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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日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头号经济体的美利坚合众国破产的日子，事实上也是活跃300年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真正衰败的转折点，也许从此后超级大国的概念也不存在了。2011年8月2日，注定将在后世被人们常常提起而引以为戒，当代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的破产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铁律做支撑，可是 美国的衰落也绝对不是刚刚开始，更不是第一次。早在08年之前，笔者即关注、评论这个话题，有趣的是这个过程竟如所料，故整理评论以录：
近年，一场由美国起初的次贷危机、后来的金融危机所引发——正在引发、或者说是已经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迅速地蔓延开来。国内若干民营企业的相继破产倒闭，就是这场危机到来的一种强烈信号。与此同时，一种犹如世界末日一般的悲伤情绪也在迅速地弥漫开来，全球股市的一再暴跌，就是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的一种心理证据。
这场危机也正在向中国蔓延；这种情绪也正在向中国弥漫。
或者应该一问：是危机还是契机？
今年7月21日有关报道：
上半年，广州的GDP增幅为11%，而天津的增幅高达16.6%”。广州市市长万庆良感到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如果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两三年后广州“江湖老三”的地位不保。
据万庆良介绍：
上半年广州的GDP总量是5730亿元，苏州是5380亿元，深圳为5213亿元，天津以5099亿元紧随其后。而去年，广州是第三个GDP总量超过万亿元的城市，但到今年年底，苏州、深圳和天津的GDP总量都可以超过万亿元。
从增长速度上来看，广州预计增长11个点，在国内七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四，天津增长16.6%，重庆是16%左右，苏州为11.5%，增速比广州低的只有深圳的10.5%，上海的8.5%和北京的8%。”
万庆良说：
“去年上半年，广州GDP比天津多780亿元，现在只多了631亿元，去年比苏州多480亿元，今年只多350亿元，跟深圳相比，去年的差距是670亿元，今年也缩小到511亿元，这些都表明，天津、苏州、深圳的发展速度快，都在缩小与广州的距离。
万庆良担忧地表示：
上半年广州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七个城市中无论绝对数，还是增长速度都排在最后一位：
重庆是45.3%，比广州高25.2个百分点；
天津40%，比广州高19.9个百分点；
上海29.2%，比广州高9.1个百分点；
北京是27.9%，高出广州7.8个百分点；
苏州是25.8%，高出广州5.7个百分点；
深圳是23.9%，比广州高3.8个百分点。
分析其原因，万庆良从固定资产投资从规模上来看：
上半年广州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天津的三分之一，是重庆的五分之二，是北京的52.4%，是上海的67%，目前仅深圳的投资规模比广州少，其余的兄弟城市均比广州多。
万庆良，不免心中惶惶。作为广州市市长的万庆良，他的危机感是一个正常的情感。
事实上，中国面临的困扰不仅仅是原来所谓“海洋文化”系 列的殖民主义国家的经济大退潮，又表现于来自东、南两个方向的海上危机，例如钓鱼岛危机和南海危机。而这两方面危机的实质上反应的是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危 机的恶化。即使是岛屿危机，社会学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最高等级的表达形式，准确地说是经济危机最后的突破口，说到底也是经济危机的一类极端形态――甚至是一类必然形态。
如何面对危机，如何寻求契机？这是我们曾经面对的一个讨论题。
作为一种讨论，事实上是以不同的哲学观为基础的，常常只能够各抒己见。能够做到滔滔不绝即是理想状态，找到共同点不值得欣喜，而对彼此能够有所启发，则喜而废食。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08年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到的，“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我们注意到其中“百年一遇”的提法，也就是说格林斯潘意识到这一次经济衰退是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同一级别的。
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肇始于1929年，但是猖獗于1933年，其中有2－3年表面的缓和。这一个参照系告诉我们，现代的危机不过处于起动阶段，真正的大危机还在酝酿。
应该说，向中国蔓延的并不只是“情绪”，而是一次真正的危机。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言：
“我们在为那些犯下愚蠢错误的国家买单，其中包括美国，这是因为，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影响到全球经济。”
因为我们了解经济危机，能够明白，在这样的大危机中，受害最大的是那么些“世界工厂”，30年代危机中受到最大的伤害就是当时的“世界工厂”美国。
我们甚至不排除，这一次肇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是西方强国的蓄意所为，为打击新兴的国家。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我们从西方社会――无论在政权交接，还是政府的稳定，社会的稳定的角度看，从这种具有理性的冷静看，阴谋论并不能排除。
我们知道，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宏观政策常常是一些学者激烈地讨论后的结果，例如冷战理论――它的宏大令人吃惊，至今我们读之不免不寒而栗。所以，把美国人仅仅看成是商人，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斯大林就犯了这个错误。苏联的失败有其内在的原因，但是在谋略上的失误也是惊人的。
有一个事实，危机对能源市场有极其重大的打击，例如俄罗斯的经济江河日下。而其它能源国家，它们无不对中国扩大能源的需求欢喜若狂。
近年发生的力拓事件和轮胎案，其主持者都是美国系列的国家或美国本身，他们的行为不具备危机形态的特征，而更多的是一些实质性的对中国的敲诈勒索。
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和现代的俄罗斯等国家，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具备一个较为完善的文化体系，自身能够构成一个完善的自力更生的良性循环体系。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60年以来，西方理论家们无数次对中国的预言都失败了，“中国崩溃”已经有许多年了，可是中国却在不断壮大和发展。
现在是中国“出口转内需”的时候了，把美国人的努力转化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中国有一个融入世界体系的30年，中国也许将有一个独立于世界体系的又30年，奥地利社民主义经济学家熊彼德有一个重新配置理论――重新配置带来活力。中国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论本来就是一个重新配置理论，是生命力的一类描述。
事实上，中国持有的美元外债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其实不是致命的。中国只要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不要太多介入，甚至坚持一段时间的自力更生，估计这一次“熬”不下来的将是“西方列强”。如果以西方政治――军事强对立的角度说，丢了万亿美金打败美国佬比应对核战争――即使是常规战争要划算得多了。极其同情美国人――唯此而已，此时我在太平洋西岸看，东风压倒西风从此起。
这里所说的自力更生并非闭关锁国，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实质意味着转换一种发展方式。这种方式的转换指的是晚清争论的“海防”与“塞防”――是从原来侧重于东、南部沿海的发展转向中、西部向欧亚大陆内陆和西部的发展，或者称作从“海权”转向“陆权”。
强化陆权，淡化海权；强化西部，淡化东部。这是很有趣也必然是很有益的战略，在美国企图从中亚脱身而转向东亚的时候，我们把它撂在日本东北部的沙滩上以及菲律宾西北部的浅水湾里歇着，等到它们再一次返回中东和欧洲的时候，我们再回头修复西太平洋的经济圈。
中国经济的崛起带给中国的就是这样一类可观的战略主动，我们意识到这个主动，运用这个主动，让对手在运动战中感到疲倦，懂得谦和。
最近看到一篇很有益的文章，证见了笔者几年来的判断：
《从重庆到杜伊斯堡》
从中国重庆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到德国的列车1日开通,终点站为杜伊斯堡,全程13天。中国到欧洲的铁路项目终于成为现实。
铁路运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国到中欧走铁路需13天,从上海或广州海运则大约需要36天。
这条常被中哈称作“现代丝绸之路”的铁路项目,对中国来说可以扩大高技术产品对欧洲的出口。往杜伊斯堡运输笔记本电脑和液晶显示器并非偶然。
最近中国向欧美出口的商品价格变得更高。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高度发达的沿海省份的劳动力变得更贵,产品价格因此水涨船高。
像拥有3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重庆这种内陆地区,其发展滞后于沿海地区,后者的出口业在30年内迅猛发展。
如今重庆开始追赶这些“先进地区”。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台湾知名电脑制造商宏碁以及惠普都已在重庆开设公司。重庆在今年前5个月里向国外销售了243万台电脑。
可以理解重庆缘何充满热忱地推进横贯大陆的铁路项目,而且中国南部的工业发达地区也打算加入该项目。
当广州市市长万庆良感到危机的时候，重庆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却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危机和契机都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如何抉择。
壶公评论2011－07写于麒麟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