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的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泰坦”。泰坦向代表神秘自然力量的宙斯神挑战，结果失败，被打入了比十八层地狱还深多少倍的大西洋底。因而有人说，“泰坦尼克号”这个名字不吉利，开始就预示了悲剧结局。但这艘巨轮和神话中的泰坦不同的是，它沉没在海底的只是那些铁板、铆钉和人的肉体，它的灵魂没有被征服。或者说，“泰坦尼克号”和1,500多条生命沉下去了，但人的精神，一种不可战胜的人类文明，仍然存在，而且“永不会沉没”。八位音乐家在最后的时刻一直沉着平静地演奏乐曲，那飞翔的音符，体现了至死不向自然界的凶恶低头的人类尊严和高贵。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到的：“人，不是生来就可以被打败的。你可以打败他的肉体，但征服不了他的灵魂。那些追逐的鲨鱼可以把那个老渔夫船上拖着的那条大鱼啃噬得只剩下骨头，但啃噬不掉这个水手不可战胜的精神，这是人的灵魂和意志熔铸的火焰，整个大海也无法把它熄灭。” 直到9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惊叹，那些“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和船员，在面对即将灭顶的海水，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怎么能有那么巨大的勇气，不奔不逃，坚守职责；怎么能有那样高尚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让给孩子和妇女，把最后的时刻留给自己。事后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超过了船上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所有房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船员在船上，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且不是一个船员、两个水手这样做，而是全部900多名船员、服务员、烧火员以至厨师都是这样选择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能做到如此这般，今天看来，像那条巨船神秘地沉下去一样，这种永远高扬水面的人的精神，简直是个奇迹！据后来的调查，当时只有六号和二号救生艇有船员跳了进去，但马上被那里负责的官员发现，叫他们出来，他们没说什么，便服从命令回到甲板上。《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感到自己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的时候，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后的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总工程师贝尔和全部的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知道他们已没有时间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机会；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演奏着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宗教圣歌“上帝和我们同在”，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到大西洋底…… 这一切，仅仅用一句“勇敢”是无法全部解释的。西谚有云：“即使是一个英雄，在绝境中也会变成懦夫。”但“泰坦尼克号”却把无数普通人变成了英雄！责任意识举起了人的价值、人的高贵、人的美丽。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回到纽约时，大家讨论谁生还、谁遇难了，由于幸存的女人孩子远比男人多，人们都认为是海上规则“妇孺优先”这一神话的胜利。但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轮船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他们那么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不是任何规章制度、航海规矩可以要求达到的。他们坚守住的是古老却永远年轻的人类价值。当时，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问负责救生艇的官员，他可否陪同正怀着身孕的妻子马德琳上艇，那个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阿斯德当时已有资产8千7百多万美元，加上他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一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亿万富翁，也是全世界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巨轮。据史家的撰述，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马德琳到了四号救生艇旁边，对船员解释说，他妻子身体很弱，可不可以和她一起上艇照顾一下。船员回答说：“不行，先生，除非所有女士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目送着五个月身孕的年轻妻子上了小艇。当小艇飘飘悠悠地向远方划走时，他站在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雪茄。幸存的船上理发师奥古斯特·韦科曼后来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德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韦科曼问阿斯德：“你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德说：“我很高兴。”这是乘客们听到的这个亿万富翁的最后一句话。 “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和几乎所有船上的富豪都有着很好的个人关系，很多也是他的好朋友，包括阿斯德。但阿斯德根本没有去找史密斯船长走走“后门”，通融一下，让他上艇。如果他去找船长，也有充分的理由，他的妻子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但阿斯德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那是一个没有“后门”观念的时代，是一个讲究君子风度，做真正男人的时代。几天之后，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段大西洋海面上，人们发现了约翰·雅各布·阿斯德的尸体，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人们猜测可能他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着了。在他的上衣兜里，还揣着2,500美元现金兑现支票。这2,500美元，对于船员来说是天文数字，当时船上一个水手的月薪还不到20美元。但阿斯德没有用这些钱去贿赂任何船员以上艇逃生。而即使他那么做，大概也不会有水手接受。 “泰坦尼克号”上另一个财富仅次于阿斯特的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创始人斯特劳斯，他和妻子也在这条船上。发生海难94年后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斯特劳斯夫妇也是自己带了十几个侍从和服务生，以备船上的服务员不够用，或不方便。可想而知他们富有的程度和气派。“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之后，斯特劳斯夫人几乎上了八号救生艇，但脚刚要踩到边，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又回来和斯特劳斯先生在一起，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她把自己在艇里的位置给了一个年轻的女佣，还把自己的毛皮大衣也甩给了这个女佣，说“我再也用不着它了！” 当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先生提出，“我保险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然后挽着63岁的太太艾达的手臂，一对老夫妇蹒姗地走到甲板的藤椅坐下，像一对鸳鸯一样安祥地栖息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当知道自己没有获救的机会时，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船上第三号最高管理者、造船师安德鲁斯，毫无逃生的意念，他在最后的时刻，还痛悔地对一个女服务员说：“孩子，我没有给你造一条不会沉没的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并不是他的责任。但面对那么多妇女儿童和船员要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拯救责任的男子汉，他无法再活下去，他要用生命这样巨大的代价，表达他的痛悔，他的尊严，他的负责到底的人道情怀。同样体现了男子汉精神的有船长史密斯，一副默多克以及许许多多的官员、水手，普通的员工，以及服务员……对于这么大的群体都能如此纪律分明，坚守岗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永不沉没》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逃”，以身作则，这种表率作用产生了号召力，使人们跟从、效仿那些做了正确、高贵、美好事情的真正男子汉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近十年以来，之所以风靡美国、欧洲，香港、台湾、大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部电影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的人类文明：世界第一艘最大的巨轮沉没了，但人类的美德、人道情操、人性的善良却没有沉没，它在这场世纪大灾难中放射了光芒！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在今天的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这种文明价值更显得宝贵，因为它更加缺乏。因此，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观众，才在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银幕下一起感叹，一起缅怀，一起向往那个时代，那个文明的梦想、那些伟大的男人，伟大的女性，那些海水永远淹不灭、永不沉没的人性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