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先生在采访了梁漱溟之后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为《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似乎觉得这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个问题， 80 后的记者李立君先生也写了一段博文，在罗列了一系列中国社会的弊端与危机之后质问：“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其实，这个“爱侃”的艾教授和其他洋鬼子一样，来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之后，就以为对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所了解，洞悉了“大儒”梁漱溟，回去便著书立说，做 tenure 的敲门砖了。而李立君先生可能也没有完全领会该书的意图，将梁老先生的一段话过于当真了。殊不知，我们都被梁大儒忽悠了。
不错，梁漱溟的确提出了人类学术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和人与己的问题。只是，梁先生出于伟大的民族主义情怀，他对于洋人所说，未必是他的真心话。身为“大儒”，他并没有觉得中国文化涵盖了这三个问题。在他自己的著作《东方学术概论》中，梁先生就痛批中国文化不关注第一类问题，因此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直奔第二、三类问题。
是的，中国文化不屑人和自然的问题，故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国文化也不太关注人与己的问题，所以也没有产生本土宗教，儒家更没有向佛教和基督教那样重视过人和自己的问题，即终极关怀和彼岸世界，我们一味奔向人和人（社会）的关系，于是产生了黑厚学和关系学，超级“入世”的人与人“关系学”使得当今社会成了一个赤裸裸的世俗和功利社会。
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人合一是一种原始的宇宙观，产生的只是‘天地感应’‘吃什么补什么’和炼丹这样的东西。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爱护过自然，爱护过生命。“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话就将中国人对自然，对人生对心灵和对彼岸世界的诉求拒之门外。
梁先生对于西方“个人本位，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还是持一定的肯定态度的，但是他又觉得西方靠资本主义发展了物质文明，而“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了，不可能走资本主义，所以它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我再说一句话、结束的话，我是乐观的，我觉得那个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那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
所以，梁先生认为西方要学习中国，尤其学习中国人的伦理孝道和礼让——“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把家庭关系推广用到家庭以外去，应用到社会上去，好像把那个离得远的人也要拉近，把外边的人归到里头来，这个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
不知道梁先生是不是有意在洋人面前遮羞而忽略了此种文化产生的等级森严，专制和奴性社会，以及“把离得很远的拉近”而产生的关系学和黑后学。他在洋人面前大谈“礼俗”，“礼让”，说“让”就是看重别人，“礼”就是尊重旁人。大儒不会不知道儒家的“礼”到底是什么货色吧？
无论如何，梁大儒的预测没有应验——“刚才我说的，到了未来，资本主义过去了，社会主义来了，恐怕这个礼让的风气会要来了，大家在一块生活，互相尊重是很必要的。所以我就说，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是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看，资本主义终究是要过去的，从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来看，资本主义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制度，自古希腊诞生民主理念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民权运动以及人人平等的独立宣言，西方文化得到长足发展，从而使得人类在近百年在对应人与自然关系上迈出了几千年没有迈出的大步，可是，步子太大了一样会扯着蛋。
这一波接一波的金融风暴和社会动乱何以应对？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但是当西方的经济遭遇一个巨大瓶颈之后，何来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将其解脱？自民主平等人权之后，西方文化有何进一步的发展？下一个里程碑在哪里？现代科技将人带上月球，奔向火星之后又会将人类带向何方？
过于关注第一类问题是不是会导致对第二、三类问题的忽视？当然，民主、人权毕竟关注的是人和人（社会）的关系，可民主人权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理念还很不成熟，其形态也在上百个“民主”国家里千差万别，那么在一个经济停滞，战乱四起，社会动荡的时期，西方的文化如何发展进步，从而带动制度的进一步改良与完善，我们拭目以待。
是不是西方真的到了穷途末路要靠中华文化来解脱了？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初我们设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没有成功，今天要回过头来在几千年的破纸堆里寻求真理也不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还要靠他们自己解决，而我相信那个机体也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但是要充分发挥这个功能本质还是要正确处理好人对自然，对社会和对自身的问题。这不是中国仅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也到了一个文化发展的瓶颈。经济的停滞最终需要文化的发展来推动，这正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也没有本质的进步，所以其经济问题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所以，“这个社会还会好吗？”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答案，不能把握征服自然的魔棒，那只能转向第三类问题：人和自己较量，回归宗教了。只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经历任何苦难。
至于中国自己，中国必须首先老老实实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抛弃一切封建残余，拥抱普世价值，不要抬出 10 米高的孔子像，也不要幻想什么茉莉花，中国需要的是渐进的改良，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朱大可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复兴时就说到，如果把恢复儒学看作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出路的话，那不是复兴，而是复辟。“大家生活在一块，相互尊重礼让”和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是一样的乌托邦，历史早已证明是一个海市蜃楼。
当然，中国在第一类问题上迎头赶上西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第二类问题（人和人）上，则必须抛弃君臣父子那一套，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以人为成本。在第三类问题上，中国人何时能有被自身文化接受的本土宗教来填补信仰的真空？这可能只是一种臆想了。
就全世界而言，经济发展既然遭遇瓶颈，那就应该停一停，缓一缓，只有在文化上找到一条出路，人类的未来才会看到希望。
对了，艾恺教授那本书的英文原名叫“Has Man a Future ？”
看看这两天的股市，看看伦敦，看看奥巴马，我真的想问：人类的未来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