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抗日战俘的来源(1)
一 求教知情者
在太平洋战争中，澳大利亚是除美军之外参与对日战役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军在南太平洋上发起对日反攻的基地，因而有关这场战争的文件资料就很多。为此，刚刚接触到新不列颠岛中国战俘的资料时，笔者曾查阅过澳洲方面是否有过这方面的报道。仔细阅读澳大利亚人写的有关太平洋战争时期亚包的介绍，显然还是能找到一些当年这里有中国战俘劳工的线索，但都仅仅是一笔带过，往往语焉不详，没有进一步的解释。[1]那么，这些中国战俘是从哪里来的？总共人数有多少？则仍然是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本地的档案馆未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又未曾有机会前往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国家档案馆进一步地查阅档案资料之前，求证于当事人，则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此，在2007年下半年时，我找到机会，与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张荣煦先生约定好了一个时间，以求证此事。
据张先生回忆，当时被运送到亚包的中国军人战俘，有1600多人。他们都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从上海和衢州等地的战俘营里挑选出来，运送到日军刚刚占领不久的新不列颠岛做苦工的。他特别强调说，在这批中国战俘里，还有1937年淞沪抗战中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英雄。
对此，张荣煦先生解释说，他之所以了解这一情况，是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军队(澳军第11师)抵达新不列颠岛亚包，解救了包括中国战俘在内的所有被日军关押奴役的盟军战俘以及平民之后，他本人曾作为一名志愿人员，在由亚包各地逐渐集中起来的原中国战俘组成的中国军营里担任过义务翻译，通过与那些中国军人的交往，逐渐了解到一些内幕。当时，他才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广东籍的老华侨，通常都不谙国语。张先生是广东开平人，以往在公开的场合见到他以及与他交谈时，通常都是使用粤语。有鉴于此，我便问他，那些在亚包的中国军人中，有很多广东人吗？他回答说，“不多” 。显然，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疑惑：即当年与那些中国官兵交往，必须是通过国语进行才行，因为他们中间的广东人并不多，粤语并非他们之间沟通的媒介。于是，他告诉我说，1939年，当广东的抗日形势紧张之时，因其父早在1920年代便已移居亚包，他便与留在原籍的家人一道，依亲移民，或者说是为了躲避战火，来到新不列颠岛。而在来到亚包之前，他除了家乡广东话之外，就已略懂国语。他见我抬头望着他，也明白我的惊诧，就很自豪地对我说到：“那时候，通常广东人很少会说国语，但我是因抗战开始后的两年间，家乡的抗日救国热情很高，有许多的北方青年南下到我们那儿，宣传抗日救国，教我们学唱抗日歌曲，并有很多的时事讲座和宣传鼓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用国语进行。因我当时年纪小，正在上小学，故学得快，就这样奠定了我的国语基础。”
我们常说，抗日战争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在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及普及中华文化，尤其是在推广普通话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哪怕是在乡村地区，这种推动作用亦不可忽视。张荣煦先生的经历，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中国军营充当义务翻译的另外一个原因，据张先生自己的解释，是他当时的英语水平也已经相当不错了。他告诉说，移居亚包之后，他就开始学英语，因为当时新不列颠岛属于澳大利亚托管的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官方通用的语言就是英语，故上学读的是英语，教学所用的，也就是英语，跟当地人沟通，最主要的，也是英语。在1942年初日军占领亚包之前，他已经学了二年多的英语了。毫无疑问，在语言学习方面，小孩子学得快。而据后人的研究，即使是在日占时期，亚包华人社区被迫搬到位于纳棠莪(Ratongor)的华人侨民集中营为日军关押和严密看管之后，他们对儿童的教育并没有因此而停顿，而是由几位从澳大利亚留学返回的青年，利用简陋的条件，甚至就着一块黑板，在集中营里继续教学。[2]这样的教育执着和坚持，自然使得张荣煦先生的英语能力大大提高，进步神速。在当时刚刚解放的亚包几百个华人中(约800华人)，能同时说国语和粤语，并能流利使用英语者，还较为少见。张先生当时作为一个半大孩子，就因为这样的条件，占领亚包的澳洲军队及重返澳属新几内亚领地的管理当局，自然是很乐意用其作为那些被解救的中国军人战俘的翻译，以增加相互间的沟通。虽然他当时是作为志愿人员，因与中国军营中的官兵交好，亦乐做此事。
张先生特别强调，他知道在亚包被解救的中国官兵中有来自上海四行仓库孤军营的英雄，也见过他们。他记得当时四行孤军官兵有24人，在1945年中国国庆节时，这些官兵曾代表中国军队到当地华人侨民营地做过表演。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些抗日英雄。因为四行孤军的抗日英雄事迹，早在1937年淞沪抗战之后，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何况四行“八百壮士”的团长谢晋元将军(追赠少将)，就是一位广东人，这无疑是广东人的骄傲。在抗日救亡风云激荡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张先生，自然对此记忆犹新。 [3]
张荣煦先生的回忆，为笔者提供了揭开亚包中国抗日军人来源的重要线索。而且，张先生凭着其超人的记忆力，当时就将其中的几位中国军官的姓名写下交给我，如吴棪少校、陈国樑上尉、秦家麟中尉、刘伟宝副官等等。从本人于此前后陆续寻找到的中英文档案资料和口述记录，也大体上证明了张先生所述基本属实。
[1]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老兵事务部官办的二战网站：Australia’sWar 1939-1945, 链接：http://www.ww2australia.gov.au/lastbattles/jungle.html.accessed on 24 July 2007。另见：Horrorsin Wrecked Rabaul, Pacific Islands Monthly, October 1945。
[2]Peter Cahill, Chinese in Rabaul - 1921 to 1942: NormalPractices, or Containing the Yellow Peril? The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31, No. 1 (Jun., 1996), pp. 72-91。
[3]张荣煦先生访谈，2007年9月27日，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粟明鲜： 《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始末》，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