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老同学梅的号码，她却老不接电话，总算通了，她第一句话就是：“国际长途显示的号码好奇怪，我以为你是诈骗犯，所以不敢接。你不知道现在骗钱的人有多狡猾。”
两人欢呼一阵后，她突然说：“我要等很多年才能见你一面，想想就很绝望。你早点回国该有多好啊。 ”
她提到了其他同学的名字，有些我很陌生，甚至连模样都很模糊。我相信人走茶凉，但并不为此悲观，因为环境和人都在变，友谊的基础自然会被匆匆流逝的岁月冲走。
但有些友谊却固执地沉淀在心底深处。虽然和梅“失散”过很多次，但只要联系上，那种快乐与温馨就会在瞬间荡漾。对于她，我总是很感激。那时候，每到周末，她就带着针线来到我的宿舍：“哪个扣子掉了？”
我没有找她帮忙，但她知道我笨手笨脚的，所以总是“自觉”地帮我缝缝补补。我们俩第一次打交道，是我提了两桶水，在摇摇晃晃地爬坡。梅说我的艰难与无助，让她立刻有了帮助我、保护我的欲望。从那之后，高大健壮的她，总是帮我打水。在学习上我是强者，但在体育课上，瘦弱的我经常晕倒，为此梅气得责问体育老师：“你知道她一跑就晕倒，为什么还要逼她完成任务？”
那个时候，梅对我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已经显示了她的领导才干。我很高兴她的官是经过高票选举得来的，但她接着说，在中国当官，光有才能是不够的，她给了我一份当地官员的价目表，“起步价”居然是十万人民币！一个芝麻官，居然也要一堆现金！
我们那个班，三分之二是高分考进去的，三分之一走后门，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混得不错。一方面，我高兴老同学们都升官发财了，另一方面，我更高兴自己摆脱了那个到处都要送礼（尤其是钞票）的中国。
和梅的通话，让我激动地睡不着。因为那时候，我的成绩全校瞩目，但就因为穷得送不起礼，被班主任嘲笑、打击。我在实验楼冰冷的楼道里学习，都被他赶了出去。如此势利的庸俗之辈，居然还是学校主要领导。他当着全班训斥我，威胁要开除我的学籍，把我重新打回到农村户口。正是这位可恶的人民教师，让文革后出生的我，对文革有了直观的认识。我们的入党、毕业分配等都在他的手里，所以他孤立我的目的很容易就达到了。在那段被他重点批斗的时间里，全班只有两个人敢和我说话，其中一个就是梅。
曾经的郁闷和痛苦，让我更加感谢身边这些美国教授的为人。每一天，我都在被尊重、鼓励和赞扬。当然也会遇到不负责任的教授，但我不必重复在中国的窝囊，不用担心报复，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抗议：“这不公平！”
这就是我激动的原因：我要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换一个国家，才能避免挨整，找到做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