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封建皇权社会两千多年下来，靠的是孔夫子的一套东西维系。识字率不高，四书五经不是所有的人都念过，众多文盲如何追随孔夫子？ 其实简单，就是家教。母系的奶奶和妈妈教育孩子做人要厚道，别欺负人。基本上就是孔夫子的道德学，仁。父系的父兄们教育孩子，要有规矩，该磕的头都得磕。基本上是孔夫子的社会政治学，礼。你我在无形之中就都是儒家人了。就像咱们大都不太记得是如何学会使筷子一样，却可以用筷子把一碗米饭吃的一粒不剩。皇帝们都很待见孔夫子的一套，为什么？ 把奶奶妈妈和父兄的教育一结合，厚道的给皇帝磕头，政教合一，皇帝的天下太平。孔夫子的事儿真的没有学问大的人忽悠的那么复杂，落到百姓头上，就是要善良，敬畏权力。然后就娇惯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皇帝来，占的是咱们善心的便宜。善有善报就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是编出来的。
在接受儒教上，咱们文革这代人和历史上的文盲一样，除了家教，没有正规的接触过孔夫子的东西，因为太祖爷好像不待见儒教。
太祖爷初始为何反感儒教？无法向死人取证。 但是从造反开始，利益上就和儒教相左。革命这东西，和厚道水火不容。太祖爷早期革命的奠基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里最常被文革革命小将引用的一段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照此行动， 仁，就免了。造反得把已有的权力结构打烂。 如若蒋介石蒋大人让太祖爷往东太祖爷不敢往西那还有造反的余地？礼，太祖爷自然不买账。非仁无礼，名字不好听。可是，抛开标签与是非恩怨，造反时的太祖爷在文化上并不落后。五四时的志士前贤，包括后来国共两党的思想家们，把愚昧落后的要害，孔夫子的儒教给晒了出来，尤其是让大家磕头的“礼”。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不再磕头。五四运动是中华文化伟大的启蒙。太祖爷的革命和造反，在思想文化上，是五四运动有机的延伸。
得天下后，利益结构不同了，文化跟着利益走，太祖爷和儒教的关系起了变化。爱好斗争，长于斗争的太祖爷无法接受和拥抱仁，在这方面，继续反孔。然而，对礼的态度则起了变化。孔老先生的礼，代表了权力结构的尊严，不是狭义上的穿着周朝的礼服听老先生弹琴唱歌，按照周文王的规矩稍息立正。曾坚决反对给蒋大人磕头的太祖爷，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鼓励，促进，接受和拥抱了臣民们对他的磕头。就是在形式上也是如此，连昔日同志和战友的亲密之称“润之”和“老毛”都消失了（注2），剩下的只有天下唯一的“主席”。非仁崇礼，是太祖爷的革命现代版儒教。
血管里流着儒教之血的咱们和太祖爷心连心，非仁崇礼也成了咱们的文化。文革中，孔老先生露过两回面儿。文革刚开始，破四旧，孔像，儒家著作，甚至山东曲阜的孔庙，都是被破对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带着北京的小将们到孔庙破了个稀烂。其实那次是只动了点有形的东西。因为有形的儒学太祖爷得天下后一直没让教，破四旧对咱们和孔老先生的关系没什么太大影响。倒是革命和造反的冲动对仁有了进一步的消耗。学生打老师，暴力抄家，子女揭发批斗父母，最极端的是许多失去的无辜生命。 厚道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仁碰上礼，以礼为主。母系的厚道说虽然仍在，父系的家教变成了“听毛主席的话，争取进步，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君臣父子，九九归一。 革命的生死存亡之际，母系教导咱的仁绝对让位于对太祖爷的礼。跟着太祖爷革命造反之礼战胜了妇人之仁，太祖爷的非仁咱们用残忍表达了出来。内心对太祖爷的崇拜也必然波及形式。新的 “礼仪”横空出世。太祖爷接见红卫兵穿的绿军装，戴的红袖章成了新时代孔老先生的周朝朝服。太祖爷一号卫士林彪林大帅挥动小红书的动作成了咱们的模仿的标准动作。咱们后来干脆早请示晚汇报的拜太祖爷了（注3）。崇尚以礼一统天下的孔老先生，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社会能如此整齐划一循礼而动。儒教一贯的厚道磕头被狂热磕头取代。
孔老先生的第二次露面则到了文革后期。就是林彪林大帅出事之后太祖爷对其清算的批林批孔运动（注4）。批林是不得已，否则无法交待；批孔后来听说好像和周恩来周大人有关。这些政治算计当时孩子们自然不懂。但是批孔确是咱们第一次正面接触孔夫子。批林批孔中孔夫子被批的重点是“克己复礼”，加上批“论语”，批“三字经”，把咱们那点家庭传下来的儒教意识给搅了个七荤八素。经过批孔的速成训练，咱们一面在太祖爷的教导之下，循儒教之礼给太祖爷狂热的磕头，一面认为自己是彻底摆脱了封建皇权儒教思维的革命新人。以至于时至今日， 当于丹大妹子一边声情并茂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靠“论语”发财，一边告诉咱们许多问题只要回到儒教的立场上就会迎刃而解时，咱们就信以为真，愣期待“论语”带领咱们的心灵走向现代文明的彼岸。
文革的危害正在于此。革命，进步，批孔，破封建皇权，现代化的口号下疯狂一通，好像封建皇权对咱们的影响都解决了，其实是更深的陷入了儒教的束缚之中。文革不但加重了咱们的磕头意识，而且美化了咱们的磕头意识。连五四运动反封建皇权带来的些许进步也被一并抹掉。
后文革时代，国门大开，资本主义浩浩荡荡地来了，封建皇权力道减弱，儒教的礼有所松动。但是，由于咱们陷于太祖爷的现代版儒教而不自知，对礼的危害完全没有理清楚。娱乐文化就一再拿封建皇权的辉煌说事儿。有悠久历史的咱们有的是让大家开心的辉煌故事。各电视台都成了帝王电视剧专业户。汉武大帝，大唐天子，大宋天子，大明王朝，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皇帝，多得数不过来。而五四运动的一号推手，陈独秀陈大侠则继续着其生前的寂寞，无人问津。偶尔在电视剧“日出东方”里露个面，也是给太祖爷跑龙套而已。非但如此，各位帝王当然都是雄才大略，爱民如子。汉武帝如果不犯一个小错，误杀太子，汉朝的辉煌将可蔓延欧洲大陆。明太祖如果爱心再多一点，不杀功臣，那咱们的海军，早就游遍全球，哪还会有后来甲午之耻。在位一甲子的乾隆皇，如果再明察一点，不偏信奸臣和坤让国库受损，那大清王朝的国力，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输给英国佬的几条鸟船。电视看长了，几乎要问咱们现在的皇帝是哪位？ 是不是一位明主？这种美化磕头的文化，一定能让推崇礼的孔夫子欣慰至极。
进步当然也有。2008年，世界罕见的破坏性地震降祸于四川汶川。同胞死伤惨重。震后七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政府为所有地震中逝去的普通百姓，以最高规格在全中国范围内举行哀礼。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每一个中国人，短短的三分钟向遇难同胞表达哀思。对尊儒教之礼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也可以是新文明开启的契机。给普通百姓的礼，在规格上达到了当年太祖爷死后的待遇。 把君臣父子的封建礼数留在了20世纪。孟姜女们不但在百姓心目中，而且在名义上首次上了神台。太祖爷王朝虚幻的主人与公仆关系，头一次有了实质上的兑现。普通的中国人有了一次自然的感动，和真正的，不是吃了革命激素的自豪。人性复苏了，普世人权意识的觉醒就不远了。
三分钟的默哀，对于观念上的转化必然影响深远。但是，现实中，仍然会有许多山要一座座的去翻。就在汶川地震后不久，网上出现了胡锦涛胡大人赴灾区慰问的红地毯故事。 传说中胡大人在灾区某处下火车之前发现车门前被铺上了简陋的红地毯，地方官员以此表示尊敬。胡大人于是拒绝下车，令火车前行十几米，避开红地毯才下车落地。故事是说胡大人在给地方官刻意宣示一下“以人为本”的理念，听起来满温馨，一切都好。 很快，新华社的御笔们也加入了歌颂这段“以人为本”故事的行列，以新华社博客的形式对该故事艺术再加工。高手的文章中“打成一片”，“不摆架子”，“并肩前进”，“共渡难关”，“心连心”，全都从不走红地毯之中提炼出来。用歌颂胡大人不接受别人磕头的方式给胡大人磕头，几千年的磕头文化尽显无遗。滑稽的是，故事至此才开了个头。有好事者随后查对了胡大人在四川勘灾的行程，发现胡大人灾后赴川根本没乘过火车，最初始的红地毯故事是有人在网上编出来的恶作剧。新华社御笔们实在是磕头心切，不辨虚实，见了网上的故事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一路冲磕过去，把头磕的铛铛响。从这一件小事揭示出磕头文化已经在咱们的社会上根深蒂固。前后左右如此有艺术性的磕头，让胡大人不想当主子都难。走出儒教的封建皇权之礼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儿，三分钟的精神需要持续加强才行。
相较于礼，儒教的仁似乎并无不妥之处。文革让咱们见识了非仁社会的恐怖。重回孔夫子的仁爱之道，是否可以永远消除文革再现的危险？ 其实文革的非仁，恰恰点到了孔夫子道德学的弱点。就是仁的脆弱无力。文革是太祖爷挑起的，可是，斗人的人，整人的人，打人的人，杀人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被号称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教文化熏陶过的咱们自己。几千年传下来的厚道教育如此不堪一击。若把逃出苦海的希望寄于仁的降临，就只能泡在苦海里享受灾难了。
其实对仁的态度，咱们是可以从太祖爷身上学到点东西。太祖爷不仁，同时， 太祖爷也不指望别人对他施仁。抗日战争进行之中，太祖爷和蒋介石蒋大人在合作的同时，相互之间免不了要使一些手段。太祖爷很清楚，决不可以把自己的安危系于别人的仁慈上，于是和蒋大人挑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注5）。说白了就是，你若如仁义我很高兴，你如若不仁义我就把你打趴下，逼着你仁义。于是蒋大人的手段无一成功，太祖爷挣出了一份对手的“仁义”，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太祖爷的这份高明，咱们没有学到。1957年，太祖爷很君子的仁义了一下，告诉大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大家都信以为真的享受太祖爷的仁义时，太祖爷恢复了非仁的面目，告诉大家我是说着玩的，只是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是大打出手的“反右”运动的引子。因为没有把太祖爷打趴下逼着他仁义的手段，于是全体同胞就一劳永逸的给太祖爷磕头，期盼着他老人家再发仁义。只能被动求仁的咱们，一直空等到他撒手人间。
一个厚道的社会就永远不可能了吗？ 当然可能。而且可以保证。只不过，咱们不能再期盼用自己的厚道之心换取别人的仁慈回报。咱们需要的是全社会遵守规矩，用法律保障每一个人有不被别人残忍的权利。只有这种权利，才能让1957年的众“右派”大侠们据理反击，不被迫害。只有这种权利，才能让文革中斗人，整人，打人，杀人成为不可能。这个权利就是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而且是绝对的，没有商量余地的权利。没有人能被欺负，也就没有人能欺负人了。这是西方文明要优于孔夫子的“仁”之道德学的根本之处。
每个人其实都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体。一个人可以上午捐给地震受灾同胞大笔钱财，而在下午就期待把手中的垃圾股票卖给市场上的下一个不相识的傻瓜，傻瓜买了之后可能会倾家荡产就与己无关了。儒教的仁是盼望所有人只捐钱不卖垃圾股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乡愿。相反，由法律保护的平等和人权不是寄望于每个人的小仁，而形成以社会为机制的大仁。建仁而不是求仁。
求仁和建仁的区别可以从两种矿工的命运得到很好的验证。
2010年初春，全国上下正兴高采烈的等待着咱们投进二百多亿税钱的上海世博开幕。可是，堵心的噩耗接踵而来。先是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一百多名矿工被困井下。 虽然多数后来被奇迹般的救出，仍有三十多人死于井下。紧接着，河南伊川煤矿爆炸，又是四十多名矿工死亡。更坏的是，这些矿难不是偶发，成为咱们的常态。现在矿工兄弟们每次下井前，一定会祈求仁慈的上帝、菩萨、真主、咱党或是矿主保佑今天可也以活着回来。矿工们只能求仁。咱们每年因矿难死亡的人数，大得吓人，公信力不强的官方数字是每年在减少，但就是这个数字依然有数千之多。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无谓的牺牲，求仁显然无效。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矿山镇也发生矿难，有29名矿工死亡。也许开矿取煤就是如此危险？其实不然。资本主义早期，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也常有上百人死亡的大矿难发生。直到1968年，发生在西弗吉尼亚州法明顿的矿难夺去了78位矿工的生命。在人权至上，生命为大的美国，民众被激怒了，而民众对社会的运行是有着力点的。一年后，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由国会通过，经尼克松总统签署生效（很讽刺，时值文革咱们给太祖爷磕头的高潮期）。 那个法有多厉害？1969年前四十年，美国平均每年有八百多位矿工死于矿难；1969年后的四十年，平均每年有八十多位矿工死于矿难，最低的2006年一年煤矿矿难只死了12个人。这部法不但让美国的矿工业脱离了高危险行业的名单，它甚至为许多其它行业的职业健康和安全立法提供了契机。遇到问题，立法，执法，解决问题。法，是矿工与民众握在手里保护自己的工具，一套建仁的机制。2010年29人死亡的矿难虽也惨痛，虽然也可能有人祸的因素在其中，但是建仁的机制在，有新的问题，会有新的答案。
在恶性矿难的刺激下，咱们的矿工也几乎享受了一把“仁”。其实关于煤矿安全与健康操作的“法”，咱们都有，可是咱们的“法”从根上是为了皇权管咱们的，至于“法”中有关安全与健康这部分照顾人权与生命的附带功能，并没有真正的实施机制。说白了，法对中国“公民”不一定有用，而对弱势的矿工大致没用，没有任何一个矿难的受害者在出事后告赢煤矿并获得生命该有的赔偿。矿工不断捐命，大家很没面子，于是咱也要照顾矿工，就有了咱国务院的命令，要求“矿领导”与矿工同时下矿井，同时出井（注6）。但是，被施“仁”靠不住。一个是不被施了又如何？另一个是施的无效怎么办？这次咱党真的要给矿工以“仁”，逼着煤矿官员自己也下井以提高井下工作的安全系数。结果呢？就有了黑色幽默，广西河池朝阳煤矿突击提拔了7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一周之中每天有一位新的“矿领导”下井。而包括矿长、副矿长在内的5名主要领导却稳坐在办公室里享受生命，矿工该有什么危险还有什么危险。什么是建仁的机制？ 遵循太祖爷的榜样，用得上的“仁”，得自己拿在手里，不是靠别人赏赐的。当咱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剥夺“矿领导”利益而给矿工们些许利益时，基本的逻辑是荒谬的。矿工们无论是对咱党还是对“矿领导”都没有任何着力点，得“仁”毫无保证，结果必然得继续拜天求“仁”。
厚道的磕头伴随咱们两千多年了，没磕出任何名堂，咱们从未享受过持续的仁。孔老先生的初衷不应受责难，他无疑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君子，更是一位富有智慧的思想家。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儒教被皇帝们拿来反复修饰整理成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而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封建皇权体系，是咱们近代落后和耻辱的总根源。再树儒教，无疑是愚蠢的延续。百家争鸣，有人好儒，很正常。但是，把厚道的磕头再强行灌输给孩子们，就是罪恶了。求雨不如打井。建仁该是咱们的目标。当然，建仁有建仁的条件。建仁的机制需要建仁的文化。民主，人权，法治是西方文明建仁的基础。民主凝聚社会的仁，人权保证每个人不被残忍，法治限制邪恶。如果咱们自称的勤劳勇敢真是咱们的个性，该踏踏实实寻觅促进建仁机制的文化了。
注1：毛泽东1927年到湖南农村“体验生活”几十天后，对农民“革民造反”现象所写的总结。
注2：润之是毛泽东的“字”。而以老、小相称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是通例。从井冈山造反经历长征直到延安期间，毛的“亲密同志”们称其为润之与“老毛”的大有人在。
注3：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早期的全民向毛泽东表衷心仪式。在本书的第14章有进一步的介绍。
注4：这是于1974年林彪叛逃事件被全面揭开之后毛泽东发动的一场以搞臭林彪撇清自己为目的的“群众运动”。
注5：毛泽东于1939年和记者谈话时就与抗战中蒋介石关系所作的宣示。
注6： 2010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了个“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煤矿与其它矿井的“领导”与工人同时下井、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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