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1. 书
3.1.8
最早怀疑这部“后伪孔传”为伪作的人，是南宋学者吴棫。吴棫在所著《书裨传》中指出：“后伪孔传”新增添的经文远不如原有的经文艰涩难懂，不像是真的古文。不过，这种从文体上提出的怀疑，不容易令人信服。令“后伪孔传”之为伪作成为定论的功臣，当首推清代学者阎若璩。阎若璩尽二十年之功，写成《古文尚书疏正》一书，罗列“后伪孔传”作伪的证据一百二十八条，论证大都坚实有力。比如，阎若璩指出：见过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逸书”原件的西汉学者刘歆，曾引用过属于“逸书”的《伊训》篇中的一句：“诞资有牧方明”，而“后伪孔传”的《伊训》篇中却没有这一句。由此可见“后伪孔传”新增的二十五篇绝非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逸书”的原貌。又如，阎若璩指出：“后伪孔传”号称孔安国所撰的传文中提到“金城”这一地名。“金城郡”设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而孔安国死于汉武帝之时，倘若“传文”确为孔安国所撰，则绝无可能出现“金城”这一地名。
除阎若璩外，令“后伪孔传”之“伪”相大白的，当数年辈稍晚于阎氏的学者惠栋。惠栋继承阎氏之见，写成一部《古文尚书考》。《古文尚书考》不仅提出许多与阎氏相互发挥以及阎氏不曾发现的证据，而且将“后伪孔传”的伪经文的出处逐一列出，标明伪经文的某句出自某书、某句抄自某文。经惠栋如此这般剖析，“后伪孔传”作者的作伪手段遂彻底暴露无遗。
惠栋的友人程廷祚在学术界的名气远不及阎、惠，然程氏所撰《晚书订疑》，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出发，对“后伪孔传”出现的年代作了极为精辟的论断，功不可没。程氏指出：东晋时人都没有见过这部伪书，因而梅赜献书之说本身值得怀疑。倘若确有梅氏献书之事，则梅氏所献者绝非这部伪书。南朝刘宋初年的学者、同于元嘉年间 故去的裴松之、徐广、范晔也都不曾见过这部伪书，而裴松之之子裴駰却在其所撰《史记集解》中大量引用“后伪孔传”的文字。由此可见，“后伪孔传”出现的年代当在刘宋元嘉之末，而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在东晋之初。
不过，历代揭发“后伪孔传”为伪书者，大都依然相信梅赜献书之说，有人甚至直呼这部伪作为“梅氏古文尚书”。其实，梅赜献书之说，无论从逻辑上推敲还是从史实考证，都显然站不住脚。细节姑置之勿论，兹仅就五点要害分析如下：
其一，作伪者的目的显然在于令其伪作广泛流传，如果这部伪书确由郑冲伪造，郑冲如何只会私下传授苏愉而不公布于众？难道郑冲有先见之明，能够预测其伪作会在身后流行，因而无须自己推销？如果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的确征引过这部伪作，则说明这部伪作在西晋已经问世。为何与皇甫谧同时以及较皇甫谧为晚的晋代学者从无一人引用或提及这部伪作？
其二，东晋之时只有“豫章太守”而没有“豫章内史”的官职；曾任豫章太守者并非梅赜而是梅赜之弟梅陶；梅陶任豫章太守在晋成帝之时而不在晋元帝之时。《世说新语·方正篇》提到梅赜曾任豫章太守，刘孝标注已经指出“梅赜”为“梅陶”之误。据《晋书·陶侃传》可知，刘孝标之辩，言之有据。由此可见，豫章内史梅赜在晋元帝时献书之说，从根本上就矛盾重重，不可置信。
其三，如果梅赜在东晋之初就献上此书，为何东晋与南朝前期的学者从未有人提及之。其间虽有个别学者提到“孔传”，内容皆与“后伪孔传”不同，显然指“前伪孔传”无疑，而“前伪孔传”早在西晋已经立于学官，与梅赜献书之说了不相涉。
其四，范宁之孙、《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特别强调其祖范宁所授一切经学皆尊奉郑玄，而“后伪孔传”无论就版本还是注释而言，皆与郑玄的《尚书注》分道扬镳。既然如此，范宁如何会替反郑玄的“后伪孔传”作注解？
其五，梁武帝萧衍在称帝以前虽曾以学者姿态出现过，却从来不曾出任博士之职。由此可见，萧衍在为博士之时驳斥姚方兴所献《舜典孔传》之说，也是无稽之谈。此外，如果萧衍在南齐之时就已经驳斥过姚方兴所献之书，怎么会在称帝之后反而令其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