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我到石家庄站的时候，妈和姐来接我。不知我坐哪节车厢，两人分头一前一后在站台上找我。
1968年5月我离开石家庄的时候，妈出了家门就哭得动不了了，没能到站台送我。这是我第6次回来，除了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回来时小姑姑在站台上接过我以外，再也没有人在站台上接过我。在站台上能跟妈和姐拥抱在一起，不能简单地用“高兴”来形容，那拥抱蕴含着一种苦涩的幸福------恶梦已经过去------活着回来了的幸福。
出了站台，过了马路上了中山路南侧的便道。不知不觉地妈和姐走在前边，我落在后边，她们俩说着什么，我东张西望地跟着。这种走法，一下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妈和姐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上街时永远是我跟在后面，她们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我，如果我落得很远还要受她们几句埋怨，妈说“你到我前边走去，让我看见你放心”，不管妈怎么说，我还是跟在后面，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们要去哪儿”。
道路两边的商店，小胡同依然如故。车站前边的土产店、回民食品点、稻香村、石门照相馆……，妈让我们姐俩每年照一张像，所以对这个照相馆特别有感情。过了照相馆往前再走一点儿的小胡同，进了胡同右手的一个大院子是我进的第一所小学---中宁胡同小学。爸临下放锦州前把我从这里接走让我到中山路小学去报到，奶奶给我在那里报了名。爸那么不满意这所小学，文革后却一个人来这里看过。他说他想起了来接我时我傻乎乎地笑的样子。学校已经没有了，他跟胡同里的居民打听学校的下落。
从火车站到卫民街2号大院这段路，留下过我无数脚印。我记得它，它不记得我。我最不愿意记起的是往2号大院拐弯处的小菜店，因为1968年5月是在那里跟妈分手的。
卫民街2号大院已经翻盖了。以前那不规则的小院、中院、里院，变成了3排规则的平房，临街东西走向的一排是二层楼。妈和姐的家在二楼楼梯口右手的第一间。房间里有一张大双人床，写字桌，立柜，布置得很简单，但家具都是新的。
楼梯口放着姐的新自行车，姐终于过上了“自行车儿小饭盒儿”当时年轻人的理想的生活。姐每天都很高兴，说话的声音，走路的脚步都是有弹性的。见姐之前，我一直担心去年托姐替我“上访”，姐没有理我，会不会难为情。可是姐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件事一样。
姐给我讲了她们回来时的情景：百货站用卡车把她们接回来时还没有住房，要先住到单位的会议室，汽车到达百货站时单位里正在工作的人们都出来迎接，帮她们搬东西。姐说除了那些旧坐柜、箱子，连家里的几块整砖都带回来了。姐每说一句之前都要加一句“你还记得呗？”(呗：石家庄话“吗”的意思)。姐说，你还记得秀萍姨呗，她见到我一下把我搂住可亲啦。会议室有电视，人们每天都来，见面时大家也都很客气很亲切了。
姐娓娓地讲，我默默地听着，想像着那场面。姐讲的地方我都很熟悉。上幼稚班时，我下午几乎都在那里玩儿，二楼楼梯前的空场摆着乒乓球台，楼头的样品室的一角摆着很多玩具，大人盘货的时候我钻进去看看。
姐说，送我们下去时，接我们回来时都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人跟着，送我们时他也没有凶过，接我们时他也是默默的。姐是在赞赏他。但当姐提到抄家时冲我骂狠话的霍慧芝时总要加上“臭娘们王八蛋”的定语。虽然我和姐都没有再见过她，但心里都常常想起她的嘴脸。
爸常说姐是天生作记者的材料，什么事情都能抓住要点几句话讲清楚。的确，她讲起来滴水不漏一个接一个，该骂的骂该褒的褒，听着痛快。我除了偶尔问个问题以外没有插嘴的地方。爸常说她比我聪明10倍，妈常说我俩相加再用2除就正好了。
姐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有来说亲的，也有主动找上门的小伙子。男人又恢复了本性：只在乎女方长相，不在乎女方的家庭出身了。姐22岁才开始享受她的青春。
妈的工作不像以前那样要加班、开会了。每天准时回来，带我到小时候我喜欢的食品公司买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以前妈一个人的工资养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现在没有负担了。
在院子里碰到谁，妈就会提醒我一句“还记得呗？这是×××”。妈口里出来的“还记得呗？”比姐还多。
我记得的事情，妈不一定熟悉。我记得孩子们拿着大人发的电影票结伴去看电影；记得在百货站工作的妈妈们夏天穿的白短袖衫深色长裙，长大了我也想穿；记得刘奶奶门前总养着一些花草；记得王娘的饺子；记得小丽琴的姥姥隔着竹帘往过道泼水；记得京腔卫调的姥姥们说话时总有一种优越感；记得我们家被迫把大一点儿的南屋让给陈家，我们搬到西面的小屋；记得陈家老婆眼角永远堆积着的眼屎和她女儿那贪婪又游移不定的眼神；……记得妈说我“祸从口出”。如果我把我记的事情都说出来，妈又要骂我“祸从口出”了。
妈有空就问我一些问题：
“三姑奶好吗？”
“学校怎么样？”
“几月毕业？”
问我什么，我就含含糊糊地回答什么。终于有一天生气了：“这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不问就什么也不说，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也不想跟大人商量”。
妈从来不对我发火，那年寒假妈竟埋怨了好几次。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见到妈一下子把攒的话全倒出来，真的是妈说的那样“问一句回答一句”，这让妈感到摸不着我了。
妈节假日还要到保定的“家”去。我从没问过妈什么，妈也没有对我讲过什么。尽管对方是个老实憨厚的人，但我相信妈心里有说不出的悔。
妈1975年秋被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姐跟妈一起回城，两人从文革的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了，我和爸仍在阴影的笼罩中。
我走以后，妈再也安稳不下去了。她下放在赵县时总觉得我好歹保住了城市户口，落得个在城市上学，比较安心。当她回到石家庄后就只觉得我是在东北受苦了。妈开始绞尽脑汁要把我办回石家庄。
我迁出石家庄时的理由是过继给表姑，尽管那表姑在我小学6年级时随丈夫调工作去了天津，我在锦州的户口已经是一个独立户了，但在法律上我是爸的孩子，石家庄没有接受接受我的理由。
妈束手无策。
(24)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