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经学通论》摘录(39)

3 群经略说

 

3.5

 

3.5.2

 

 

荀子在战国之末执儒家主流之牛耳,《荀子》既释“礼”为“履”,足见“礼”在战国之末已经与“仪”混为一谈。战国之时既已如此,汉代所谓“礼”者,想必亦指“仪”而言。

《史记·儒林传》:“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汉书·艺文志》:“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士礼》与《礼古经》所记,正女叔齐所谓“仪”而非“礼”者,而《史记》与《汉书》皆视之为“礼”学之本,正汉代所谓“礼”学早与孔子所鼓吹的“礼治”分道扬镳,而成为琐屑微不足道之“仪”之证。

 

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为今文,来历不明。相传出于孔子故居的《礼古经》五十六篇为古文,与同时发现的古文《尚书》皆入孔安国之手。如前所述,孔安国曾通过参照今文《尚书》的方法读通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相同的二十九篇,并将其读通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摹写为“隶古定”本。至于古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孔安国不能通读,只好搁置一边,称之为“逸书”。孔安国是否用同样的方法整理过《礼古经》?十分可能,因《礼古经》多出的三十九篇,正称之为“逸礼”,与古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称之为“逸书”如出一辙。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孔安国将古文《尚书》与《礼古经》一起献给汉朝廷,不巧适逢朝廷多事,汉武帝无暇顾及此事,故两书皆未得立于学官。

《汉书·儒林传》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所谓“《礼》后”,指后氏所传之《礼》。所谓“后氏”,即上文提到的齐诗学派传人后苍。

据《汉书·儒林传》,后苍说《礼》至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曲台后苍》九篇”。“曲台”之名因何而来?如淳《汉书注》曰:“行射礼于曲台,后苍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服虔《汉书注》曰:“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据《汉书·艺文志》,后苍说《礼》,“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由此可见,《后氏曲台记》并非记录汉代射礼之专著,“曲台”之来由,当从服虔之说为宜。

《汉书·儒林传》称:后苍之《礼》学,得自东海孟卿;孟卿之《礼》学,得自瑕丘萧奋。萧奋因通《礼》而官至淮阳太守。至于萧奋之《礼》学从何而出?史无明文记载。不过,后苍之礼学既然以《士礼》为本,追源溯始,萧奋之礼学想必也是从高堂生而来。

《汉书·艺文志》称:“迄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戴德与戴圣为叔侄,戴德所传的《礼》,史称《大戴礼》;戴圣所传之《礼》,史称《小戴礼》。庆普所传之《礼》,史称《庆氏礼》。据《后汉书·儒林传》,降及东汉,得以立于学官之《礼》学仅有大、小戴氏。可见当时《后氏礼》与《庆氏礼》俱衰。

 

据《晋书·荀崧传》,荀崧上书晋元帝,请立“郑《仪礼》博士一人”。所谓“郑”,指郑玄;所谓“郑《仪礼》”,指郑玄注释的《仪礼》;所谓“《仪礼》”,即西汉之世所谓的《礼》或《士礼》。

郑玄其人,详见3.1.5,此不复赘。据郑玄《仪礼目录》可知,《仪礼》的目次在当时有《大戴礼》、《小戴礼》,以及刘向《别录》三个不同的版本,而郑玄的《仪礼注》采取刘向《别录》的目次。郑玄《仪礼注》为《仪礼》最为流行的版本,刘向《别录》的目次因而成为后世《仪礼》的标准目次。

 

今本《仪礼》的篇名与次序如下:

 

士冠礼第一

士昏礼第二

士相见礼第三

乡饮酒礼第四

乡射礼第五

燕礼第六

大射仪第七

聘礼第八

公食大夫礼第九

觐礼第十

丧服第十一

士丧礼第十二

既夕礼第十三

士虞礼第十四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有司彻第十七

 

以其内容考之,《既夕礼》实为《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实为《少牢馈食礼》之下篇。故《仪礼》名为十七篇,实为十五篇。

 

《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至孝宣世,复立……大小戴《礼》……后平帝时,又立……逸礼》。”

《汉书·儒林传赞》所言,不及《庆氏礼》,当因《庆氏礼》在当时已经失势遂略而不书。汉平帝之时,王莽摄政,《逸礼》之所以得以立于学官,皆因好古文学之王莽所致,与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同。

所谓“又立……逸礼》”,恐失诸准确。所谓《逸礼》,不过是《礼古经》多出于《士礼》的三十九篇。推之以常理,仅取三十九篇而不取全部《礼古经》的可能性极小。故所谓“又立……逸礼》”,当读如“又立……《礼古经》”于学官。

 

要言之,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时,所谓“礼经”,只有今文《士礼》。至汉平帝之时,古文《礼古经》也得以立于学官。无论《后氏礼》、《大戴礼》、《小戴礼》,抑或《庆氏礼》,皆以高堂生所传之今文《士礼》为其经文,区别仅在编排的次序与解说。至于《礼古经》,则不仅经文文字与《士礼》不同,内容也多出三十九篇。《礼古经》立于学官之后,想必亦当有讲章、注释之类,无奈史册失载,未可得而知其详。西汉称之为《礼》或《士礼》者,至东汉之末而有《仪礼》之称。至隋唐以降,《仪礼》之名后来居上,成为普遍流行之称谓以至于今。

 

《汉书·艺文志》于“礼”部之下首列“《礼古经》五十六卷”,其次列“《经》十七篇,后氏、戴氏”,再其次列“《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

中华书局标点本排作: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把《礼古经》与《经》排在一行,欠妥,当作如下分行为是:

“《礼古经》五十六卷。

“《经》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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