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债务问题是因为前段时间信贷太宽松，一个原因是政客要压利息快马加鞭争选票，另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流出的钱太多。突然的金融危机，造成私人部门家庭大规模deleveraging，造成经济不活跃，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从而造成政府财政赤字，这才凸显出政府还债能力问题。
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最直接的办法当然就是涨税，但政客人人怕死，都不敢背黑锅，怕丢选票，所以才出现政客演戏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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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债务狂欢”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1-07-20 (www.ftchinese.com)
在欧元区，财政危机阴影正笼罩在意大利上空。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已宣布，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于下月初耗尽资金。认为公共部门违约有利的欧洲人，要远远少于这样想的美国人。但欧洲要人们与美国共和党人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即还会有更糟糕的结果出现。对于心怀不满的欧洲人而言，欧元区决不许变成一个“转移联盟”。而在誓死反抗的美国共和党人看来，提税也是不容为之的。他们信奉的座右铭是一句拉丁语：Fiat justitia, et pereat mundus（即使世界毁灭，也要伸张正义）。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财政危机是近几十年西方私人及公共部门“债务狂欢”的后果。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去年就信贷泡沫破灭的后果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们在报告的更新版中指出，多个西方经济体目前正处于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的早期阶段（见图表）。*“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该报告指出：“我们会看到，在全球最大的一些经济体，某些特定领域将连续多年进行债务削减，而这一过程将严重拖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前世界各地的经济形势也令人失望地证明了这一点。
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债务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希腊，宽松信贷导致公共部门债务大幅飙升。而在其它一些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宽松信贷导致政府放松了对债务削减的重视：意大利的基本财政预算（息前）盈余与GDP之比从1997年加入欧元区之前的6%，降至2005年的0.6%。在其它地区，私人部门信贷繁荣的突然终结，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政府收入锐减，公共支出飙升：美国、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财政赤字激增主要是经济活动及财政收入锐减的结果，而不应归咎于银行纾困计划。但财政疲弱反过来又殃及银行，部分原因在于银行持有大量本国公共债务，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依赖财政支持。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关系错综复杂。美国共和党内的鹰派人物、以及德国或荷兰的鹰派人物认为危机的根源完全在于财政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宽松的信贷最终演变成了财政危机。
美国的情况比较突出。让我们比较一下美国2008年和2012年的两份总统预算对2010、2011和2012财年进行的预测——前者由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在危机爆发之前制定，后者由奥巴马政府在危机爆发很久之后制定的（见图表）。在2008年那份预算中，美国政府预计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仅为540亿美元（占GDP的0.3%）。但在2012年的预算中，对2011年赤字的预测高达1.645万亿美元（占GDP之比达10.9%）。其中58%的增长要归因于财政收入出人意料地低，只有42%归因于支出飙升，而这两种改变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危机，而非规模有限的刺激计划（约占GDP的6%）。
美国联邦财政状况一个惊人的事实是，预计2011年美国财政收入将仅占GDP的14.4%，远低于战后近18%的平均水平。同年个人所得税总额预计将占到GDP的6.3%。除非美国人，否则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数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1988年，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期结束时，美国财政收入占到GDP的18.2%。要想消除赤字，只有大幅提税。
这并不是说，解决美国财政问题的需求很紧迫。只是在私人部门不断去杠杆化的今天，解决这个问题会很有帮助。正如少数不歇斯底里的人所预测的，美国能够以宽松的条款借债，该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3%。财政挑战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并不紧迫。不允许政府靠借债来为国会已经批准的计划融资的决定，是不理智的。正如财政专家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指出的那样，要求必须由国会批准提高债务上限的法律，甚至可能违宪。
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反对提高债务上限的共和党人，都不只是希望削减联邦支出：他们热切地盼望违约。要么是他们完全不理解，拒付本国负有法律责任的债务，会对本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多么深远的冲击，要么是他们都属于空想革命家，不顾及任何后果。幸运的是，与此同时，在欧洲没有人相信违约是件好事。但欧洲也正困在自己的乌托邦计划中：即单一货币。正如茶党成员不愿意为他们认为不值得的事物缴税，有偿债能力的欧洲国家也同样不愿意向在他们看来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财政转移。
唉，如果没有货币联盟，这本来只会是一场简单的货币危机，可现在，在货币联盟的约束下，却演变成了这样一场痛苦的财政加金融危机。这是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预言可能发生的情况。更糟糕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德国10年期国债的息差已分别达到328和296个基点。
在那些增长缓慢、实际汇率被高估的经济体，这样的息差开始触及危险水平。如果息差达到并维持在400个基点，长期债务的实际利率将达到5%。那样，这些国家将从债务可控的“好”均衡，缓慢转向债务近乎不可控的“坏”均衡。公共债务总额位居全球第四的意大利，很可能因规模太大而无法被救助：意大利人自己必须采取恢复财政信誉所需的果断举措。这要求他们大幅紧缩开支，同时采取措施提高经济增速。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吗？答案是，十分困难。
目前的形势十分危急。美国可能即将犯下史上最严重、最没有必要的融资错误。而欧元区则即将陷入一场财政加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但会摧毁重要国家的偿债能力，甚至会给货币联盟造成破坏，最糟糕的是，它还会扰乱欧洲一体化的主要进程。这样的时候，特别需要那些当权派拿出智慧和勇气来。在美国，右翼空想家们正试图摧毁闯过了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之难关的政府模式。而在欧洲，政客们则在苦苦应对一个乌托邦计划的后遗症——这个计划所需要的团结程度是欧洲各国民众无法感受到的。这场空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如何收场？当我8月底休假归来时，我们或许至少就能知道一部分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