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的文章时常研读。近日又翻阅其新著《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中有五个新观点引起了我的兴趣和重视。
首先，提出“两大板块”概念。作者认为中国存在“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与“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互补的良性互动。前者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这个板块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并在人均预期寿命、基础设施水平、商业繁华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人均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教育水平、住房自有率等方面，均已大体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及其城市。而中国的多数欠发达地区均呈现为充满活力和优势的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很快的重庆属于其中突出的增长极）。这一描述有新意，因为从区域角度划分与西方学者习惯于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角度来划分的“二元经济结构”有所不同。不过，依我所见，中国经济可以综合区域和部门而细分为发达板块、新兴板块（发展较快和较先进板块）与落后板块（发展较慢和较落后板块）这“三大板块”或“三元结构”，则能更全面准确地描述当前整个中国经济社会。
其次，阐述“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作者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并由此衍生而来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在此基础上，书中客观地指出，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确实如此，在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基石上，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较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而且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总体上优于任何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
再次，分析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全书用大量篇幅阐述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发展模式特征，认为这些特点是对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据作者的深一步探究，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作者的分析是深刻的。目前，中外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概括存在不少歧见，书中观点属于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其所言特征的内容均能成立。但倘若要完全廓清和科学诠释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内涵，可能还要作多层面和多视角的界定和抽象。以中国经济模式为例，一是要区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还要分领域和部门来概括，如新型工业化模式、新农村发展模式、出口创汇导向型发展模式等。经济体制模式也要分领域和部门来概括。二是要区分经济发展目标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模式、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具体还可以细化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书中所说的混合经济）、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等；而书中所说的稳定优先、渐进改革、顺序差异等，则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
第四，梳理出八大中国理念。作者提出，虽然中国理念有很多，但如果能够把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理念的提出和深入讨论极有必要，它可以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核心价值观等一起互相补充，交相辉映，进一步丰富和提升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话语。
第五，揭示民主和人权的真谛。作者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分析最为精彩，最值得品味，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应该说“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品质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质化；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并进一步界定为多党选举制度，但人们发现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品质普遍低劣，选来选去，选出来的几乎都是投机政客，没有优秀政治家；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书中科学地批评“民主教条主义”，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强调实质民主就是民主的内容和价值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关于人权，书中客观地评析了西方人权体系的四个缺陷，一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美国人权概念中就没有后者；二是存在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问题的法条主义；三是个人的权利超越集体权利的困境；四是人权体系中优先顺序的概念。在我看来，目前中国以人为本、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等人权理念和总体状况都要比西方国家要好些，况且我国改进和提升人权的速度是超过西方的，这只要对比《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和《美国的人权纪录》（2009年）就一清二楚了。
简言之，《中国震撼》一书，以清醒的自信，确凿的事实，较强的逻辑，亲和的解疑，展示了一位长期在发达国家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心声，值得一切关心中外大事的读者翻阅。
首先，提出“两大板块”概念。作者认为中国存在“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与“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互补的良性互动。前者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这个板块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并在人均预期寿命、基础设施水平、商业繁华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人均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教育水平、住房自有率等方面，均已大体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及其城市。而中国的多数欠发达地区均呈现为充满活力和优势的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很快的重庆属于其中突出的增长极）。这一描述有新意，因为从区域角度划分与西方学者习惯于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角度来划分的“二元经济结构”有所不同。不过，依我所见，中国经济可以综合区域和部门而细分为发达板块、新兴板块（发展较快和较先进板块）与落后板块（发展较慢和较落后板块）这“三大板块”或“三元结构”，则能更全面准确地描述当前整个中国经济社会。
其次，阐述“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作者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并由此衍生而来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在此基础上，书中客观地指出，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确实如此，在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基石上，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较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而且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总体上优于任何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
再次，分析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全书用大量篇幅阐述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发展模式特征，认为这些特点是对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据作者的深一步探究，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作者的分析是深刻的。目前，中外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概括存在不少歧见，书中观点属于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其所言特征的内容均能成立。但倘若要完全廓清和科学诠释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内涵，可能还要作多层面和多视角的界定和抽象。以中国经济模式为例，一是要区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还要分领域和部门来概括，如新型工业化模式、新农村发展模式、出口创汇导向型发展模式等。经济体制模式也要分领域和部门来概括。二是要区分经济发展目标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模式、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具体还可以细化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书中所说的混合经济）、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等；而书中所说的稳定优先、渐进改革、顺序差异等，则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
第四，梳理出八大中国理念。作者提出，虽然中国理念有很多，但如果能够把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理念的提出和深入讨论极有必要，它可以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核心价值观等一起互相补充，交相辉映，进一步丰富和提升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话语。
第五，揭示民主和人权的真谛。作者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分析最为精彩，最值得品味，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应该说“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品质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质化；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并进一步界定为多党选举制度，但人们发现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品质普遍低劣，选来选去，选出来的几乎都是投机政客，没有优秀政治家；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书中科学地批评“民主教条主义”，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强调实质民主就是民主的内容和价值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关于人权，书中客观地评析了西方人权体系的四个缺陷，一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美国人权概念中就没有后者；二是存在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问题的法条主义；三是个人的权利超越集体权利的困境；四是人权体系中优先顺序的概念。在我看来，目前中国以人为本、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等人权理念和总体状况都要比西方国家要好些，况且我国改进和提升人权的速度是超过西方的，这只要对比《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和《美国的人权纪录》（2009年）就一清二楚了。
简言之，《中国震撼》一书，以清醒的自信，确凿的事实，较强的逻辑，亲和的解疑，展示了一位长期在发达国家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心声，值得一切关心中外大事的读者翻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