以此表明他依然憎恨着我吧。之后，我的稿费地址上再也没有写过“上海”。
然后，离婚后是否就轻松了呢？一开始并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忧伤盘旋在心里，情绪低落，莫名烦躁，好像患了抑郁症。那段时间，是我到知音工作后经历最灰暗的日子。
那段时间工作也十分不顺，那时我已经调到知音励志刊《打工》，钱钧任执行副总编，点名要我去，说我是打工族的代表，最适合做《打工》。可事实证明，我却最不适合做《打工》，我不适合那种文风。而且每天加班到夜里十点，周而复始，头脑里像装满了浆糊，理不出一根清醒的线条。那时我每月编稿十多篇，可上稿率却十分低，经常只发一篇稿，或一篇都不发。可是每月依然被逼出差，为期十天，必须发稿两篇以上才能报销差旅费，且其中一篇必须是出差当地稿。而我由于发稿不顺，所以屡屡不能报销差旅费，最多时，竟欠下单位上万元。
心力交瘁。偏头痛在那段时间也频频光顾我，疼痛欲裂时，去医院做了CT检查，怕有什么意外。结果，医生说我“血管过细、血流过速”导致，要我放松心情，修身养性，远离压力。偏偏那时钱总又逼我出差。某天，我一时情绪失控，拿着病历单，在钱总的办公室里大吵一架，我骂他“法西斯、没人性”，哭得震天动地，积压已久的委屈如滔滔江河，长泻不止。这是我在知音最失态的一次，也是最让我汗颜的一次。
可是，职场是不相信眼泪的，所有挫折悲伤，只能自己承担。我是一个人，也是一家人。
傍晚，回到家，站在冷冰冰的厨房里，忽然感到没来由的沮丧和绝望。打拼这么多年，除了这套房子，得到的还有什么？除了那个刚刚放手的、唯一疼爱自己的男人，还有谁真正爱过、疼过我？在我需要依靠的时候，那个温暖的肩膀在哪里？在我头痛欲裂的时候，那双抚慰的手抚摸着谁的胴体？人生过半，放眼四顾却一无所有。楼上同事家的孩子在地板上玩耍，不知什么东西掉下来，天花板上响起“骨碌碌”的滚动声，头顶上的喧闹不仅不让我心烦，却让我感到悲凉——这一切，为什么我没有？
是的，咎由自取！是我亲手丢弃了这一切。
是谁说的：小时候，幸福是件简单的事；长大后，简单是件幸福的事。是我们的脚步太匆匆吗？一路狂奔，一路丢弃了花棉袄、开裆裤和沾满口水和鼻涕的童谣？想回去吗？不想。好不容易挣扎出那个噩梦，即使时光一定要倒回，就倒回到父亲去世前那一段吧。
我倚着厨房的门，渐渐滑下来，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真想打开煤气阀，就这样，就这样静静地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